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内容 文字稿
作品标题：我和我的村庄代表作1
“这个村像影子一样，跟着我”
严强华 口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凤云 整理
遇到一个村，发生深刻的联系，是生命的奇遇。
严强华，30年老新闻工作者。2017年4月25日至2021年9月1日，任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驻大冶市殷祖镇朱铺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撤离一年了，这个村还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对我的生活已经构成了一种干扰。
比如昨夜，就做了个梦：走在村里，忽然发现“村读”被一大面新砌的墙，正面封堵。毫无征兆。
这个村叫朱铺，湖北省大冶市殷祖镇南端，一个普通的村子，9个自然村，2000来人。
2017年4月25日，细雨朦胧的上午，第一次走进这个省级贫困村时，除了陌生，别无感觉。完全不知道，我来这里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更没想过，离开时会留下什么。
我向集团党委主动请缨驻村扶贫的初衷，并不“高大上”，只是因为我的岗位让人无聊和烦闷。事实证明，这个选择使我在退休前残余的5年，生命丰满。
遇到一个村，发生深刻的联系，是生命的奇遇。
朱铺最缺的不是钱
因为职业习惯，进村第一天起，就在微信朋友圈推送“扶贫微记”专栏，这是2021年9月1日撤退时最后一则“扶贫微记”：
2017年4月25日进村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能留下什么。
今天，告别朱铺。
我自评，给当年寂寂无名的朱铺村留下的是一实两“虚”：一实，种植基地、村读、“百草园”、足球场、发呆棚、青年游学空间、百幅扶贫题材国画和正在建设中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大多独一无二。两“虚”，朱铺村难以估价的知名度、美誉度等无形资产；对孩子们生命成长无法估量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还留下两个牵挂：以“村读”为主平台的文化教育扶贫，会继续发扬光大，还是逐渐沉寂甚至荒芜？层层审批通过的湖北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设计在建、未建项目会否被删减、变更？
离开前两天，我给朱铺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村里引进了一个年轻的文旅研发、开发团队。
我是一个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的人。进村不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流转土地，创建种植基地，栽种柑橘、果桑、梨树。柑橘基地套种过蕲艾，一年两季有收成。套种过一季的红薯，赚了六七万元。
进村不久，我就发现，农村的孩子，高中入学率低，尤其女孩，更低。一个女孩不上高中，理由简单地令人诧异：只是因为最要好的女同学不上高中，她上学没了伴儿。或者因为排名倒数第一的不上高中了，倒数第二的，成了倒数第一，也不上了。朱铺村大部分学前班到四年级的孩子就读的胡六小学，当年老师还有初中毕业的。
还发现，村里有些“70后”留守妇女，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领工钱、领分红时，不会签名。
而同时，除了15户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大部分普通村民，都过得不错。住的多是两层、三层的房子，甚至还有四层的。
我发现，朱铺村最缺的，不是钱。村里的“农家书屋”，门口挂十几个牌子，从没见一个读者。
我对扶贫有不一样的认识。增加村民收入，只能解决一时贫困，文化扶贫，才能滋养一方水土人文基因，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所以我一开始走的就是“产业扶贫、文化扶贫并重”的路子。
进村不久，在牛角垅塆、杨清中门湾结合部，发现一间废弃的“公屋”，心想“修旧如旧，能做点什么呢”？那段时间走在村里，四下张望，正琢磨着找个地方做一间书屋。
那是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废弃了几十年的杨清小学遗址，没有屋顶，残垣断壁，屋里和墙上长满野草。废弃后还做过供销社，做过医务室，还是乡道到大冶的公交站点，承载了朱铺和周边村庄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2018年9月，朱铺乡村阅读文化空间——“村读”建成。这间典型赣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青砖灌斗，布瓦坡顶，保留了所有历史印迹，连屋顶亮瓦的位置、片数，都是请当年参加修建学校的老村民杨崇华回忆、复原的。
华爷曾是石匠、木匠、砌匠、篾匠，还是南峰片一锣鼓班子的班主。小学的青石大门便是他打凿的。他还记得塆里大炼钢铁的废铁砣埋在哪里，记得饥荒年代油树皮和观音土的味道。建“村读”时，华爷赶来帮工，南边的小葫芦凼的竹篱笆，是华爷做的，凼里的小野鱼，是华爷从河里钓来放养的。
这位儒雅的老者，去年“老了”。当地管老人去世，叫“老了”。
“村读”开放以来，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省内外志愿者为留守儿童和村民举办60多场义务送课和青少年研学旅行活动。
自2019年大冶市“希望家园”暑期班在“村读”开班，四个暑假连续举办了5期夏令营。
自2019年农历“六月六”举办“朱铺首届‘晒书节’”，全村村民搬来藏书、族谱，互相品鉴，连续四年“六月六”举办了四届“晒书节”。
这里现在是“大冶市留守儿童关爱之家”“大冶市青少年研学基地”。还荣获了“第八届全国‘双服务’先进农家书屋”称号。
“村读”也是我一顿大酒喝来的。修旧如旧要花35万多元，村支书心疼，很犹豫。一天晚饭时，跑去村支书家，坐下就喝，只字不提“村读”，只说两句话：“我是要和你喝三年酒的，这点小钱，我找得来！”
这些年“村读”获得的各种奖补，加上各种图书、文化用品的捐赠，早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建设成本。
管窥一个普通村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村里住久了，你对“贫困”这个概念的理解会发生变化，贫困并不局限在我们常说的物质层面，生活、日常、文化，你会发现乡村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
我刚到朱铺时杨秀枝才9岁，3岁失怙，五六岁时母亲改嫁，她跟了70多岁的奶奶，成了孤儿。母亲有了新家，生了弟弟。也有买礼物回来看的时候，但问起母亲，坚持直呼其名。贫困户危房改造，政府提供了补贴，祖孙俩住上了简易的新平房，衣食无忧。刚认识时，逢六一或拿了奖状，问想要什么礼物，都答“要爸爸”，听了心酸。
小姑娘成绩好，墙上贴满奖状。奶奶有类风湿，一发病就走不得路，要人送医务室打针，秀枝搀着。姐姐嫁到镇上，常回来，就在平房的客厅开了间小卖部，是受政策鼓励的贫困户“创业”。奶奶老了，糊涂，一次卖烟，收了700块假币，大半年都补不回来。我的前任队员王勇期满离队时去辞行，说起“婆婆死了秀枝怎么办”，忍不住哽咽。
