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上、中、下）
代表作一：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上）
黄河滔滔，气吞八荒，一路浪淘风簸，百转千回，横越大半个中国。
摊开中国地图，用直尺测量，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算起来直线距离不过2000公里左右；但实际上，黄河九曲，长风卷浪，还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
所有的转折，都是为了前行，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改心之所向；所有的转折，都会校正方向，纵迂折依旧奔流，不易向海归途。
恰如这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凶险莫测的湍流旋涡中冲出来，从前途未卜的萦回曲折中闯出来，就算有过短暂的偏离航道，也终会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向着梦想浩荡奔腾。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史上最为雄浑跌宕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命运激流勇进的百年逆袭。
溯源而上，就如同黄河的源头只是一眼碗口大的泉，这宏阔百年的开端，看上去也仿佛平常。
那是1921年7月里的一天。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只有穿过了百年岁月回望才发现，这一天，竟是华夏历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个节点。如同那眼泉，宁静中蕴含了惊天伟力。
一
中国命运在生死存亡时刻迎来转折，开天辟地诞生了华夏民族有文明以降，第一个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这个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了人民”四个字融进血液里
这一天，中国人已经求索了太久。
晚清的中国，遭遇的是西方机器时代、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五千年文明尊严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最终给予战胜国中国的，只是归还被夺去的天文仪器。这是何等的讽刺！
彼时彼刻，在国家叙事中是蒙羞、是屈辱，而对于千千万万升斗小民来说，是活生生的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连年的战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让黎庶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
长夜难明赤县天。在曙光还没有降临的20世纪初，黑夜是那么浓稠而漫长。更令人无望的是，在此之前，面对一连串的屈辱，中华儿女不是没有奋起过，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设想不是不美好，信仰不是不坚定，却空留下冷却的热血、难酬的壮志、未竟的事业……
试错成本如此高昂，却弥足珍贵。它告诉我们，旧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但是，这条路到底在何方？
最沉的暗夜里，也依然有人不曾放弃寻找星光。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在狱中遭受酷刑，壮烈牺牲，时年38岁。他就是写下600多篇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他带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心无旁骛、夜以继日地翻译，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典故。他就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
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风雨如晦的长夜。
多年以后，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后来，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1920年的字样。就在1920这一年，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等，先后成立了8个早期党组织。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九万里风鹏正举。一段风雷激荡、壮阔奔流的大历史即将开启，一场关乎亿万级体量人口命运的大转折即将开始。
“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那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探寻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的确，站在百年沧桑巨变的今天回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做对了什么？而如果放大到更为辽阔的5000年文明史的时间域来打量，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短短百年？
只有历史才有选择权和判卷权。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赋予历史一个从未有如此蓬勃生机的崭新社会形态。
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屡屡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部中华文明史，数不尽的往圣先贤、明君能臣，纵使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场始终是从“舟”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利弊，其本质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王朝兴替如走马灯，不管皇帝姓李、姓赵还是姓爱新觉罗，农民都是最底层的“供养者”。他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着少数人的荣华富贵。
在厚厚的史册中，农民从未拥有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这就是千百年来社会运行的真相。
只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不再是没有尊严的工具人，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成为奋斗目标的本身。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对于党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这样的宗旨，才可能会出现革命烈士程昭续这样的人，在敌人用刺刀顶住脖子问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时，斩钉截铁地说：“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万岁！”随后英勇就义；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军的红军大将黄克功，也会因杀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审枪毙……
如果说历史的考卷有答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答案。只是这答案，考验的并不是智慧，而是立场和决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二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了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当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农民”，却还要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才能最终领悟。而当这一天到来时，中国革命也将迎来伟大的转折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度还难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还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弯路。
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这一疑问升至顶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
为错误路线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对正确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强烈。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更为广大的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
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是我们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正是通过农民运动，毛泽东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这是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两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举，最终迸出海面，成为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因素。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沿途撒播着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来到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而此时，长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搞点“精神食粮”。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乡邮所，梁兴初找到了几张旧报纸。从一张《大公报》上，毛泽东知道了陕北也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作出了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决策：到陕北去，把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
此时的陕北，还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边区。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这块根据地很快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10月，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毛泽东评价说。
紧紧依靠农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
他们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自动打死所有的狗，出现“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他们“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他们500万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至此，中国共产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中国革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惊人的一跃。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在1947年与国民党军队殊死作战的时候，即便是延安，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战略性放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后来把这段故事收录进所著的《毛泽东传》里，并评价说：“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赢得了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赢得了战争。”
红旗漫卷染河山，长缨在手缚苍龙。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结束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历史，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今天，战火早已平息，鲜花开满四野，穿越时光回到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短短的瞬间蕴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抉择，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多少逆转乾坤的决断。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有如神助”，一次次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暗夜里的启明星，指引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那么，紧紧抓住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熊熊火光照亮了无数人脚下的路，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无往而不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对历史最深情的回望、最透彻的洞鉴。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破除与重构了延续千年的治理体系，历史性地赋权农民。广大农民开始走向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成为时代的主角。中国农村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转折开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当这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来，古老的大地沸腾了。
那个无眠的夜晚，映照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那轮明月，将见证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萌生、发展。在这个全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这是以往任何“盛世”都不可比拟的。
新中国的天空下，处处迸发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1950年国庆前夕，音乐家王莘路过天安门，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飘扬，小朋友正在准备国庆唱歌，强烈的感动鼓荡在胸中，一首《歌唱祖国》喷薄而出，很快就唱遍城乡大地。
