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及启示
陈小岑鸟 黄 勇
（厦门市互联网舆情中心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361000）
【摘要】 风险具有社会建构性，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
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特点的分析，总结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专家以及网络
民意在网络风险传播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疫情；风险建构；网络传播
一、风险的建构性与网络风险传播
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利益日益分化和价值观日趋多元，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潜在风险增加。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它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也是对于客观环境本身的主观感受与判断，是基于现实被建构出来的一种“构想”，贝克称之为是“一种社会定义”，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
作为社会信息传导的中枢，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风险信息传播相比，除了信息海量涌现之外，网络风险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不再是单向或者一对多的扁平化传播，而是形成了多点发力、纵横交汇的立体式传播模式。网络风险传播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例如低准入门槛使普通公众获得了与专家学者平等的风险定义话语权、即时互动性为风险议题中不同观点的呈现与争论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公开性让更多来自于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诉求被重视等。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这些优势也可能演变成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全民风险建构带来认知混乱、从众传播造成风险放大效应、信息碎片化阻碍系统性风险治理等。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
（一） 风险信息传播、更迭的速度前所未有
以微信、微博、抖音为代表的微媒体平台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中成为获取信息和扩散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交互性传播模式加快了疫情信息传播的速度。微媒体平台用户组成了无数个网络传播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结、转发，在短时间内以裂变的方式创造出无数条传播路径，从而加快了疫情信息在网络上的更新、扩散速度，尤其是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微平台发酵后，更是以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快速传播。除此之外，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还体现在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异军突起，尤其后者几乎是“零时差”将疫情信息传播给公众。例如自 1 月 21 日起，央视新闻每天直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现场发言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同步展现在公众面前；1月27日，央视新闻在新媒体平台发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施工现场24小时直播，最多有6000万网民同时在线当“云监工”。高速率、零时差的网络风险传播不仅考验着各媒介发展功力，也给当时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二） 网络媒介技术赋权促使全民参与风险建构
与以往网络围观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深受影响，加上网络平台的低门槛准入和使用方便性，公众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自由表达，不仅成为疫情风险信息的传播者还成为了疫情风险的定义者，通过发布、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自觉或不自觉被卷入风险“拟态环境”的建构中。疫情初期，由于面对面社会交往的停滞以及对各类疫情信息的极度需求，公众在网络传播中表现出很强的传播意愿，几乎人人都是“风险定义者”。并且公众获取、建构的疫情风险信息因为个体的媒介素养、对媒介的选择、个人经验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个体的疫情风险感知及后续有关的风险传播行为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例如一线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差别，或者那些有过隔离经验的公众在网上进行信息传播时所关注的内容重点肯定与没有过经验的公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风险定义过程中，因为面对疫情风险这样带有专业性的议题，普通公众的思考和议论不可能像专家那样严谨、到位，所以他们的网络风险建构大多是经验性的，也显示出很容易受到网络上其他意见影响的倾向。因此全民参与疫情风险建构出现了两种两极分化的结果：一个是各种信息在交汇、碰撞中越来越接近真相；另一个是在传播过程中演变出各种背道而驰的网络流言和谣言。
（三） 网络和风险的双重影响因素导致情绪化传播更为明显