1990年出生的视障青年、贫困户杨剑波，异于常人：用文字转换语音的软件，阅读速率如磁带快进，数倍于常人。听小说、听电影、听时政、关注残疾人事业……订阅的公众号质量品位远胜无数身健者。
村干部杨启河，因为还是村医，医务室在村部，以村部为家，白天黑夜，接触最多。老杨八十年代相亲的一件西服是借的，新婚的被子也是借的。村干部一年的薪水，二三四万块钱不等，老杨的家庭收入，行医所得是大头。
每逢议事，哪个塆，哪件事，都会有几个较真的，当地叫“打蛮筋”的跳将出来。不屑参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意见不合，说骂就骂，高门大嗓。性急的女人，停下手中的鞋底，大声说话。这民主看似凌乱，但不少的村务，就是这样吵出明白，吵出对错的。
我在朋友圈“扶贫微记”专栏，图文并重，真实记录驻村期间的工作、生活、观察和思考，有大量鲜活的田野信息。无心插柳，衍生出丰富而独特的扶贫成果。
黄冈市70多岁的乡土题材老画家王金石先生，根据“扶贫微记”素材，并三赴朱铺采风，创作上百幅扶贫题材国画作品。王老作品，无一遵命之作，都是心有所动，放笔直取，十分纯粹。
我最初只想到，可以在村里或者镇里举办一个扶贫画展，装裱了三四十幅，放在村里的办公室备着。集团副总裁、分管领导赵亚平到村里看见画作，很兴奋，提议在集团一楼大厅办个展览。一个周末回城，我向湖北美术出版社旗下的嘉宝美术馆推荐，得到积极响应。2018年10月17日全国第五个“扶贫日”当天，精选了73幅国画、66幅新闻图片的画展——“在路上——一个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工作纪实”，在武汉嘉宝美术馆举办。
湖北美术出版社《朱铺村扶贫微记》同时出版。这本扶贫主题图书，精选王金石先生70多幅画作和主要由我拍摄的66幅新闻图片，艺术和新闻天然融合。依托又跳出图画的1.3万极简的文字，田野的信息十分丰富。
一个普普通通的朱铺村，90多位普通村民入了画、上了展览、进了书，全国罕见。
我认为，真实地记录扶贫，也是独特的扶贫成果。这百幅画作、一个展览、一本书，是观察精准扶贫、乡村建设的一个窗口，可以管窥一个普通乡村过去、现在和未来。
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没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扶贫，湖北美丽乡村建设的指标，很难轮得上寂寂无闻的朱铺村。
这些年朱铺村的美丽乡村规划设计，掌握以下原则：不撒胡椒面，不搞大拆大建，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就地取材，尽量做人无我有的、富含文化的项目。
2019年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建起了生产和文旅两用、60亩原生态植物研学基地（“百草园”）；搭建了6个生产和文旅两用的山水田野“书呆棚”（“朱铺十八呆”）；修建了公益、文旅两用7人制乡村“留守儿童足球场”。
2020年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规划中重要的项目，都力求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
全村遴选传统手艺传人，利用其房屋、院落，整体设计，兴建传统手工作坊“朱铺八大家”；引进成熟立体种养项目，兴办60亩“朱铺走地鸡”养殖园；修建生产、旅游两用渡口“桃花渡”（湖南湘西独有的渡船“绳渡”）；疏浚村内小港、泉溪，建设生态水系景观工程；以扶贫题材国画为主体素材，兴建田野艺术馆……
虽然有几个项目被取消，但似乎并不妨碍整体通过验收。而且，8月27日傍晚，还收到村支书发来喜讯：朱铺村获评美丽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村，将获得省级财政奖补资金50万元。
胡媛的礼物与两个遗憾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2018年10月，头天给村里上四年级的女孩胡媛送了一本《朱铺村扶贫微记》，第二天，胡媛回赠我三份礼物：一幅画一首诗，和一篇作文。
然后我会说，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的记忆，大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件小礼物，在孩子成长中的影响，不可估量，铭记终生。
这些孩子，将来都要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他们有了文化，就可以带好一代一代的孩子。
这几年，朱铺村的文化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不仅是近千万元的真金白银。
当进村的志愿者、游客不断增多，频繁与村民尤其是孩子互动接触，会对这一方水土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在朱铺的文化扶贫，不都是掌声和鲜花，其实有时候是很孤独的。
当然不能保证，我推动的每个项目都是正确的。对文化扶贫，少数人有不同的声音，非常正常，但丝毫不会动摇我坚持做文化扶贫的方向。要想做成事情，需要一些天真，需要赤子之心，需要执着和韧性。
如果我世故，早就打退堂鼓了。连“村读”都不会有，更不会有所谓的“文化扶贫”特色。
比如因为承包管理的村民精力、资金和技术的不足，扶贫种植基地开始出现一些状况。
今年桑葚、翠冠梨树挂果的时候，我恰巧去了村子，发现过半的桑葚得了白果病，翠冠梨树也因为得病果子很小。虽然看着心疼，遇到承包的村民杨崇庚，也只是笑着提醒。驻村当“第一书记”时，崇庚我是可以骂、可以吼的。
后来听说崇庚还是听进去了，桑葚园及时除了虫，救回了一大部分果桑。
还有一件事，是我撤离朱铺不久，回到村里，发现“百草园”的竹篱笆、竹子做的门都被拆了，也就是说，“百草园”没了。
那是我当年特别看重的一个少年植物科普研学基地。四五十亩，没有花钱流转村民的土地，只是用竹篱笆把它围起来，村民们该种什么还种，田头地角沟沟坎坎撂荒田块和河堤，有非常丰富的野菜野花野果，安插了66块标识植物常识和二维码的牌子，是很原生态的科普研学基地。建成之后的这两三年，“百草园”接待了不少外地来的志愿者和本地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也是每期夏令营，孩子们必到的地方。
听说是村里搞高标准农田改造，推土机、挖机进出不方便，就把篱笆和门给拆了。
事先没跟我说一声，倒是小事。我是因此担心其他项目的命运。
再比如，这些年，不少机构在“村读”挂牌建了基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出版机构就挂了七八个，大冶市、殷祖镇，也挂了几块。工作队撤离之前，我紧锣密鼓地做了一些努力，希望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做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让这些挂牌机构每年哪怕能给村里的孩子送一次课。
我现在唯一可以做到的是，让村里和挂牌机构之间，不至于失联。
但我觉得也可以乐观一些。
今年的晒书节，镇里和村里希望大冶新华书店能够继续像往届一样参与。村里的请求，得到了集团、省新华书店的积极回应，大冶新华书店像往届一样，现场参加了今年的晒书节。
美丽乡村建设有两个项目，我很遗憾。