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唱着新中国的歌，热火朝天地兴修水利。修好淮河、根治海河、治理黄河，一大批水利工程将千年水患变为今朝水利。从水患到水利，一字之差，展现了新中国农民移山填海的情怀、力量和智慧。
在自己的村庄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被知识隔绝，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开始读书识字、告别文盲。到1960年，全国有1.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
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1955年，在一篇表扬实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泽东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更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村庄开始有了基本的医疗资源。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在1958年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这当然是后话。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当家做主的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觉醒，也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着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迫在眉睫。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等待资本自发积累，这必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年轻的新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围堵，拖不起，也等不起。无奈之下，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成为当时工业化发展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如今，亲眼见证过“嫦娥探月”“蛟龙入海”等超级工程的人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一历史进程？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我们今天举世瞩目的工业制造能力、稳居第二的综合国力，也无不是奠基于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
也许，只有放在大历史中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党与农民在并肩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后而建立起的唇齿相依、交洽无嫌的信任关系。
事实证明，勒紧裤腰带搞工业是当时的必由之路。且不说“两弹一星”、机械能源等重大科技项目在国防上的屏障、经济上的拉动，就从农业本身来说，到1956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历史首次突破300公斤大关，基本达到了热量安全线；198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4亿吨，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之中，除了体制优势外，工业化的牵引、化肥的作用、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功不可没。
这也是作为主人翁的广大农民，对自己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义无反顾的奉献。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已经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他们本应得到丰厚的回馈，过上更好的生活，却选择了继续奉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成为主人的这个国家，他们与新中国同舟共济、祸福相连，他们用辛劳与汗水哺育新中国的成长。
这份信任，这份深情，纵斗转星移，亦不能被忘记，也必不会被辜负！
四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带领迷茫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
1978年的风呜咽着从江淮大地吹过，那一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土地大面积抛荒。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允许农民“借地度荒”，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这个口子一开，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额。而且，第二年初春，尝到甜头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们在激烈争论、谨慎观望。不过很快，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发生了。人们发现，1978年冬小岗18个农民已经秘密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而且第二年获得大丰收，“讨饭队”变成了“冒尖队”。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下来。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的激烈碰撞。在经历了十年曲折后，彼时的社会和人心正酝酿着一股变革的热望与激情。而农民又一次扮演了历史的关键力量，推倒了农村改革的第一面骨牌，自下而上引发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终于，农民创造力与国家意志力交织并行、桴鼓相应，共同开启了大变革时代。
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中国农业连续六年大丰收。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堪称奇迹的事件正在酝酿、爆发，那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鼎盛时期，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近半，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发展，这是农村最重要的两项改革，都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
这场社会大变革发端于农村，很快就“燃烧”到全国经济、政治、思想方方面面。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标志性的地点，就是深圳。
1978年，“深圳”还是明朝永乐八年史籍上一个不起眼的名字，那个标志地点还叫作“宝安”。
5月的一天，当时的广东主政者习仲勋路过南岭村，看到耕地都没人种，而当时很多人偷渡外逃，甚至说“死了之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位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老人潸然泪下，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第二年，在向邓小平汇报时，习仲勋提出划一块“贸易合作区”，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曾经当过陕甘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带领农民分田地、建政权的习仲勋，又亲手推动了与他一生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特区”。
从此，“深圳”真正成为深圳，成为“中国速度”的领跑者、“敢为人先”的代名词、“特色道路”的观察窗。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当中蕴含着无穷智慧，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的选择、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任何时候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根本要求。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是邓小平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也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中国大地上动人心弦的社会大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激荡、相互成就，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引领下，中国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十亿级人口长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工农、城乡关系也迎来新一轮变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自此，“反哺”成为城乡关系的关键词，我国三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
在这一轮变革中，农民个体感知到的是收入增加、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权益；而从宏观层面来说，更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农民成为反哺的对象，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取消农业税。
2002年，浙江宁波悄悄试水农业税费改革。到2004年，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停征了农业税。后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里说道：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进行的重大调整，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局之棋。
改革潮流势不可挡，一件彪炳史册的惠农大事发生了！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片土地上延续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彻底结束。此后更是对农民实行了“四补贴”政策，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现代化成果。
种地不但不再缴税，反过来还能拿补贴。这不是简单经济利益上的加减法，而是千百年来农业赋税作为政权经济支撑的彻底终结，是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发展红利的权利昭示。
五
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回馈农民最珍贵的礼物，也是中国崛起最伟大的转折。跨过了这个门槛，大国重现荣光之路将无人能挡
2020年2月4日，农历小年，江西井冈山白银湖村村民邱冬华贴上新对联，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山也曾写下一副对联，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横批：“共产党万岁”。
一幅“共产党万岁”的横批串起92年的岁序更替。92年前，毛泽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指挥一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战役，井冈山率先出列，摘掉了贫困帽子；而再过一年，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也将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将彻底摆脱绝对贫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在梁家河当过7年农民的习近平，对中国农民情深义重，他知道农民的苦，了解农民的难，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农民带出贫困，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宗秀至今还记得2012年那个冬天：家门外用石头铺的小路上都是雪，一位客人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家里。进了屋，也没嫌干不干净就坐下来，“和我拉家常可是亲切”。走的时候，两口子特意搀着客人走出门外，“我叫他慢着点，他也叫我慢着点，说路不好走。”
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一个多月前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在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个涉及亿万农村贫困人口福祉的脱贫攻坚战略缓缓铺开。
此后8年，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打响。300多万名党员干部奔赴战场，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2019年6月16日晚，广西百色，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辆车、一个人，正顶风冒雨行驶在一条山路上。
这是一条与重病老父亲含泪告别的路。病床上的父亲试图留住她：“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现在开车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这也是一条心急火燎回村的路。她说：“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
然而，行至半道，山洪突然袭来，瞬间淹没了这辆车，连同车里那个青春热血的生命。
在这场伟大战役中，包括广西百色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内，1800个鲜活的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这一刻，百年的誓言铮铮作响，一个世纪的旗帜猎猎飘扬。
什么是初心？这就是初心！什么是使命？这就是使命！
它始于百年历史中，农民对党的深情奉献和党对农民的深切挂念。
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很多都是革命老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快速脱贫。百年的情深似海，今天的休戚与共。脱贫攻坚伟大战役正是对喂烈士遗孤奶水、自家娃娃米糊的沂蒙红嫂的感恩；对“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太行儿女的感恩；对青壮年几乎都参军、“断代性”牺牲的川陕苏区的感恩。也许，只有到老区人民都小康的那一天，那积存百年的沉重情感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它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民族整体利益、长远发展而对农民欠下的历史旧账。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的积累。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服务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资金，征用农村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农民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今天，反哺农民是一种必然的逻辑，一次历史的还账！