原本网络传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情绪化表达远远多于理性化发言，而面对疫情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网络传播中情绪化宣泄和倾诉就更为明显，可以说充斥着整个网络舆论场。加上信息不对称以及部分网络平台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情感煽动和偏见强化，网络传播的情绪影响甚至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由于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更为强烈、更为深刻。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封城”、口罩和消毒液等防护物资紧缺、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种种负面信息通过网络实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加上图片、视频等直接刺激感官的传播形式成为主流，公众不安、恐慌和无措的情绪加剧。到了疫情稳定期，公众进入较为平静的心理修复，此时一些诸如致敬医护人员、社会众志成城等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又迅速引发公众情感共鸣，形成社会共情效应，起到增强抗疫信心、凝聚人心的作用。情绪是会传染的，尤其经由网络的传播，情绪的聚集和扩散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此次疫情信息传播中不少热点话题都是由公众的网络情绪推动不断升温的。例如“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感染新冠去世”“黄冈卫健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武汉红会不作为”等事件中，网民既有哀悼和惋惜，也有嘲讽和愤怒。
（四）权威信息与不实谣言在舆论场域内展开力量博弈
正如每次公共突发事件都会带来一波网络谣言，此次疫情发生初期，由于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恐慌、官方信息的缺位和滞后，各种形式、不同内容的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例如“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解放军将进城全面接管武汉市”“戴多层口罩才能有效防护”等，除了利用知名专家的权威性，不少谣言还借助先进的视频剪辑嫁接技术让公众以为眼见为实、深信不疑，从而积极扩散转发。谣言“重灾区”集中在微信圈群和微博，前者尤为明显，相似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取得信任并促成转发行为，微信庞大的用户基数为谣言传播形成大的效应提供了最基本的群体聚集，微信自身的闭环式传播特性和强关系“人情捆绑”，为谣言大肆传播、挤占舆论场提供了助推力[1]。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此次疫情期间不少主流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利用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APP，甚至是微信小程序等全媒体传播矩阵来尽量扩大覆盖面，从而压缩谣言传播的空间。例如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央媒，在各自的新媒体平台实时更新新闻报道、开设辟谣专栏、进行网络直播等。因此，此次疫情期间的网络风险传播舆论场呈现出权威信息与不实谣言展开较量，争夺流量和人心，以掌握话语权的状况。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铺开，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公开越来越及时和透明化，“谣言止于公开”，可以说在这场对冲和博弈中，权威和真相跑赢了流言和谣言。
三、关于网络风险传播的几点思考
（一） 从传播源头看，必须重视社交媒体风险信源的预警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网络舆情在 12 月 30 日开始形成，当晚少部分公众在封闭的社交媒体圈群平台获知并传播这一疫情的传染性和防范措施。第二天上午10时“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冲上全国微博热搜榜单第一名。之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第一财经》、《新京报》等主流媒体进行关注和跟踪报道，公开平台网络信息传播形成一次小高峰。然而，由于当时武汉官方的信息披露不足和对疫情风险信息传播的人为干预，初期的疫情预警信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有专家所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从而导致当我们想要启动全国疫情防控时，需要花费数以千倍的代价和资源。”[2]
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分散性，风险信息也总是掌握在分散的、不特定的个体手中。[3] 而社交媒体因为其极高的普及率、使用率，以及时时在线性和快速扩散性，往往成为风险信息的“第一信源地”。传播初期这些信息可能只在封闭的圈群流动或没有过高的关注度，但是它们一旦成为主流媒体的消息来源，就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其预警范围。另一方面，当官方要采取正式预警时社交媒体也是重要渠道之一，如今政府机构、传统媒体都已入驻社交媒体平台，在此开展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来自官方准确、权威的预警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分发到用户，然后由用户再次进行二次转发的裂变式传播，能够迅速扩散以实现影响力最大化。
（二） 从传播主体看，网络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仍具有强大舆论引导力
有专家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公众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远远高于非正式传播媒介，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中，中央媒体被信任度最高，地方新闻媒体次之，专业类媒体 （如丁香园） 第三，新闻门户网站第四。[4] 此次主流媒体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尤其是中央媒体，由网站、客户端、微公号、微博、抖音等形成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发挥了作用，及时、真实地报道关于疫情的新闻事实、提供疫情相关信息以及进行防疫知识的科普等，显示出自身强大的舆论引导力。