第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在河堤上建的田野美术馆。今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验收之前，村里给我打电话，希望验收时田野美术馆搞第一次展览。虽然时间很紧，但我给村里做了策划，操作性极强。最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成。
我以前的设想是，这个田野美术馆可以有国内国外现代艺术的展览，美术、摄影、书法、手工，更多的是当地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书法、摄影、绘画作品的展览。不期待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只希望两点——成为朱铺村文化旅游的一个亮点项目；第二，特别重要的是，给村民尤其是少年儿童提供美的教育。
但很显然，如果没有志愿者的参与，以村里的能力，在田野美术馆策划各种美术展览是很困难的。
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二个遗憾，是规划方案中有一个项目至今没有动工。规划方案中叫桃花渡项目，30多年前我在湘西见过的一种很特别的渡船，它叫“绳渡”。
这种渡船很简单，造价也很便宜。河的两岸，各立一个柱子——不宽的小河，甚至就系在两棵树上，一根绳索，横跨两岸。一叶木舟，船中央，一条绳子垂直连接横跨两岸的绳索。无人操纵，没有艄公，如果你是个游客，船在对岸，拉动绳索，船就过来了。你上船，站在船上拉动绳索就过河了，渡人渡己。
项目选址在朱铺村和胡六村交界的地方，冠塘港主流和支流交汇处。如果建成，在某一天的薄雾里，你走到那里，便是一幅梦幻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画面。
朱铺村自然禀赋普通，无论是搞文化旅游还是美丽乡村建设，要因村施策，不要搞成千村一面，只有坚持做自己独有的，才会有优势。
胡家山塆废弃的老村，我还没有最后放弃。
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塆子，20多年前，村民全部搬到了新村，留下30多栋民居。坐西北，面东南；三面环山，茂林修竹，泉溪半绕；老祠堂前，一口明代风水塘，还有110多亩的田畈。侧后方一个山坳，是老辈人青石片砌就的梯地，形成了30多个台地。
2018年，曾经被一家公司看中，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后来搁浅。
胡家山塆村庄理事会会长胡书林，在老塆子村口有一个农场，养了几十只黄羊，这几年守在这个村口，遇到外边有人来老塆找老物件儿的，都会被他轰走。胡书林敦厚木讷，几乎每次见我，都会欲言又止，对我有希望，也有失望。我知道，他也没有放弃。
那片少年儿童小足球场，村干部老杨一直想安上灯，晚饭后村民可以踢球，现在还没着落。长期没人踢球，草坪会疯长。
秀枝下个月该满14岁了，是我的一对一帮扶对象，关心最多。但直到我撤离，秀枝和母亲的关系还是老样子，和奶奶两个人的家，依然像个废品收购站。
秀枝可能是个特例。但大量的留守儿童、准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带来的心理问题无法估计，需要干预。
4年多的扶贫经历，面对这些遗憾和牵挂，有深深的无力感。但我还是愿意对未来保持希望。
今年的晒书节、夏令营，都是村里镇里主动筹办的。夏令营还举办了两期。
不怯
撤离一年了，我的宿舍，村里还一直给我留着。
驻村期间，经常有领导、干部和村民说，老严，留下来吧，我们在村里找个地方给你，盖间房，到这儿来养老。
每次这种时候，我都是开着玩笑应付。可能我没太当真，或者我还没有想明白。倒是退休了，想起这事来，想得比较认真。
上个月我在跟胡书林打电话的时候，问起他在畈上的两口塘和羊栏屋。我没明说。但是书林似乎听出了什么，说不知道你看中那个地方，不然当初羊圈那两间平房我就不拆了，送给你。
可以在那里，盖一间土砖平房，租两口荷塘、三分田地，种田读书，卖手磨咖啡，做朱铺荣誉村民。
不是有“猫屎咖啡”的品牌吗？我卖“羊屎咖啡”。
本来咖啡屋想建在胡家山老塆村口的。
那里有一间牛栏屋，一棵香樟树，我想改造成一间咖啡屋，店名都取好了，叫“牛屎咖啡”。
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旁边的村民觉得挡了风水，拆了牛栏屋。而移走的香樟树，不知道还能活过来不。
在朱铺开一间咖啡屋，初衷特别简单：让村里的孩子将来进城，第一次走进咖啡馆时，面对咖啡，不怯。
代表作2
只为家乡那一捧黑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实施保护性耕作，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习惯，需要说服的是千千万万以耕地为生的农民。因此，哪怕一丁点儿改变，都像是一场革命。
十几年前吉林省梨树县西黑嘴子村的样子，在陶勇的脑海中，伴着时间的飓风在慢慢消散。可每年正月初左右，“吹得人脸生疼的风沙”，像裸露在荒原中的坚硬岩石，矗立在他记忆的深处，“如果遇上沙尘暴，人走在路上，都刮得睁不开眼。看着地里的土都被刮走了，会很心疼。”
同样心疼的还有当时在梨树县农技推广站工作了十几年的王贵满，“最严重的时候，一年刮走了6公分，那可是最宝贵的黑土，形成一公分可要200到400年啊。”
这大概是农业人之间相通的情感。当年看着那没有丝毫黏性，粉面儿似的黑土，梨树县孤家子村的苗全心里填满了担心，“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这地，再不保护，还能祸害几年？”
当初的他们大概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共同记忆引发的痛心与焦急，让他们多年后从素昧平生到并肩作战，共同致力于家乡黑土地的保护，逐渐形成了以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栽培为核心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他们探索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被人们称之为“梨树模式”，并伴随着这一典型经验在东北地区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家乡。
黑土地成了“破皮黄”
其实，他们的记忆所折射的，是一部我国黑土地开发利用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插双筷子能发芽”的黑土地被开垦成良田，“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华丽转身，是新生的共和国最宝贵的成绩之一。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近年已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黑土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粮食生产格局。但因过度开垦和利用，黑土地面临严重退化。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黑土地慢慢成了“破皮黄”（即黑土层薄，露出了黄土层）。