它也出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如何发展的现实考量。
我国GDP已经破百万亿，人口14亿。如此体量的大国，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放在首位考量的始终是稳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如果贫困持续深化，一些国家贫富差距过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不能在经济社会上寻求更大公平，一些国家社会阶层撕裂、政局不稳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如果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就相当于给未来发展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仅从现实角度看，绝对贫困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绕不过的沟坎、避不开的洼地。
2021年2月25日。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偿千载宿愿，建不世之功。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中国的脱贫成果也引来世界的目光。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艾略特·哈里斯评价道，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和“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介绍了贵州一个村的脱贫致富实践，感叹：“绝对贫困在中国已成为历史。”
六
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华民族都始终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却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断崖式跌落。但这不是历史大势，这只是短暂的波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荆棘中逆袭，走过百年峥嵘。下一个百年，以乡村全面振兴为起点，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将重启荣光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不到16岁的少年，带着满满两箱书，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在这片他的父辈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他将开启他的人生征程。
列车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铜川后，换乘卡车到延安，再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最后，穿过一道狭长的沟道，来到梁家河。
也许正是因为以这个黄土塬上最普通的村庄为起点，在此后的岁月里，“农民”两个字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脉情感里；多年以后，又重重地刻进他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中。
从梁家河，带着农民建沼气池、办铁业社；到正定，开创河北省第一个“大包干”试点先河；到宁德，深植摆脱贫困的理念与方略；再到浙江，完成乡村振兴试验田、中国梦起手式的探索。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滋养着他，而他，也在一路行思中埋下了未来大国复兴道路的伏脉。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掌舵泱泱大国，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两个一百年”的辽远视野，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发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划时代号令。
这当然不只是情感萦系，也是对历史的洞见，对未来的擘画。
如果把三农问题放在历史长河，特别是近代以来全球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去考量，我们会发现，三农问题是带有持续性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爆发出不同矛盾，本质上都是三农问题与其他矛盾的交织叠加；三农问题也是全球现代化转型中最要害、最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三农，决定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冷酷扩张道路相比，我们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又一个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这一刻，儒家思想里的“天下大同”，文人笔下的“桃花源”……所有对乡村的诗意畅想都有了具体的承载；而现实中的乡村，又将以历史未曾有过的想象力，绘就一幅全新的振兴图景。
在这幅新图景里，我们的乡村将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基础，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将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届时的乡村振兴，将不仅仅是产业振兴，而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不仅仅是乡村自身的振兴，而是以城乡融合为基础的整个中国的振兴；不仅仅是一国一时的振兴，而是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特色振兴。
历史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往往只有几步。
过去百年里，正是因为参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运行规律，抓住了三农这个根本要素；也因为始终以一颗最柔软的心看待三农，中国共产党总能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即便是短暂出现偏差，也总能及时纠正，重回正轨。
今天，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一次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
这是百年国运的逆袭，也是复兴伟业的起点！
这是过往最好的时光，也将是未来最平常的岁月！
滚滚长江天际而流，险峻处“巨石巉岩临积水，波浪轰天声怒”，留下无数不朽的诗篇。
如今，曾经“瞿塘险过百牢关”的长江三峡，早已被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三峡大坝截流。汹涌而下的怒湍激流行至此处而乍变，忽转为高峡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长江上的惊世力量；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惊天逆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一道，开启了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缔造了中国命运的新天地。
历史的长度虽是时间的叠加，但每一个百年，与其他百年的厚度都不尽相同。
刚刚过去的壮阔百年，是中华民族史册上最为厚重的一页；而走过雄关漫道的中国，未来也必将如三峡大坝开闸时的天地豪情，凝乾坤之伟力，启万象之新章，在中华史上书写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人类史上探索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
代表作二：大跨越，中国历史乾坤再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中）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本身就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然而，用什么样的视角去书写历史，用什么样的史观去看待历史，决定了我们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1921—202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震古烁今的伟业中，农业农村农民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历史长河静观之时似乎总是风平浪静，只有蓦然回首，才能真切体会它的波澜壮阔。
从牛耕人拉、看天眼色的传统农业到机艺融合、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一百年来，中国农业把“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拉直成大写的惊叹号，成为护佑现代化航船须臾不可或缺的定盘星、压舱石。
从“皇权不下县”的凋敝乡村到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一百年来，中国农村为全面小康的战略蓝图补上了最生态最要劲的一块，成为支撑民族复兴坚如磐石的大后方、根据地。
从被马克思喻为散状“马铃薯”的传统小农到当家做主、组织起来的农村居民，一百年来，中国农民正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共建共享中，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安全度。
百年巨变，弹指一挥，这是再好不过的回望契机。叩问史册，秉烛沉思，我们应该从百年党史的辉煌跨越中去寻回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乾坤再造中去记取什么？
历史，比任何滔滔不绝的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能留下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朴素认知和深切关注。
“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析中华文明为什么绵延不断时，把重要一票投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民始终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孔子叹息的“猛于虎”的“苛政”无法根治；“一治一乱”的循环周期率无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无法跳出。
“农村凋敝，国本动摇”。进入近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乡村更是全面溃败，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饿殍枕藉，在无边的长夜里苦苦挣扎。
尽管仁人志士把悲悯目光落在乡村和农民身上，但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农村复兴计划”，都没有找到能够打开乡村与农民这把锁的钥匙。唯有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把农民问题的解决，放到了心上、扛在了肩上。
前后比照，才能辉映历史性抉择的真理光芒。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民这三组历史镜头最能说明，激活衰败大地的难题在彼时找到了答案——
1950年12月25日，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农民侯永禄的日记里留下了分地的记忆：“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立在田头时，人们禁不住热泪满面。”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拥有了土地产权的农民面貌一新，干劲冲天。
1986年12月23日，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壕村首次由农户代表推选村干部候选人，上级不划框子、不定调子。全村2000多名村民踊跃投票，大会一直开到后半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动，村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这种撒大网式推选候选人的办法，就像“大海捞针”，被逗趣地叫作“海选”，此举也成为中国农村民主自治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9月27日，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千多万浙江农民，站上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领奖台。新时代的中国农民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向全世界绽放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光。
如果把这三个镜头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时空坐标系中考量，它的标注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这个视角反向打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何时，只要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权，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实践和创造，我们的事业就能开拓新局面，否则就会陷入被动、遭遇困境。
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相互成就的过程。
二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就如一对连体兄弟，血肉相连分不开。中国革命的成功从解决土地问题发轫，从那时起，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就成为百年党史基本的逻辑线，也成为中国大跨越伏脉百年的生命线
仓颉造字，颇具深意。有“田”为基才能“富”，土地是财富之母，是农民生存与生活的根基。翻开历史，造就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因素很多，但要找出一个最为一致的规律，恐怕就要数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往往具有稳定与发展的双重功效。
清朝，蒲松龄——“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民国，井冈山民谣——“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
诗歌让这种时空对比更为可感。
尽管孙中山早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就提到，“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解题思路放诸中心位置并付诸革命实践。
