《西藏日报》：“蹲点”采访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
内容提要 “蹲点”采访突破了一般事件性新闻的采访方式，更贴近采访对象及其生活方式，而田野调查方法旨在生产一套关于客观对象的知识。两者在一手资料收集过程中既相似又有差异，以此可以探讨“蹲点”采访对田野调查方法借鉴的可能性。
一、“蹲点”采访的概念及实践
“蹲点”采访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顾名思义可理解为以某个地点为中心的采访活动。与以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等新闻价值为追求的新闻采访不同，“蹲点”采访的采访对象缺少明显的新闻性，或新闻价值需要一个过程才能体现，采访需要用一段时间的“蹲点”来展现事物的状态和特征。记者长时间从事某一地区的新闻报道，积累了不少行业性、地方性认知，为“蹲点”采访提供了条件。
“蹲点”采访让记者从“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新闻，以更贴近采访对象的视角反映社会变革带来的生活方式变迁。对于民族地区新闻媒体而言，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多集中于党政部门，媒体在履行好“喉舌”职能的同时，也要防止“只跑机关，不下基层”的怪圈，用“蹲点”采访展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是媒体理应具备的基本功。《西藏日报》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蹲点”采访报道，如反映西藏边线地区历史巨变的“雪域边线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重走解放军进藏路”、反映西藏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高原人家”等，积累了不少“蹲点”采访经验。
“蹲点”采访的时间相对宽松，记者通过熟悉宣传报道的方针和精神，取得相关地方、行业部门的支持，确定“蹲点”的时长、关注点、稿件数量等。在采访中，记者更能频繁地使用观察、提问等技能挖掘民族群众生活中看似平常的故事。例如，“高原人家”系列报道《“松巴老人”的感叹》《体验乡村“文化味儿”》《小作坊“酿”出好日子》等采访中，记者对当地环境和采访情景进行了详细交代，包括采访对象的经济水平、收入来源、家庭情况，以及言语、穿着、心理状态等。“拉萨河纪行”系列报道《敛风聚气的“上谷”宝地》《热闹的“江村”》等采访中，记者尽量让“自己说自己的故事”，在揭示采访对象真实生活状态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细节、故事和情节。“蹲点”采访获得的一手材料相较于一般新闻采访更为丰富，包括不同时间点、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中新闻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形式的无规范性等。这在写作中增加了报道的可读性，有助于提升新闻作品质量。
“蹲点”采访带来的作风和文风改变，促使记者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新闻、如何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等。除了从新闻业务中查找问题、总结经验外，还把目光投向以调查见长、同样追求客观的田野调查方法。一种假设性的思考是：如果对西藏边线地区发展、拉萨乡村、农牧民家庭生活等进行田野调查，得到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蹲点”采访如何从田野调查方法中获得一些启发？
二、“蹲点”采访与田野调查方法的比较
田野调查早期多关注远离现代文明的部落群体，该方法使用参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及描绘亲属关系图表等方法收集资料。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他者文化难觅踪影，田野调查以回归日常为契机，“通过深入受访者的生活环境，体察他们的心理世界，表达无法轻易被领会的感受，在看似寻常的互动交流中探究那个重大而隐秘的世界。”[1]
对客观对象的系统研究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在进入田野之前，研究者需要进行田野调查的理论训练和查阅所在地相关文献，并尝试提出研究假设。以熟人身份进入田野的研究者更有助于与调查对象构建平等交流的关系，把身份介入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具体调查中，研究者通常先观察、后发问，重点关注权力结构、社会资本、交往网络、道德伦理等，在田野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已不言自明。不似记者在采访现场记录，研究者会利用田野调查中的空闲时间将见闻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当中还可以加入自己对材料的理解。
田野调查获得的材料常常数万字，研究者再把社会科学理论与田野材料有机“缝合”起来，以此检验此前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是可以修正、改良和完善的，田野调查的材料经过学术思维的抽象化后，最终形成本土化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田野调查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强调反身性，即研究者的身份、行为等可能对研究的客观性造成的干扰，以及这种干扰如何被排除和克服的，从而为研究的可信度、适用性和可重复性留下依据。
“蹲点”采访和田野调查的比较属学理上的划分，目的在于更加明确各自的问题指向、适用范围和操作路径等，并无价值判断。
同时，采访“蹲点”与田野调查都以固定的调查点为对象，通过观察、访问获取资料，并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2]一是注重一手资料，无论是采访需要“带着泥土”的材料，还是田野笔记，都以从客观对象中来的材料为依据；二是“以小见大”的视野，虽然调查的地点相对固定，但其中的经验与意义却有一定普遍性，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去把握某个群体、社区或现象；三是伦理道德与人文关怀，调查必然介入他人生活，既要弥补一般采访或研究视角“浮于表面”的缺憾，又要做出尊重他人隐私的道德抉择。这些相似之处成为采访“蹲点”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基础。