其实科学家们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黑土地保护的相关研究，逐渐意识到减少动土、有机物还田，是黑土地保护的核心要求。“但咱们的习惯是，春天播种之前把地整得非常疏松，秋收时，不仅要把秸秆收走，根茬都要刨出去。这样就造成地表裸露，没有保护，一刮风下雨就会侵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旭东认识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耕作方式。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保护性耕作早已成为主流耕作技术。但是在我国，农耕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一粒种子的落地发芽到开花结果，土地几乎承载了农民所有的生活希望。春去秋来，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最终在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世纪初，原农业部就将保护性耕作列入“十五”期间重点推广的50项技术之一。2002年，中央财政又设立专项资金，在北方13个省、市、区设立相关项目。2004年，王贵满所在的梨树县农技推广站曾响应吉林省农科院的号召，小范围内开展玉米高留茬还田示范，就是收获时在地里留下较高的根茬，使其起到固土的作用，这是保护性耕作的一个常识。通过这个项目，王贵满对保护性耕作有了一点认识。
所以，当2006年张旭东找到王贵满，表示想承包200亩的连片土地，进行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技术，也就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长期定位试验时，早年间对黑土流失的记忆和先期的实践，让王贵满一下子就答应了，“咱们一起在梨树把这件事干起来。”
起步高家村
就这样，2007年，在高家村的一片225亩的土地上，梨树的保护性耕作实践开始了。
当年的玉米收割完后，秸秆立马都被村民们抱回家当过冬取暖的燃料了。可张旭东让王贵满收购一些秸秆，铺到地里去。
这一铺，铺出了村民心中的疑问：“盖着秸秆的土地来年怎么种庄稼呢？怎么播种呢？”传统的播种机是在土壤翻耕或者深度旋耕后，把种子播进去。施行保护性耕作，需要用到免耕播种机，尽量不翻耕或者深度旋耕，在此基础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和施肥。不过在当年，国内市场上还没有免耕播种机，张旭东只能使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从国外购买的一台。
当时在梨树县农机推广总站工作的苗全，被王贵满拉来高家村搞试验。看着人家那机器“播下去的种子跟人工摆的似的，老整齐了”，他心里是又羡慕又着急，“咱们啥时候能有这么牛的机器啊？”
仅靠购买国外的机器，成本太高。想要实现规模化推广，必须要先实现机器国产化。“这可不是简单地照猫画虎，首先得把机器的原理搞明白，之后还得让它适应咱们的水土。秸秆切断与清理、施肥、种床疏松与整理、播种开沟、覆土和镇压……机械作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得调整。”苗全举了几个例子，“美国的种植行距都在70多公分左右，可咱们是60公分。咱们一垧地下一千公斤化肥，美国是三四百公斤。还有，咱们的地硬，有机质含量低，土壤条件跟人家也不一样。”
“这些不同的地方该怎么解决呢？”
“结构上就得调。比如排肥部件就加大排肥量。加强整机重量，来保证播种深度和施肥深度。调整完了再进行试验示范，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调整，技术就慢慢成熟了。”
就这样，在高家村，靠着王贵满以个人名义筹借的10万块钱，几位满怀憧憬的农业人，开始制造“中国特色”的免耕播种机。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其他人大多半途而废或者无法复制。以苗全和几位科学家为核心的研发团队，借鉴着买来的、并不十分成熟的前人的图纸，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硬是把玉米免耕播种机的样机造了出来。
不断改良，不断完善。这台机器终于在2009年初通过了吉林省农委的验收，他们于是决定投入量产。
国产玉米免耕播种机的问世，给保护性耕作技术提供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但农民观念的改变是一个远比技术进步还要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比如，在许多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看来，秸秆焚烧不仅可以处理掉多余的秸秆，还能给土地增肥，减少病虫害。
可张旭东的长期定位试验恰恰颠覆了这个传统经验：在同样的土壤条件下，采取保护性耕作的耕地，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15％到20％，土壤蓄水量平均增加了50至60毫米，可有效解决干旱问题。如果有30％的土地覆盖秸秆，就可以减少70％的风蚀，化肥用量减少的同时产量也增加了。
多年的数据还表明，保护性耕作能够平均增产3％左右，风沙和干旱地区甚至能高达30％，机械作业每亩地能降低100块钱左右的成本。
西黑嘴子村的困境与突围
增产和节本，是吸引农民的“两大法宝”。掌握了扎实的数据和增产的事实，王贵满认为，保护性耕作规模化推广的时机到了。但这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毕竟，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习惯，需要说服的是千千万万以耕地为生的农民。因此，哪怕一丁点儿改变，都像是一场革命。
西黑嘴子村村民朱守平已经参加了不下十次有关保护性耕作的座谈会，但还是不能接受，他雷打不动地用着传统的老办法种地。没说几句，他便匆匆离开，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离不开他。
老朱的家里，做饭热炕都得靠柴，尤其是冬天，气温将近零下30℃，他得保证老伴儿不受冻。买煤用电太贵了，只有烧秸秆取暖不用花钱。
他一辈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里的墙面都坑坑洼洼的了，也舍不得修补，“糊张报纸就行了”。虽然也听说了保护性耕作可以增产节本，但家里的地，事关全家的生计，他不敢怠慢，也不愿轻易冒险。
老朱的顾虑不是个例，在保护性耕作推广之初，王贵满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农户。无奈之下他决定先找“粉丝”——那些有情怀、有能力、志同道合的人。
很多技术只有在大规模连片的土地上施展，才能将效果和利用率做到最大化。好多一家一户的农民本身就很难接受，更不用说乐意采用了。“所以我们商量，应该把合作社作为我们推广的主要对象。因为土地规模大，增产和节本对合作社的吸引力远高一般农户。”王贵满下定决心，调动起合作社的积极性是推广保护性耕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农业大县，梨树共有40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通常以流转或者代耕其他村民土地的形式，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耕作经营，每年支付给村民一定的土地流转租金，或者从村民那里取得固定的耕作管理费用。