从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分阶段、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溯这段历史，背后的逻辑线异常清晰：土改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民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润生的总结更为有力：“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
黄炎培赴华东实地考察土改后，感慨土改的巨大成就：占新中国人口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此时，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站起来了”，仅仅一年零四个月。
查阅史料，有一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那就是“翻身”。美国记者韩丁在其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解释了“翻身”的涵义：对于贫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翻身对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作用是翻天覆地的，并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整个国家农业生产水平的跨越式提升。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二战前最高的年份产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直接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再一次变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规模经营也取得了比之前农民小块土地分散经营更多的效益，农民也从劳动和土地分红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实惠。但由于之后过快地向高级社过渡，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非理性冒进，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很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历史证明，如何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线。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农民获得土地权利，我们就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当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而当我们再度回到这条生命线，再度解放思想、尊重农民、顺应农民、纠偏正误，我们又能重新获得农民的拥护，推进事业迈入新的跨越。
1978年春天开始，安徽肥西县几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绝收，秋种再不种下，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9月15日晚上，山南镇黄花大队召开会议，商量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黄花会议”很快波及山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而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手印决定大包干。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惶恐于饥饿，又恐慌于违反政策，双重折磨下的农民，把“球”踢给了领导者。“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1980年7月，习仲勋在广东先后到仁化、佛冈、从化等地就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对从化两个大队“产量承包责任制”试验的良好效果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1982年1月1日，一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多种“包字头”责任制，作出了姓“社”的重大判断。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个专注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出台标志着“包”打天下被中央授权。
一“包”就灵，这种“灵”最直观地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07亿吨，相应地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5.1％，增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近两倍。
生产关系的调整并非一劳永逸，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又将迎来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地”成为新难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要求愈加迫切。农村土地改革再一次呼唤制度创新。
红手印契约故事已经过去了38年，小岗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的春天，清风拂面，麦苗青青。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他说：“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就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在于放活经营权。农民对承包地除了占有、使用、收益，还可以流转、抵押、担保，土地经营方式演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主体经营”的立体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史上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这也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又一个飞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重构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之后，再一次赋予农民在土地承包权上的重大保障。确实权、颁铁证，手握这一重保障的农民，进可自由流转，不会被土地束缚；退能稳定拥有，不必担心像历代农民一样失去土地。可进可退、进退有方。
邓小平在1990年畅想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正在逐步照进现实。截至2018年，涉及全国2838个县（市、区）及开发区、3.4万个乡镇、55万多个行政村的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2019年，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新型经营主体超过320万家。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人计算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会场响起了七十余次热烈掌声，这句给亿万农民吃下“定心丸”的话，收获的掌声时间最长。“长久不变”四个大字将护佑亿万农民放胆奔跑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大道之上。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而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就的这句经典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之铭，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利器秘钥，也必将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牢记的真理。
三
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安全战略让我们在面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时候，都能够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历朝历代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2021年5月24日，湖南长沙开始放晴，上午10时，袁隆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在堆如小山的祭奠花束中，一张卡片上的话格外引人注目：“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因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对于这位为粮食增产孜孜以求、奉献一生的老人的离世，也许有着饥饿记忆的国人更能真切体会其哀痛之深。
美国学者沃尔特·马洛里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饥荒的国度》一书中说到，发生饥荒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所知的饥荒就有1828次。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
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的饥荒和农民生活的脆弱性描述更为生动，他说：饥荒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农村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
中国曾经最为自豪的农业随着中华帝国的全面落后而衰败，到1840年，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有人测算过，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公斤粮食、0.013公斤油料。吃饱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当时的人们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对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严峻的大考。
天翻地覆慨而慷。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见的“十七连丰”，连续六年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之上，人均占有量达到470公斤，连续多年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今昔对比，造就翻天覆地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有制度的绩效，有科技的力量，有投入的保障，但人的因素仍是其中的重要变量，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二法门。
“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陈云对土改激发生产力的分析有数据的坚实支撑：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44.8％。在随后几年农业生产中，土地改革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度绩效。
即使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但面对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仍然是“战天斗地”的动力源泉，开启了以水利化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业现代化探索。上世纪50-70年代，从“人工天河”河南林县红旗渠，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河北遵化沙石峪，再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各地农民以特有的苦干实干精神，用铣锹、条筐、独轮车，肩挑手推，修筑起大大小小数万水利工程设施，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生产更是插上了制度创新的翅膀。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有人总结，中国粮食和农业要搞好，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这些外因也终究需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来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然而，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不高，用工等成本又不断抬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谁来种地”特别是“谁来种粮”的问题亟待破解。中国农民从经营体系入手进行了又一次创造。
上世纪90年代起，每到夏收时节，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就要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这些“钢铁麦客”从5月份河南南阳开始，沿着小麦成熟的速度和方向，有条不紊地一路向北，到8月底刚好赶上黑龙江小麦收获。这种跨区域专业化机械调度，使中国3亿多亩冬小麦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先河。
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的功劳簿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有一席之地。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例，在四川广汉，全程托管的农户，每亩生产成本比自己耕种减少了57.5％，水稻单产提高了50公斤以上。
农业社会化服务除了对粮食的贡献，在生产关系层面的深层变革也值得称道。在不流转土地、保持原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破除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了经营规模化、组织化；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得以安心外出务工或从事二三产业。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粮食总产量增加近5倍，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困扰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一去不复返；粮棉油糖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低质低效的减下去，优质绿色的增上来，“米袋子”越来越丰富，“钱袋子”越来越充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使我们即使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横扫全球的风险挑战，仍然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四