在网络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被置于激烈的话语权竞争中，但因为其本身所拥有的丰富信息资源和强大社会公信力，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动员公众、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正向作用，不仅能够建构出较为客观真实的风险图景，有效引导公众应对风险，而且还扮演了对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和机构的监督角色，寻找决策本身、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不利之处，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公正与科学。这些优势与作用，都是自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主流媒体在网络风险传播中必须从以媒体为主导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从“要你知道什么”转变为“你想知道什么”，运用互联网思维改进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提升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感，以实现高质量的网络舆论引导。
（三） 从传播渠道看，短视频在风险传播流量聚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疫情期间，短视频成为许多足不出户的公众获取外界信息和娱乐的重要渠道。疫情期间，由于疫情相关信息的用户刚需，短视频平台呈现出媒体化趋势，在通报最新疫情、传播专家观点、科普抗疫知识、破除不实谣言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截至10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在抖音上“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话题的视频总数超过31万个，播放总量超过375亿次。
不同于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的长视频或者图文形式，短视频要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进入故事核心、突出信息关键，从而具有极高的传播效率和快速传递要点的能力。[5]越来越多媒体和政务号入驻，打破了短视频平台传播内容以娱乐化为主的格局，开始向信息化方向倾斜。复杂的网络风险传播中，短视频以简单、直观的传播形式在风险科普、共情动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其接入门槛较低，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和老年人群体不会存在明显的信息鸿沟；其次因其画面剪辑紧凑、重点突出，多数配以背景音乐，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感官刺激，煽动性明显。因此，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甚至是普通公众各方纷纷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优势，将其打造为风险信息的高效传播通道。
（四） 从传播效果看，专家成为网络意见领袖能够有效提升风险传播效果
处在疫情风险情境中的公众由于缺乏对疫情相关知识的了解，形成了对专家角色的依赖。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家群体成为了权威性的代名词，公众对于他们的信任度从不少谣言为增加可信性而冠以这几位专家的名头就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科学知识在界定风险时具有垄断性的支配地位，专家在风险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是处于知识不对称的公众所无法比肩的。在网络风险传播链条中，行业内专家型意见领袖不仅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观点，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将专家作为网络风险传播的意见领袖和网络舆论引导者，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在自媒体账号直接发声等方式，给出准确的风险发展信息和积极应对的态度，可以在科普风险专业知识、引导公众理解并支持风险治理政策、减少恐慌稳定社会情绪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作为意见领袖的专家之间会存在学术争论，也就是对风险定义的差异化可能造成公众风险认知的无所适从，可能是真理越辩越明，也可能是各执己见、各有市场，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将是风险传播管理的一大挑战。
（五） 从传播受众看，应该科学对待风险传播中形成的“网络民意”
一方面，从参与数量上看，在当前网络传播生态中，虽然普通公众被赋予了平等的信息传播权，看似众声喧哗，但信息扩散的速度和广度仍存在巨大差别，尤其在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风险议题上，意见领袖、精英阶层依然掌握着传播场域的话语权，正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但音量有大有小”；并且，网络上公开发声的只是一部分人群，仍存在“沉默的大多数”，加上网络推手、水军，甚至是人工智能评论，所以即使数量众多的网民参与了风险讨论并达成共识，也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现实意义上社会公众的意见。另一方面，从参与质量上看，面对未知和动态变化着的风险，公众对风险信息的筛选、求证和批判解读的能力有待提升，于是网络传播的从众效应更加明显，体现出来的网络民意往往具有理性非理性交织和易被引导的特点，也不能代表现实主流民意。因此网络风险传播中体现出来的“网络民意”存在少数与多数、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应科学对待，避免被误导、绑架而出现舆论引导失误。
参考文献：
[1]刘海明,高杰.微媒体平台的疫情信息传播特点及注意事项[R]. 人民网，2020-02-2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5/c40606-31602527.html.
[2]张文宏.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③：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后续应对[R]. 澎湃新闻，2020-02-2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19784
[3]韩新华. 社交媒体参与社会风险治理：契机、路径与规范[J].中国广播，2020年第08期.
[4]章燕,邱凌峰,刘安琪,钟淑娴,李介辰.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J].新闻大学，2020年第3期.
[5]陈孟.疫情期间的融媒体传播特点分析[R].人民网，2020-03-09，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20/0309/c40628-316240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