在找“粉丝”的过程中，陶勇出现在王贵满的视线中。他的双滢合作社在村里小有规模，而且在外面闯荡过，视野特别开阔，能从国际视角来看待问题。“人家那些先进的农业生产国，免耕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还停留在小四轮种地呢。咱们地大物博，咋就不能节本和增产？”最重要的是，王贵满认准了陶勇是真心想做事的人，“否则不可能放弃外面一年十几万的钱，回家乡创业。”
即便如此，陶更省事了，可村民觉得陶勇不过是想在种地上偷懒，“这地老百姓不辛苦伺候着，能产勇面对的也是一场难打的仗。刚买免耕机那会儿，大部分村民根本“看不上这玩意儿”。因为在他们眼里，免耕机种过的地“没有垄，地还压得特别硬，肯定不高产”。而且由于头一次用免耕机，不熟练，跟自家“溜溜直的地”比起来，陶勇那地打的垄“明显歪了，没有这么种地的”。
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先把秸秆离田，之后得旋地、起垄，再播种，保护性耕作把四步程序归成一步。本来是粮吗？”
在给村民讲秸秆覆盖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使土壤变厚等等好处时，陶勇算起了长远账：“当年不一定能看到效果，可三五年后，等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变黑、变厚了，就能不被风刮跑了。”但眼下村民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而且“今年这地是我种，明年还不一定谁呢，还是现在先入先得利”。就这样，陶勇第一年的推广就这么黯淡收场了。
但陶勇相信时间的力量。第二年，他又搞起了免耕种植和秸秆覆盖。这次，老天爷给了他“时机”。通过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陶勇知道这年大概会遭遇春寒。因为事先有准备，所以“春寒以后地一点没动，还放上了秸秆，让地温可以慢慢上来，可以起到保苗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好多村民怕遭遇春寒，4月下旬就起好垄、播好种了，等到小苗都出到四五公分高的时候，也就是5月初的时候，陶勇才开始用免耕机播种。也就在此时，改变开始悄悄萌芽了。
“好多村民地里出的苗七高八低的，有的地甚至都没出苗。我的地大概种完七天就全出苗了。而且后来遇上春寒，那些地就很不像样了。”
事实胜于雄辩。这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效果，终于让村民觉得“这种法儿挺好”。
一波三折
保护性耕作从试验田推广到真正的大田里，每一项颠覆习惯的变革，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和种种现实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面对像朱守平这样靠烧秸秆取暖的村民，陶勇就免费往人家里送苞米芯。“既然人家把地都交给咱们去种了，烧柴肯定是问题，至少还需要引材，不能让人家再花钱出去买木头了。咱既然有这些苞米芯，就得分给他们。”
美好的初心与愿望并不一定达成各方都满意的结局。虽然陶勇都是在家里用铲车装好，还送“货”上门，但由于任务量大，再加上“出车时装得紧不紧，车装得高了低了”这些因素，还是会导致各家分到的苞米芯数量多多少少有些差别。不患寡而患不均，村民为这些小事也能争论不休。
为了让保护性耕作的实施，不绊在这些枝枝杈杈的问题上，陶勇还得耐着性子，于情于理地去解释：“都是我的农户，没必要厚此薄彼。既然是免费送给大家，更没必要存着坏心，让大家来挑理儿。”除了主观上没必要这么做，各家收到的苞米芯多多少少夹带些苞米叶，则是技术上的客观原因导致的。现在合作社大都采用机收，为减少籽粒的破损，会尽量不把苞米叶剥得太干净。“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村民的争论也就慢慢没有了。”
在推广秸秆全量还田的时候，当地农民种玉米大多是均匀垄种植，垄距60公分。由于种植密度大，没有地方放秸秆，所以陶勇就希望通过改变垄距来解决秸秆覆盖的问题，同时还能高产。“因为村里有一部分地是平洼地，这种地湿度大。如果再垄距过小，种植密度大的话，阳光照射就会不足，植物积温也不够。”
垄距小也是源于朴素的追求高产的观念，“在有效面积之内，起的垄头越多，种得就越多，得的粮食就越多，因此垄越种越小。”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种植密度过大，也会影响作物吸收光的能力，从而影响产量。而且当地有个习惯，对自家地，农民的边界意识很强，但不是通过地有多宽来界定，而是通过记垄数来记自家地界，“15根垄为边界就是15根垄，多一根也不行”。但在陶勇看来，要想实现规模化的机械种植，垄距要规范，还必须打破地界，形成规模。
陶勇于是向王贵满求助，王贵满又找到专家。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改变了传统等行种植法，将两垄或三垄合并成两行，行距有宽有窄，窄行种玉米，宽行覆盖秸秆，来年宽行种玉米，窄行堆秸秆，形成了“条带耕作”技术。
所有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苗全这边也是“不得闲”。就算机器已经成熟，在市场上投放多年后，还是不断会有村民找苗全“理论”，“每年都会有打官司的”。比如种子和化肥种一块儿去了，烧籽了，就跑来要求赔偿。“可明明是没按说明书操作啊，种子的间距都是有要求的，而且播的时候要随时检查。”苗全挺无奈的，但“革命嘛，都得有这个过程”。
种植密度大的问题，也给苗全带来过麻烦。因为种植密度大，随之产生秸秆的量也更为庞大。而免耕播种机的操作原理，是将秸秆切开，随后开沟、播种。但是遇到秸秆过多的情况时，机器就会出现卡草、切割不完全等一系列问题，影响播种效果。
苗全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投诉，也想了很多招，效果还不是很好。“那时候就不知道把秸秆再往碎里打一点。后来引入了秸秆还田机，就把秸秆打碎了，还打得细碎，效果非常好。”
就是这样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对秸秆还田的方式和数量进行调整，秸秆归行机、条耕机等一系列顺应需求的农机设备被研发出来，来确保耕作效率和效果不受影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位于高家村的试验田刚起步时，王贵满曾畅想：“希望10年后有效果。”有人搭腔：“20年后有成效也行。”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试验田的土壤含水量从20％增加到40％，减少土壤流失80％，耕层0至20公分有机质含量增加近13％，每平方米蚯蚓数量超过100条，是常规垄作土壤的6倍。试验田从“破皮黄”的普通地块，成了连续4年亩产超吨粮的高产田。
陶勇拿西黑嘴子村的一垧地算了笔账：按照以前的种法，旋耕得600块钱，种植的人工成本得500-700块钱，压一遍地又得100块钱，压第二遍200块钱。这就是1600块钱。化肥至少得上一吨，平均价2000-3000块钱。现在化肥能少用200斤，又能省两三百块钱。算下来一垧地省1000多块钱是正常的，“省下多少就是挣了多少”。
苗全手里的活则越做越精细了。“机器每一个部件存在的必要性都越来越清晰。小到螺栓拧紧的力度，一条螺纹多长多大，能起多大作用。”