基层民主进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源自农民的大胆探索，而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对农民福祉的维护，让农民的创造力成为推动历史大跨越的强大动能
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前，高大的红色石柱上，一团熊熊火焰燃烧不息。
1923年4月的一个夜晚，北大红楼一个僻静处，李大钊郑重地对学生弓仲韬说：“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一批仁人志士来推动，你回家乡安平一带农村发展组织进行斗争，怎么样？”
“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当年8月，弓仲韬回到家乡台城建立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播下第一粒火种。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小农都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马克思曾断言：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好像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是彼此分离的。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种皇权下的乡绅自治结构，形构了中国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宗法文化制度对农民进行强控制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
尽管“开发农民的力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上一股浪潮，但各式各样的乡建运动，却因没有找到土地这一提纲挈领的“牛鼻子”而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局告终。
直至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并通过土改，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根本上重塑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明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治理技术，使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难怪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组织起来的农民告别了一盘散沙，传统的乡土社会让位于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的现代农村。这是中国农村跨越千年的大变迁，也是中国农村从传统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日益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相衔接和融合，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也发挥了积极的乡村治理作用。但由于后来脱离实际、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杜润生所言：“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
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的诉求，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又一次“箭在弦上”。樟树不语，见证历史。1980年2月5日，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果作屯村口的大樟树下，38岁的生产队长韦焕能组织召开村民大会，85户农民用卷烟纸作选票、竹米筒作票箱，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刚刚吃上饱饭的合寨村村民，在懵懵懂懂中定下了村委会的名称、架构、职能和选举方式，擂响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鼓”。
在农村基层通过群众自治，实行直接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彭真对这场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问题的民主试验予以高度评价。
新生事物一经诞生就向神州大地散发出春天的信息。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实现了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大张旗鼓推进的历史性跨越。
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农民的民主创造精神充分释放：河南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宁夏中宁“五牙子章”村级民主理财模式、广东云浮“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理事会等创新探索各有特色，避免了“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
尝到自治甜头的中国农民，带着“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高度自觉，迈入新时代，形成了可学可鉴的典型经验：广东佛山的新乡贤治村、上海宝山的“社区通”智慧治理、湖南新化的积分制管理、安徽天长的小微权力清单……再一次印证了只要赋权农民，农民就能不断创造奇迹的道理。
党的十九大上，顶层设计和农民智慧再次融合。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问题为导向，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三治融合”创新，浙江桐乡市越丰村的村民备感兴奋、自豪。2013年6月起，为了破解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困境和新课题，越丰村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为理念，摸索创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好经验。
至暗漫长的封建时代，这些不知权利为何物、甚至很多连名字都没有权利拥有的农民，苦苦挣扎于社会治理的最底层。他们为了最朴素的民主愿望，在一次次农民起义中抛洒热血，却在一次次改朝换代的循环中沦为草芥。有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并引导挖掘亿万农民的治理智慧，让他们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智慧，这力量，也必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成就中国新的跨越。
五
每一次围绕农民收入的改革都可视作把权利交回农民的过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等被称为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创举，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支持和扶助下，造就了中国农村亘古未见的巨大跨越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1942年，诗人臧克家目睹了河南农民至贫至苦的生活，愤然写下这首题为《三代》的新诗。短短21个字，字字血泪，名为“三代”，实则写尽了农民延续千年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
中国历朝历代，皆以农为本。但奇怪的是，普遍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却使农民“终岁勤劳而不得食”。司马光曾感叹：四民之中，唯农最苦。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所以他倡导的农村工业化、农民“离土不离乡”等，都是基于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基本信念。一直到今天，增加农民收入也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从这个角度出发，每一次农村改革，都可视作把权利交回农民的过程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实践历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等被称为中国农民伟大创造，也都是农民突破体制弊端自由选择的结果，更是为了过上富裕生活努力奋斗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被国外称作“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曾在1980年、1984年和1992年三个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谈到了“傻子瓜子”这个民营企业，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个体户雇工的问题，破除了对农民从业的限制，农民被赋予自主经营地位。从此，农民就业逐步放活，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在广袤的农村，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江苏永联村吴栋材、浙江横店村徐文荣、河南刘庄村史来贺等能人大量涌现，万向集团鲁冠球等农民企业家叱咤商海，闪耀了一个时代。如今，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城乡二元格局被农民拱开一道缝。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从1989年的3000万“流动大军”，到而今近3亿农民工群体，30年间，中国农民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用辛劳和汗水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奇迹。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民工居功至伟。
但农民收入过低问题仍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成为最为突出的三农问题，引起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忧虑。2003年全国“两会”之前，有媒体曾在人大代表中做了一个调查，50名代表中有40位不约而同地把三农问题列为新一届政府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其中，又有28人认为，三农问题中最难的当属农民增收。
怎么办？唯有“多予少取放活”。2004年1月，针对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新世纪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的第六个中央一号文件，与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遥相呼应。自此以后，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和国家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强。2006年，实行2600年的农业税正式宣告取消，农民每年减轻税费负担超过1335亿元。随后，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四项补贴”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制度创设、实践创造，推动农民增收势头保持上扬，路径不断拓宽，动能持续壮大，机制逐步健全，实现了农民增收的“十几连快”，才有了连续几年既跑赢GDP增速、又跑赢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两个高于”。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稳步降至2.56，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正被看成农民的“第四次创造”。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从4000余个大型淘宝村集群，到“新农人”“城归族”创业热潮，从支撑亿万农民实现脱贫的扶贫产业，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高质量产业，广大农村正迸发出新活力和新动能。
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为发展探路、为改革破题、为建设助力。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发展权利，他们就能以主人翁精神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盛景。
六
深化农村改革、迈向乡村振兴，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寻找内生动力。而赋权农民就是这动力的最大源泉，必将为中国农村新的大跨越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回溯历史，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最广泛的权利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农民权利的实现也必然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
每亩成交价格52.5万元！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村民没能想到，村里闲置多年的旧厂房能拍出“天价”。盘活沉睡资产，战旗村打造出花海、川西民宿、“乡村十八坊”等景点，村庄成了4A级景区。
2015年，郫都区被列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之一，战旗村享受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同地同权”的红利——不用先将土地征收为国有，可直接通过招拍挂将土地投入市场，土地溢价最大限度留到村里。
2019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土地管理法》修订，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约4200万亩，约占全国集体建设用地的13.3％。“同地同权”的突破，将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巨大支撑。
2005年12月，重庆一起交通事故赔付引发争议。年仅14岁的女孩何源与两名好友一同遇难，两位城市女孩家属分别获赔20余万元，而来自农村的何源，其父母只获赔9万元。
“同命不同价”“同票不同权”……城乡户籍壁垒以及附着在户口上的权利级差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对于平等权利的追求，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2016年，我国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之分，“城里人”“乡下人”说法成为历史。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在大城市推进“积分落户”，一批批农民以新市民的身份融入了城市。截至2020年底，全国14亿人实现户口性质城乡统一，1.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