三、“蹲点”采访对田野调查方法借鉴的可能
《西藏日报》“蹲点”采访的系列报道既成为外界了解西藏的窗口，又为田野调查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引用的材料；一些学者也将在藏开展的田野调查中体现民族文化魅力和反身性思考的部分，以新闻形式在媒体上发表。“蹲点”采访与田野调查的有机互动在实践中并不新鲜，需要的是在理论上对“蹲点”采访借鉴田野调查进行总结，以期进一步提升新闻业务水平。
（一）问题意识：关心小众群体
媒体肩负着社会“瞭望者”和信息“上传下达”的职能，但不少记者在实践中满足于从政府部门获取新闻线索，被动地组织新闻报道。这不仅限制了记者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反过来也不利于政府部门做出决策。因为科学的决策需要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政府部门提供社会真实情况、反映群众诉求恰好是新闻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田野调查是带着“问题意识”观察社会的，这让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对“蹲点”调查对象的阶段性特征、存在的问题、可能的对策等产生较为清醒的认识。在部分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难以摆脱“能歌善舞”的刻板印象，进城务工人员、精神病人、丁克家庭和被拆迁者等小众群体甚至被有意识地遗忘或以片面的个案出现。借鉴田野调查方法，记者可以透过社会权力关系的比较发现他们的所处环境，也将这种问题意识作为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提升。
（二）主位视角：调整与采访对象关系
为了加快采访进度，记者常常通过跑口的相关部门与采访对象建立联系，在采访对象面前带有“无冕之王”的光环，有时还会“引导”采访对象以得到想要的答案。此时由于双方关系的不平等，采访对象可能会主动迎合记者的采访需要，不愿表露真实想法。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客观对象的关系有“主位”和“客位”之别。作为外来者，记者的采访视角以“客位”为主，对当地人文社会发展的描述带有上级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不同地区发展之间的比较等，这与当地人对自身社会的认识势必有差异。一旦当“客位”视角对当地的理解不恰当，就可能酿成报道失实甚至文化冲突。因此，记者采访中应该补充当前相对缺失的“主位”视角，尝试以更加贴近当地人的方式看当地。“主位”视角需要记者一定程度上放弃“记者”的身份，也就是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通过采访对象关系及视角的调整，释放更多平等的意义。
（三）定点采访：间隔性回访当地
在“走、转、改”活动的带动下，媒体将“蹲点”采访作为一种制度加入日常运作中。例如，《西藏日报》就要求驻站记者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采访。然而，一些“蹲点”采访策划强调采访地点的数量，刚刚对一个地点大致情况有所了解，又要马不停蹄地赶赴下一个地点。究其原因，在于媒体不得不面对市场环境下的各种压力，记者不可能像研究者那样长时间调查。
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反复调查与检验的过程。研究者田野调查时间通常不少于一年，但未必是连续的，也需要从田野中抽离一段时间查阅文献、整理材料和调整视角等，带着新的问题重回调查地点。一种可以借鉴的方式是，媒体间隔性地对某地进行定点采访，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单次“蹲点”时间的不足，而且一些现象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西藏日报》获2016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的作品“老新闻新故事”，就是此前“蹲点”采访的间隔性回访，通过对当地采访经验与新闻作品的积累，进而完成更具深度的新闻报道。
（四）文化拾遗：多元形态的话语表述
事件性新闻报道以时效、异常及精英代表为价值追求。受思维惯性影响，记者在“蹲点”采访中也可能寻找“方便样本”：从相关部门负责人那里获得整体情况，从调查地点的基层干部那里获得具体情况，再从几个表达能力强、愿意配合采访的当地人那里获得更多信息。“方便样本”难以摆脱主题先行的痕迹，标准的、僵化的话语代替了采访对象丰富多彩的表达。
田野调查注重对客观对象的“深耕”，通过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声音录入，突破人为设定的框架，恢复被遮蔽的多样性，实现多元形态的话语表述。“蹲点”采访不应简单为了预期的结果而收集材料，还应借助田野调查方法关注散落在日常中的细节。这种看似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其内在是自洽的，使得新闻拥有更大的取材空间与叙事可能。
四、结语
新闻采访是新闻业务的核心环节，在新闻报道方式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下，新闻采访如何求新、求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蹲点”采访突破了事件性新闻的采访方式，重在展现事物的状态和特征，从而与田野调查方法有了更多对接的可能。《西藏日报》近年来推出的“蹲点”采访报道拓展了新闻报道的覆盖面，反映了西藏社会发展的面貌，但仍需要从田野调查方法中获取提升空间。
在“蹲点”采访与田野调查方法的比较基础上，“蹲点”采访可以从关注对象、采访视角、报道连续性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尝试借鉴田野调查方法，从而彰显媒体的人文关怀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然而，正如学术研究属于小众，“蹲点”采访对记者的个人综合素质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提出了较高要求，以市场效率为法则的媒体运作使得这种借鉴还面临很多挑战。（作者是西藏日报社主任记者）
[注释]
[1] 孙起.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民族志新闻的意义与前提[J].国际新闻界, 2016(7):100-113.
[2] 郭建斌.“询问”与“提问”：人类学学者和新闻记者“问”的差别[J]. 新闻记者, 2016(11):2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