这三个“臭皮匠”还会继续琢磨保护性耕作的事儿，“这个活就得干到咽气那天闭上眼，心里跟着了魔似的。”陶勇的合作社，去年300公顷土地成了新的试验田。“这是梨树模式的升级版。”王贵满说，就是与大型国企展开深度合作，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实施单元，将农资采购、农机作业、人员配置和资金使用率发挥到最大化。合作社的效益提高了，与之紧密相连的普通农户同样能够增加收入，保护性耕作的规模和规范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虽然他们的初心一直没变，可是身处的大环境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黑土地保护早已从基层自觉变成国家意志。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黑土地保护上升为国家工程。当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任务和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也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
“我干了一辈子，黑土地保护从来没有被提到如此高度。”从当初的感性认识到如今刻在骨子里的使命，他们觉得，“这辈子能干成这一件事，值！”
代表作3
绿进沙退的较量
张凤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总得为家乡做些什么，否则我们将无家可归，成为生态难民。”韩杰荣是这样想的，拯救民勤绿洲，实则就是在拯救自己的家园。于是，一场沙进人退、绿进沙退的较量从国栋村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2004年，有专家观点称，按照当时沙漠化速度，民勤绿洲的地下水将在17年后枯竭，届时两大沙漠将合拢……”
网上一条条有关家乡绿洲消失、沙漠前进的新闻报道直击韩杰荣的内心。当时还在兰州大学读书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打开电脑，申请域名，创建网页，然后在后台敲下了网站名——“拯救民勤”。
甘肃省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从民勤地形地貌沙盘上来看，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民勤绿洲就像一把楔子一样，镶嵌在两大沙漠之间，成为我国西北风沙线上的桥头堡。
然而，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石羊河上游来水逐年减少，加之民勤绿洲内部地下水过度开采，大量植被枯死，区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民勤成为全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
韩杰荣的家乡在民勤县西渠镇东胜村，是青土湖西边的一个村庄，45岁的他至今仍记得20年前村子里“沙上墙、羊上房”的场景，房前屋后的白杨树消失不见，农田周边的防护林大量枯死，流沙正在以每年几米的速度吞噬绿洲腹地。
“总得为家乡做些什么，否则我们将无家可归，成为生态难民。”韩杰荣是这样想的，拯救民勤绿洲，实则就是在拯救自己的家园。于是，一场沙进人退、绿进沙退的较量从国栋村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保卫家园，从种下第一棵梭梭开始
在民勤流传着一句俗语：“天下都有民勤人，民勤没有天下人”。韩杰荣向记者解释，受到沙漠侵蚀、水源枯竭的威胁，当地部分地区生活条件困苦，所以不断有民勤人往外地迁移，却很少有外地人来民勤定居。他从小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上学，你就留在这沙窝窝里种地吧”。因此，通过读书逃离民勤是当地大多数年轻人的不二选择，韩杰荣就是其中一员。
出生在夹河镇国栋村的马俊河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如此。国栋村紧挨着腾格里沙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当地人的生活十分艰苦。2000年，19岁的马俊河也逃离了民勤，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外出务工。
马俊河感叹到，如果没有那次的“意外”，他现在应该还在从事医药销售的行业。
马俊河所说的那次“意外”是什么呢？与新闻媒体有关。出于对沙漠化的关切，2004年媒体将目光聚焦在内蒙古高原这片干旱内陆河区的灌溉绿洲上。中央电视台《无水的绿洲》节目的播出，以及其他预测民勤将消失、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新闻报道骇人听闻，将西北小城民勤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民勤的存亡，成为民勤人乃至全国人民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记得是2004年4月底，看到这个节目，当天晚上我就着手把网站搭了起来。”韩杰荣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很快就创办了拯救民勤网。网站初上线时相当简陋，点进去后赫然八个大字——“保卫家园，守土有责”，下面是留言板，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网页，访问量却很高。
随后，韩杰荣建立了QQ群，并多次回到民勤，拍摄几千张照片，一些热爱家乡的年轻人围绕着如何拯救家乡收集转载了2万多篇资料，试图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民勤。
当时，在云南昆明务工的马俊河第一次从新闻报道中听说民勤可能消失时，直接呆住说不出话。他宁愿相信这些报道是不真实的，于是开始在网上不停地查阅有关民勤的信息。同那些关注民勤的人一样，马俊河无意间闯入了拯救民勤网，参与到热火朝天的讨论中。通过网络，后来这对种梭梭的搭档相互结识，并和众多关心民勤生态的小伙伴们奋斗至今。
线上的讨论总有各种奇思妙想，但可行的方法不多，他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是民勤绿洲消失，这两个沙漠合拢，就会形成一个13.5万平方公里的新沙漠取代古尔班通古特，成为中国第二大沙漠，将直接危胁到西部战略通道、丝绸之路核心段河西走廊的安全。通俗地讲，就是“民勤不保、河西不保，河西不保、危及中国”。
聚集在拯救民勤网的六千多名网友能具体做些什么？韩杰荣说道：“讨论到最后，主要的意见有两派，一些人认为解决民勤沙漠化的问题应该依靠政府，我们没有能力做也不能去做，吃力不讨好；还有一些人说，没有行动就没有开始，就这么讨论等待下去，永远没有结果。更多的人，想为家乡做点事，却不知从何处入手。”无休无止的还是讨论，甚至出现“打口水战”的情况。韩杰荣明白，争论毫无意义，到了这个阶段，必须要有人决策和带头，只有实地去干，才能用行动让大家团结起来。
不管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还是出于守卫家乡的热情，韩杰荣与马俊河一拍即合，两人决定，回民勤种梭梭去，能种一棵是一棵，用青春和热血阻挡沙漠的前进。“作为土生土长的民勤年轻人，我们努力了才能不后悔。至于说17年后民勤会不会消失，那是以后的事。”马俊河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纯粹。