东北，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合作社。吸纳农户2638户，直接经营土地5.4万亩，亩均分红910元，带动入社农户亩均多增收520元；东南，福建省沙县高桥镇官庄村。“原来贷款实在太难了，现在只要信用好，从银行贷十万块钱，两三天就能拿到手。”在以小吃闻名全国的沙县，徐道平对他的信用格外看重；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西灵村。“现在孩子上学也方便了，还不花一分钱！”因为有偿退出耕地和宅基地，陈月义一家的新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希望；西南，云南省开远市乐白道街道办事处旧寨社区。48户居民因为即将告别老旧村宅，搬进别墅式小区，从农村迈向城市而心情极好……
这些变化来源于一次次深化改革，这些景象来自于一个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就像四十年前赋予农民自主生产经营权的政策调整，彻底激活了死气沉沉的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改革、迈向乡村振兴，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政策倾斜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内生动力。而解放生产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把农村要素市场化，把农村的产权、农民的产权还权于民，真正激发内生动力。
放眼更广阔的层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接续发力，以巨椽之势描画着乡村跨越的新蓝图。如果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极为形象的概括，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这种形象说法亟须升级版。因为农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评价标准越来越多元。
从劈柴烧火到用上清洁能源，从臭气熏天的旱厕到一按冲洗，从手提肩挑打水到自来水到户进屋；快递进村，网络普及，手机支付代替了现金购物，各类家电进入寻常农家，小汽车也成为不少农村人的代步工具。农民的生活正与现代化逐渐接轨。
从过去畜拉人推的传统耕作，到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从过去守着土地当命根子，几代人“土里刨食”，到进入市场多途致富；从过去“不好好学习就去修地球”，到现在种地也需高科技，农民也可评职称。从身份到职业，“农民”的定义正被深刻改写。
从一百年前文盲遍地，到而今义务教育广泛普及，学杂费一律全免；从旧社会没钱看病，到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低层次守护一代农民健康，再到新世纪后“新农合”为农民搭建起越来越牢固的保障；从1949年人均35岁的寿命预期到2020年的77岁，广大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正向更高水平迈进。
从农业耕作的生产巨变，到衣食住行的生活巨变；从经济权利逐步完善之变，到政治权利日益健全之变；从肉眼可见的外在有形之变，到具体可感的社会保障之变……穷尽史册，中国农民没有哪个一百年，会像这个一百年一样，经历如此伟大的跨越。
中国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工业化的推动者、城镇化的建设者，作为共和国发展的奠基者、贡献者和探索者，如今正成为更加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共建共享者，乘着“中国号”巨轮驶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以史为师，才能知来路；以史为鉴，方能启新程。只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我们才能走上正确的路。
解放农民、组织农民、松绑农民、扶持农民、赋权农民……回首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百年长程中，这些关键词串联成一条主线，在农民探索和国家推动这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激荡下，形塑着中国农村向前迅跑的姿态，拓展着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实现的空间。
中国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决于一个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的确立。第一个百年目标使命达成的前夕，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构想蓝图已经绘就。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全新征途上，这条主线将继续引导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义无反顾，奔涌向前。
代表作三：大智慧，中国道路开天辟地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只有站在现实的维度，从当下出发，回望历史的长河，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100年的价值和创造，这100年的改变和重塑，这100年血水泪水汗水浇灌的功勋和智慧。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成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七十多年。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而且，屡次冲过危急危险的历史关口，实现一次又一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答案可能说出千条万条，但核心的一条还要从他和农民的关系中去探寻。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强起来，其间，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又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有山重水复，亦有柳暗花明，但不管怎样，党与农民百年长守、相知相依，一路奋斗、一路探索。
这是百年奋斗的大智慧。只有真正理解了背后的理论，领悟了其中的思想，读懂了深藏的智慧，才能明白我们党为什么能获得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党为什么能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之后，依然与亿万农民一起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创造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奇迹；我们党为什么能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就带领农民把沿袭了数千年的贫困和落后、饥饿与愚昧都甩在了身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走上了一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一
“农为党本”“本党为农”。中国共产党重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既重视“农力”，更保障“农利”；既从方法论上总结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更从价值观上指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灿烂的农耕文明，五千年煌煌巨史，农为本根。
从“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到“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从“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到“大本在农，而入手在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经济如何发展，重农的思想和传统始终延续。
但在历史的另一侧，却是数千年延绵不绝的农民之苦。战争、天灾、动荡、赋税、饥饿……始终如影随形。虽然此间亦有“均田”“薄税”“强本”“平籴”等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但终究都是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存在。旧的社会制度土壤里，无论怎样“重农”，只要农民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
在现代建筑鳞次栉比的广州，有一座典雅古朴的古建筑坐落于中山四路。这里原是明清时期广州培养儒生、祭祀孔子的所在地。1926年，毛泽东在此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为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启蒙之地。
讲习所内，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红旗鲜明夺目。现代人习惯从左往右阅读，往往将这句话读成“本党为农”。而无论是正读还是反读，都恰好是一个意思。
简单的四个字，标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也是最深邃的智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的，没有现成答案。最根本的是，在一个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度，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认知。他高度重视农民，充分肯定农民。1926年，他亲自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同年9月1日，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号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他们不仅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独到理解与体验，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同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新时代独特的重农强农发展之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到“农村包围城市”；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从“改革开放的发明权是农民的”到“抓住农村这个大头”；从“重中之重”“两个趋向”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创新，不断实践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理论体系，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农观。
这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的潜力所在，更认识到了“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不逊色”的现实革命性。
这智慧的闪亮之处在于，既提出了要组织农民、团结农民，更强调要尊重农民、信任农民，要把农民满意与否作为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既明确了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也意识到了要启迪农民、教育农民，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水平。
这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生长于“人民”的根本土壤，既突出“农力”，更保障“农利”；既从方法论上总结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更从价值观上指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正是这种理论、这种智慧、这种思想，为我们实现一次又一次关键的转折，取得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跨越，奠定了基础，筑牢了根基。
二
农民是重要的发明者、创造者，也是最终的验证者、检阅者！党心和民心的统一，党的抉择同农民意愿相结合，为土地问题的解决，乃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突破，探索了发展路径，找到了根本准则，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有一份藏于中央档案馆题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文件，时间定格在1946年5月4日。文件里明确提出，要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这是千百年来农民关于幸福与自由最瑰丽的梦想、最伟大的憧憬，也是我们理解“农为党本”最根本的逻辑起点。
1947年7月17日起，在西柏坡恶石沟边打谷场上举行的“全国土地大会”会议一连开了50多天，100多名参会代表大多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专程而来。炎炎夏日，只有树荫、布棚遮阳，凳子不够坐，代表们就坐在石头和地上听取报告。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会场，诞生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农民的命运由此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转折。
历史的波澜起伏中，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改变了朝代，却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事实证明，这个问题也只有共产党人才能解决。
因为共产党人更智慧吗？
是也不是。放眼历史，“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两税法”“天朝田亩制度”“平均地权”……土地问题何曾是治理者的盲区？非不识也，乃不为也，实不能也！统治者的利益所向、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农民的一边，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
被誉为“近代地学之父”、曾参与国民党在大陆土改的萧铮曾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决心不够，只要我们有推行土改政策的决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够，可以培育罗致，相关经费不够，可以筹拨。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决心不够，确实可以影响一切。”
唯有“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可以，因为我们党谋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所在、决心所在、力量所在。
因为共产党人更无私吗？
亦非仅仅如此。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基础的民生、就业、保障问题。怎么改，如何革？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大智慧。
打土豪，分田地；精兵简政，军垦屯田；大包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三权分置”，“三块地”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是一道天堑的跨越；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次理论的飞跃。100年来，共产党领导农民一路向前，立足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创新，始终把解决土地问题与各个不同时期的各方具体情势相结合，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勇于突破观念的误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宽柔相济、放管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勇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的胆魄与谋略，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农民“有其田”“享其权”“得其利”的“耕者有其田”的多种实现形式。
毛泽东说，不要四面出击；邓小平说，不争论；习近平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寥寥数语，气象万千！智慧万千！这是信心和智慧的结合，是勇气与定力的绘就。正是得益于共产党人烛幽知著的历史眼光、海纳百川的战略胸怀、当机立断的革命品质，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发展，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现实。
重要的是，农民并不是被动接受任何一种制度安排。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改革的洪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意愿选择。他们是重要的发明者、创造者，也是最终的验证者、检阅者！党心和民心的统一，党的抉择同农民意愿相结合，为土地问题的解决，乃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突破，探索了发展路径，找到了根本准则，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三
中国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谁也帮不了忙。这是大实话，也是大道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这并不必然是翻过去的一页，一切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与采取的措施。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决定权也在我们手里
时钟拨回到2004年的一天。来自北美洲加拿大的“蓝色梦想号”轮船在中国深圳靠岸，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捐赠给中国的4.3万吨扶贫小麦。这是最后一批援助中国的粮食。装卸的工人都很高兴，毕竟此前，对中国粮食的援助，联合国已经进行了整整26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主任说：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是一个谨慎的决定。现在我们很骄傲也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你们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是的，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骄傲的伟大成就，也是一个让历史为之惊叹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之前不过十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还在惊呼“谁来养活中国”；而在更早的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是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解决不了。
中国共产党让艾奇逊等人的预言彻底落空了。
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成就背后是什么在支撑？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解决这个世界超级难题？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理念、情怀中去找答案，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方法论上找线索。
当我们回顾百废待兴的发展起点，定格特殊时期的时代抉择，着眼水患频发的历史农情，联系人口与水土资源的比例关系，环顾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就会深深地明了，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之路何其来之不易，这碗中国粮凝结着何其深厚的智慧。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谋划力，是我们能从根本上端牢中国饭碗的重要保障。从“农业八字宪法”到抓住两个“要害”，从“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到土地“三权分置”，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到“党政同责”……共产党人重农抓粮的实践和智慧，在于既从讲政治的高度谋划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也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抓住生产关系的调整，又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既不断挖掘人这个最根本要素的能动性，也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既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党情国情农情，也不断借鉴世界各国粮食发展的经验。
这条中国特色的粮食稳定发展之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实现市场经济的突破之路，是在大国小农的客观实际中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之路，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顺天应时、敬畏自然的文明传承之路，是一整套指导粮食稳定发展的战略思想、政策框架、科技体系、防减灾机制、工作方法的融合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们也经历过合作化的曲折，跌入过谷贱伤农的窘境，有过粮食“过剩论”“包袱论”的争论，但从未在根本上动摇过我们的选择、影响过我们的战略。在我们脑中，始终都牢牢绷紧着一根弦——
事实证明，美国人莱斯特·布朗的预测虽然是片面的、极端的，但有一句话却是客观的，那就是：中国一旦发生大的粮食缺口，任何国家都帮不了忙，谁也养不活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多个国家不约而同捂紧了“粮袋子”、纷纷限制出口之际，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关键时刻的坚守和选择，是何等正确！又何其令人庆幸！如果不是我们在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市场价格国内外严重倒挂的情况下，还始终紧绷粮食安全之弦，坚持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观，我们还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吗？！
“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大道至简，中国人民用最朴素的话语和生存智慧，给了世界最好的回答。
四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减贫的主要贡献者，中国之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背后的深层密码，说到底还在于中国共产党
与吃饭问题相比，贫困问题更为具体、更为复杂、更为尖锐。这不只是环绕在中国农民身边几千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难题。
古往今来，贫困研究的视野中，从来不乏孜孜不倦的理论求索。“收入低下论”者有之，“人口过多论”者有之，“市场失灵论”者有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经多次颁给从事贫困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
但是，理论的“高塔”难以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一段时间里，若不把中国计算在内，全球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程度，全球极贫人口增加1.3亿。
2021年初，当中国宣布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际，世界上尚有7亿左右极贫人口。即使如美国、日本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仍存在数量可观的穷人。
现实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贫困是否有被战胜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脱贫数字背后，中国这个昔日贫困包袱最重的国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促成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是怎样特殊的材质铸就了如此不可思议之伟业？是哪些奇特的“密码”开启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在这张照片里，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后，新华社记者拍下一张照片：刚刚受到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胸戴奖章、手捧证书，紧紧聚拢在一起。
他们中，有脱贫攻坚路上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代表，有心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楷模，有“精准扶贫”方略提出地湖南十八洞村的带头人，有来自东西协作、对口帮扶的成功范例闽宁镇的代表，有带领妇女开展产业扶贫的模范……
一个个细数下去，这些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事迹，不正是我们党脱贫经验的生动写照吗？
这一百年的探索何其复杂！通过制度变革打下反贫困基础、通过经济开发推动广泛脱贫、通过精准扶贫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循序渐进、因时制宜，不同阶段的实践和求索，凝练出各种不一样的治理方式和多维度的治贫经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构建大扶贫格局”……
这一百年的逻辑也可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不忘初心！
“我们不缺豪言壮语，也不缺运动式的东西，关键是看有没有找对路子，有没有锲而不舍干下去。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2012年河北阜平骆驼湾，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拉开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大幕，也道出了根本的治贫之道。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曾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
万物得其本者生。中国告诉世界的这条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推进反贫困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是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反贫困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政党；其最根本的属性在于，中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指引实现消除贫困的伟大目标，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不同于西方陷入选票政治的考量，不耽于简单经济的计算，下足笨功夫，用好“绣花”计，比哪一种理论都管用，比任何一种模型都精准。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五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特色特在何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是初级阶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问题，是在一个农民国度里如何实现最高纲领的路径问题。小农大国崛起的探索中，我们给了世界一个鲜明的样本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风云的重要性超过之前的2000年。但其实，很多事情或许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漫长时代中，早已为脚下的道路埋下了伏笔。例如，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
仔细审视100年来我们在关于土地、粮食、反贫困的求索中，都矗立着这个相同的背景，也背负着一个相同的疑问，那就是：如何在大国小农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这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常常背有“恶名”，认为其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是脆弱的、孤立的、分散的，基本无效率可言，并得出了“它无法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其命运必然是为其他的生产方式所替代”的结论。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中国许久。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以小农经济状态维持着农业立国的根基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社会架构，虽然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小农经济文明，但当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袭来，瞬间被摧毁的，不只是我们天朝上国的美梦，还有传统农业文明的自信。
小农经济过时了吗？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小农经济？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种种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关于小农户自己的发展问题，更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解，是在一个农民国度里如何实现最高纲领的路径问题。