依托于拯救民勤网，2006年6月，韩杰荣和马俊河发起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2007年春节，马俊河和韩杰荣利用假期时间骑着摩托实地踏勘了附近适合造林的荒漠。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组织志愿者参加活动，他们把第一棵梭梭树种在了国栋村。
“选择国栋村，一方面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另一个方面村里都是熟人，协调起来也方便些。村里也挺支持我做这件事，还不收承包费。”马俊河以个人名义承包了村东边的400亩地，开始向沙漠“进军”。
马俊河清楚记得，第一次种植梭梭的时间是4月15日。30多名志愿者带着工具从兰州出发驱车350余公里奔赴民勤，次日，花了一个早晨的时间种下1万多棵梭梭，活动结束后大家又赶回兰州，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早期活动的资金都是采取AA制，我们会选在节假日开展活动，并在网上提前公布时间。”从一次次活动开始，马俊河他们第一年种下了80多亩梭梭。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是对志愿者群体最好的描述。在这个群体里，从走路还不稳就帮父母拿树苗的孩子，到坐着轮椅不逊常人的退伍军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不少志愿者是看见报道慕名而来。“2015年，上海有一位85岁的志愿者通过新闻报道找到我们，女儿将他送上开往武威市的火车后，联系我们在这边接他，然后带去民勤，参与种树活动。”马俊河讲起了半托式志愿者种树的经历，“还有来自上海的小朋友大宝，4岁开始连续5年跟着妈妈来民勤参与压沙造林活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母亲，每年委托我们种一棵胡杨树，以完成过世女儿蓉蓉的绿色心愿……”志愿者们的热情让马俊河他们很是感动。
如果沙漠有反义词，那一定是绿洲
从网络走向现实，韩杰荣和马俊河离沙漠越来越近，去沙漠的次数越来越多，问题也随之而来。2008年，硕士毕业的韩杰荣去了一家环保公司工作，马俊河担任一家药厂的大区经理，负责西北地区的销售业务，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但随着拯救民勤志愿活动增多，两个人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公益事业，忙得顾此失彼，直接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种下的梭梭林需要养护，租赁网站服务器也需要费用，还要去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回答资助者的问询，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性工作。”韩杰荣告诉记者，这些问题他们俩必须妥善解决。2007年12月，国家批复实施《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政府鼓励农民积极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沙产业，地方政府对治沙的决心也越发显著。这也是个好时机。
“总需要一个人站出来。”2009年春天，马俊河辞去药厂的销售职务，从兰州回到民勤，全职投入到压沙种树中，准备大干一场。
为了使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高效运转，韩杰荣与马俊河进行了分工。韩杰荣作为协会秘书长，工作之余，负责在后方提供技术支持，并提前筹划、把握大局；马俊河则是总干事，负责民勤本地工作及志愿者联络任务。
“实际上，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很遥远，也很残酷。”马俊河说到，时间一长，志愿者的热情已不如当年，募集资金也是老大难，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掏腰包保障运行，他务工存下来的一点儿积蓄，也尽数投入到梭梭林里。那段时间，马俊河经常跑进沙漠，对着还不到膝盖高的梭梭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马俊河决定又一次“逃离”民勤。回家种了一年梭梭后，他实在熬不住，收拾行李准备去兰州找一份工作。
事属巧合，马俊河到兰州找韩杰荣的那个下午，4.24特大沙尘暴发生了，10-11级大风和特强沙尘暴不期而至，黑风铺天盖地一路从西席卷向东，路过民勤的时间持续了3个多小时，数千座大棚被毁，上万亩庄稼绝收。那一夜彻夜未眠，他们将民勤的实况不断更新发布到各大门户网站，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
看到网上的一条条留言，马俊河再次动摇了“逃离”的决心。马俊河回忆，当时网上的留言两极分化，距离民勤越近的网友能够理解这次大沙尘暴是场巨大的灾难。超过1500公里距离的网友会出现一部分阴阳怪气的留言，觉得是因为当地开荒、破坏植被，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这些话让马俊河备受刺激，他觉得除了种梭梭压沙之外，他有责任让社会公众了解民勤的真实情况。
民勤到兰州的距离不超过400公里，对于马俊河而言，把家里的门一锁，“逃离”民勤，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每次要离开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或是阻挡他“逃离”的步伐。是的，他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份阻挡沙漠前进的力量。
那几天，正在武威市采访的《杭州日报》记者周华诚也实地经历了4.24特大沙尘暴，他在网上看到韩杰荣和马俊河为民勤绿洲所做的努力，想做一期宣传报道，帮助他们发起公益活动。于是，在《杭州日报》的倡导下，主题为“拯救民勤·绿色传递”的活动很快发起了，许多杭州市民开始通过捐款和实地种植等方式参与进来，第一年的120亩“杭州林”就这样在民勤种下。
得到《杭州日报》的支持，经历4.24特大沙尘暴后的点点滴滴，思来想去，马俊河坚定了回去的决心。
“有了杭州人民的支持，费用有了着落，种植梭梭的进程也快了起来。2011年开始，腾讯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多个公益组织也加入到‘拯救民勤’行动中来。”马俊河补充说，随着媒体宣传力度的加大，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从2007年的30多名志愿者种下80亩开始，到2022年3000多名志愿者参与种植防风固沙林1万亩。
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成立之初，韩杰荣心里为其设定的行为方向是两个：一是通过开展节水教育，推广节水农业、荒漠化治理、村落小生态治理等实践活动，助力民勤生态恢复。二是通过电子商务带动民勤农产品的销售并提高产品附加值，让农户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增收，减轻对生态和水资源的压力。