“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提升小农户的发展能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朝向每一个鲜活而又具体的中国梦的追逐路上，在经历一次次风吹浪打都能百折不挠地屹立中，伟大的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又一次向世界给出了不拘一格、深远从容的回答。
这回答，是从历史的维度，对重农之道的再强调，也是从现实的视角，对小农价值的再认识。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出发，小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将贯穿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此必须保持充足的历史耐心。而且，小农不是负担，更是财富，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现代化重要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他们也许微弱，却足够坚韧；他们也许渺小，却无比勤恳，正是这种“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生存韧性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这道路，既有公平之念，亦有效率之思。发展现代农业，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不可能走西方那种大农场的发展路子；保护小农，也不等于要一味拘泥于小农经济，而是要不断引导、支持、提升小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打造新时代的现代化小农户。既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更好发挥他们对于小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既要老乡，也迎老板，努力探索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双赢下的模式创新，把经济账、政治账和社会账一起算好。
这实践，既有经济层面的带动发展，也有社会层面的重塑再造。小农户不仅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从乡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积极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也从多角度提升他们的现代化素养。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机遇启迪，“厕所革命”撬动的层层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互联网时代的全方位洗礼……都让“小农户”这三个字绽放出了不一样的时代光华，书写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内涵和大国底气。
这是中国农民的幸运！这是中国的幸运！
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究其根本，都是对“我是谁”这一命题的实践和求索。西方的现代化建设，用了二百多年时间取得了如今的成绩，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很多到拉美地区访问的学者、官员，几乎都不约而同到同一个地方。
并非什么名胜古迹。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新闻记者的镜头中，这里往往充斥着贫穷、愚昧、落后，甚至暴力、犯罪、黑暗……他们是大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有人称其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贫民窟。
这是另一道关于贫困的难题，而它带给中国的却是关于如何实现更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思考题。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从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那一天开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的忧虑便如乌云一般开始聚拢，成为诸多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话题——拉美国家经济出现停滞，就是从这阶段开始的。
一面是新的发展机遇和阶段的到来，一面是拉美陷阱的魔咒，中国能否超越？如何超越？这个看似复杂而纠结的难题，其实正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农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究其根本，都是对“我是谁”这一命题的实践和求索。土地广袤、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最独特的背景。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解决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保障5亿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不仅要完成自身的发展使命，还要为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提供积累和支撑。中国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更是世所罕见。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像我们这样艰难；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能简单拿来解决我们的难题。
好在，深谙历史规律并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善于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
从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到坚持“四化同步”发展，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一步步走来，思路愈发清晰可见。
我们坚持既要发展新型城镇化，也要建设“新乡村”，实现双轮驱动、并蒂发展；既要物的城镇化，更要人的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考虑大城市，也考虑小城镇，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大力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吸引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也推动农村现代化，更好建设农民和谐幸福美丽的新家园……
这不只是对乡村如何发展、如何振兴这一古老命题的回应，更是对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梦想的战略部署。
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传统的小农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转化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也变成现代化的劳动者，传统的农民被历史巨浪所淘汰……在很多发达国家，这种转变农民大多经过剥夺、破落、流离、苦难的过程。
中国农民正在进入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这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总体来看，离开乡村、扎根城市的农民是在较为顺利的环境中、逐步富裕的情况下，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让大量的农民如此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创举。
七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渴慕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需要智慧并且能够凝结智慧的时代。中国智慧，从历史中走来，在实践中诞生，于开放中发展，包含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与使命，更蕴藏着伟大的农民创造、农民意志、农民精神
2014年9月以来，一本中国书籍在海外的发行创造了“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截至2017年8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21个语种版本、642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人把它当成有趣迷人的“故事汇”，有人将它视为严谨求实的“大部头”，亦有人说，它蕴藏着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更深含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
谋解放、反贫困、战饥饿、求发展，这个一百年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写下了近代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没有人的目光能绕得开他，无论是否愿意认可，都必然忍不住探寻。
什么是中国智慧？这一智慧从何而来？若你能读懂，陈望道用墨汁蘸着粽子品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时，就能明白。
这智慧从历史中走来，它是中国源远流长民族记忆的积淀和升华，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不断在逆境崛起的折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头颅写就的必然抉择。
这智慧在实践中诞生，它锻造于革命血与火的淬炼中，发轫于田间地头、锅台炕沿边的情谊里，成熟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一步步探索中，来源于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新中国化成果。
这智慧于开放中发展，中国智慧重在中国特色，但这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在吸收了整个人类、全球文明的精华中汇聚交融，海纳百川、圆融丰盈，满腔热情、理性从容。
这智慧，包含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与使命，是共产党人精神境界、意志品质、执政能力的综合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根本体现。
这智慧，蕴藏着伟大的农民创造、农民意志、农民精神。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群体，他们也许并未受到多少系统的教育，也没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在他们身上孕育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存能力。正是这种创造、这种意志、这种精神，给了我们党最强大的滋养，给了中国崛起最坚实的支撑，让中国道路行稳致远。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所描写的那样：“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完成这一奇迹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和持久永恒的耐力！”
八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而今，历史已经来到了新的站点。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提“赶考”：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新的课题又接踵而来。如何做到“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如何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个人能向前走多远，取决于他向后能看得有多深。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历史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三农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抓住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历史煌煌昭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发展现实和客观规律，才能推动党的事业和三农发展不断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这条实践真理，尊重规律，敬畏实际，顺应大势，确保各项三农政策措施符合基层实际，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历史深刻警示，什么时候党和农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党的力量就无坚不摧，三农事业就顺利兴旺。必须正确处理好我们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历史深情书写，农民是最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他们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群众路线。努力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并善于把群众的智慧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用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
历史谆谆提示，每当我们发展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总是采取“先稳住农业农村这一头”，如此，大局就有了保障。在新的发展征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一切现实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那个雄浑而浩荡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开启大转折，创造了中国命运的百年逆袭；实现大跨越，成就了中国历史的乾坤再造；参悟大智慧，缔造了中国道路的开天辟地。
百年已然成为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史册上一段彪炳千秋的辉煌记载。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一个风云际会、逐梦未来的大时代开始了。走过百年峥嵘的中国共产党，又将以何种姿态开启这个宏阔的新时代？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赶考”远未结束，初心铭记于胸。
踏上新的征程，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与之百年同舟的中国农民，再启华章、再臻佳境，向着乡村振兴的大美图景、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一往无前、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