如今，随着民勤县夹河镇国栋志愿者生态林、“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互联网植树、公益创新生态保护新模式——拯救民勤立体生态保护等多个项目的落地实施，“拯救民勤”井然有序进行着。
“2020年，我们在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的基础上，注册了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从游击队转向正规军，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而在此之前，韩杰荣和马俊河根据实践经验确定的“10元1棵梭梭树、700元1亩梭梭林”，已成为互联网植树的标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社会组织利用互联网组织压沙植树，开展生态治理这种公益模式的可行性，并通过不断创新保障了它的可持续发展，“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也成为中国公益治沙的典型模式。
留住人，梭梭树才能成活
新种的梭梭看起来像草，但当它长成树后，能有5-8米高，树的根深深扎在沙漠中，像卫士一样，阻挡着风沙前进。65％到91％的区间，这是韩杰荣他们统计的志愿者生态林里梭梭的成活率。
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梭梭在沙漠中努力寻找着水分生存下去，同样，马俊河也在沙漠中寻找一条生活的路。在他看来，把树种活，才能让风沙的速度降下来；把沙产业做活，才能留住本地的人，治标又治本。
“种植梭梭没有经济效益，不像种植松树或杨树那样，将来能够砍伐了卖木材。梭梭一旦种下，除了长埋沙地，就只有烧柴一个用途。”早些年，听说能在梭梭树上接种肉苁蓉，马俊河便跑去学习技术并试种成功。2012年，种梭梭的事顺当后，他就想通过电商打开销路，受到快递、资金结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马俊河的肉苁蓉销售不温不火。
直到2013年，民勤县重点发展特色林果业，改变种植结构节水用水，推广种植红枸杞、红枣这些产值高、耗水少的经济林木。马俊河提及，当时村里有些人种了红枸杞却卖不出去，准备砍树弃种，他便将这些农产品放到互联网上销售，没想到枸杞、红枣打开了局面，电商就慢慢做了起来。
为了寻找优质的产品，马俊河他们四方打听，跑遍每个乡村，两年时间筛选培育了16个品种的特色农产品。他和团队注册了梭梭农庄等商标，通过电商与市场对接，不断塑造沙漠农产品的品牌形象，让生长在沙漠边缘的特色农产品卖出了一个好价钱。在甘肃省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带动下，马俊河他们又策划了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
镜头前，带着浓厚西北口音的马俊河正在介绍“沙瓜先生”。“沙瓜先生”既是马俊河的微信名称，也是他在电商平台打造的蜜瓜品牌。民勤蜜瓜生产历史悠久，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瓜类作物适宜生长，曾有人在吃过民勤蜜瓜后，甚至称赞：世界上只有两种瓜，一种叫民勤蜜瓜，另一种叫其他瓜。
这次，马俊河将目光瞄准了蜜瓜。2017年，“沙瓜先生”在电商平台推出，并取得极好的反响，全年蜜瓜销售了500吨，为农民带来200多万元收入。趁着这个机会，马俊河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活动：消费者每购买一箱“沙瓜先生”，将会给他在“吃瓜群众林”种下一棵梭梭。“这是一种众筹模式，蜜瓜预售额达几十万元，种植梭梭的费用就来自消费者的捐助里。”
“曾经民勤瓜农手里的蜜瓜零售价，从5-6毛涨到了1.5元。”马俊河解释，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收入提高了，意味着对土地荒漠化的压力减轻了。一方面，单位产值价值的提升，农民不需要通过开荒打井维持生活；另一方面，留在民勤的人会多一些，能够解决荒漠地区居民生活与生态之间的突出矛盾，实现生态产业化，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荒漠化的成因。
马俊河觉得，只有让本地人的生活好起来，明白留在家乡有盼头，他们才会真的留下。只有留住了人，才能留下民勤绿洲。
一代接一代，民勤不会消亡
采访中，韩杰荣向记者展示了两张地图，黄色和绿色的色块将各个志愿者生态林规划和已完成的区域标注得清清楚楚，一东一西，东面的志愿者生态林位于夹河镇，除了最早的国栋志愿者生态林，苏武山志愿者生态林在苏武山的山脚下，沙岭子和桦柴墩志愿者生态林在腾格里沙漠的边上；西面的志愿者生态林位于昌宁镇，昌盛志愿者生态林是村庄内部的一片沙地，四方墩志愿者生态林再西边是巴丹吉林沙漠。
从2007年开始，韩杰荣他们在民勤县建设了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2万亩，有效解决了12个村庄周边的流动沙丘，让近万名村民的生产生活不再受流沙侵袭。
治沙之路仍在继续，春秋两季压沙种树，夏天帮农民卖蜜瓜，冬天去南方筹款，帮合作社成员卖枸杞、锁阳，已经成为马俊河年复一年的生活。
韩杰荣告诉记者，他们即将得到腾讯公益和南都基金会的资助，开发一个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无人机航拍的民勤县荒漠治理实景展示平台，志愿者或捐助者可以通过叫“一人一棵树”的小程序查看自己所捐种树木的生长情况。还同多家机构研发自行式植树机器人，降低治沙成本。
韩杰荣和马俊河在拯救民勤这事上，有过放弃和逃避，但更多的是坚持和拼搏。至今，韩杰荣仍保留着和马俊河第一次的聊天记录，笑着说将来老了可以写回忆录，现在偶尔翻来看一看，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恢复家乡生态这个初心。
一部民勤志，半部就是治沙史。在民勤防沙治沙纪念馆第三单元“大漠英杰，绿洲丰碑”中，讲述了一代代人漫漫治沙路的奋斗故事。“第一代治沙人是薛万祥、杨可畅，第二代以石述柱为代表，第三代没有特别突出的领军人物。”马俊河算了算说，“我们算是第四代人。”
问到马俊河与前辈有何不同时，他认为是利用互联网和市场化的手段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使得民勤治沙从地方性的行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就好比一滴水在陆地上容易受到太阳蒸发，现在，我们将这滴水融入了大海。只要对荒漠化治理有兴趣且有意愿参与的人，都可以来民勤。”
如今，马俊河他们的治沙故事也被写入纪念馆中：“这些场景展现的是民勤青年马俊河从2009年开始运用‘互联网＋治沙’的模式，先后动员5万多名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在民勤治沙造林4万多亩，闯出了一条通过动员社会力量防沙治沙的新路子。”
民勤县城入口，“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标语至今醒目。距离“民勤消失”的报道已经过去18年。
至于民勤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韩杰荣和马俊河他们种下的梭梭就是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