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
义乌是我省接收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接收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最多的县级市。经过10多年探索，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最近两个月，记者与公益律师、社工一起，多次对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走访，听他们讲述自己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经历和感悟。严肃、公正，又不乏人性化关怀，是他们对中国司法的一致评价。
故事一：古斯的两个困惑
“为什么有人那样做了没有受到惩罚，我那样做了却被判刑？”上周四下午，在义乌城区一幢商务楼，前来走访的公益律师陶旭明刚落座，一旁的古斯就小心翼翼地发问。
古斯是伊拉克人，已在义乌经商10多年。他的妻子是中国人，目前和他一起在义乌做生意。
2014年10月，古斯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买卖报关单），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之后，他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
对于判决结果，古斯有些不解：当时并非他一个人买卖报关单，为什么一定要抓他？
古斯的另一个困惑是社区矫正期间不能离开义乌，这给他的生意带来一些不便。
前几天，一名外地客户要与古斯当面谈生意。本来应该古斯去见客户，由于他不能离开义乌，只好请客户来义乌。
“我愿意接受社区矫正，但为什么不能离开义乌？我认为自己不离开中国就行了。”古斯说。
对于古斯的两个疑问，陶旭明作了耐心解答。他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触犯中国的法律，都会受到惩罚，暂时没有被司法机关发现的犯罪行为不等于不会受到惩罚。至于社区矫正期间不能自行离开义乌，这是对所有社区矫正人员的统一要求，不存在国籍歧视。如果确实有事需要临时离开义乌，经社区矫正执法部门批准后，可以离开。
对于陶旭明的解答，古斯非常满意，表示自己会安心矫正，争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从义乌市司法局获悉，在社区矫正期间，相关部门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多次对古斯给予人性化关怀。
比如，社区矫正人员原本要佩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子腕带。后来古斯提出，自己经常同客户见面，佩戴电子腕带会让客户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能否不佩戴电子腕带，改为增加当面报告的次数。出于人性化考虑，相关部门同意了他的请求。
今年5月底，古斯的儿子生病要去杭州就诊，相关部门及时批了5天假。儿子病愈后，古斯按时回到义乌。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中，古斯的两个疑问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来说，首先要端正态度，自觉遵守中国法律。
故事二：佳奇的心愿实现了
去年6月，印度客商佳奇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缓刑二年零六个月。去年7月，他开始接受社区矫正。
像古斯一样，因为平时不能自行离开义乌，佳奇的生意也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与在监狱服刑相比，社区矫正自由多了。对此，我已经很满足了。”佳奇说。
在社区矫正期间，佳奇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印度的妻子和3个孩子（大的5岁，另外一对双胞胎3岁）。今年4月初，记者和社工第一次上门走访时，佳奇说得最多的是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佳奇被判刑后不久，妻子和孩子因签证到期回到印度。尽管后来可以再次办理签证，但每次的来华时间只有一个月，且往返一次要花数万元。为了节约开支，他只能每天通过微信视频与家人聊天，以慰藉自己的思念之情。
“刚回印度时，3个孩子经常在视频里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总是开玩笑说：‘你们给爸爸寄一张飞机票，我就回家了。’后来，孩子们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来义乌？’我说：‘等爸爸有钱给你们买飞机票了，你们就来义乌。’后来，妻子怕我伤心，就不让孩子们问这些问题了。”佳奇说。
说到动情处，他强忍住自己的情绪，但神色黯然。
4月初的那次走访后，佳奇的心愿被及时转达给义乌相关部门。之后，义乌市司法局、出入境管理局结合佳奇社区矫正的表现，积极为他的妻子、孩子来义乌提供便利。
上周，当记者再次随公益律师、社工到佳奇家里走访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已到义乌。
“这次妻子和孩子来义乌，除了正常的一个月时间，还可延期一个月。非常感谢中国的司法、外交等部门给予的帮助。”佳奇说。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在社区矫正期间，佳奇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思想认识到位。接下去，义乌市司法局将会同相关部门，为佳奇的妻子、孩子继续留在义乌提供便利。
故事三：欧力的中国“海淘梦”
目前，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5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中，来自土耳其的欧力最年轻。
欧力今年28岁。5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开始，他在杭州、台州等地。后来，他觉得在义乌做生意机会更多，就一直留在义乌。
2015年3月，欧力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之后，他开始接受社区矫正。
对于判刑这件事，欧力已能坦然面对。“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勇敢地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欧力说。
欧力在土耳其有一名合伙人，主要负责销售；他负责在义乌采购，每月的采购额只有两三万元，商品通过国际邮件的方式运到土耳其。
用欧力自己的话说，其实他是一名中国“海淘”。由于是小生意，他在中国的“海淘”生活过得并不宽裕。
欧力父亲的身体不好，弟弟妹妹还在上学，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很大。欧力出事后，需要一些钱处理案件。由于家人和亲友帮不上忙，他只好卖掉土耳其的唯一一套房子。
现在，欧力每天都在努力工作。白天，他到义乌市场采购产品；晚上，他到一家餐厅打工。如今，他每月收入稳定，还经常给家人寄一些钱。
欧力接受社区矫正后，父亲很担心。每次欧力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问：“有没有人欺负你？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
“每次父亲问问题，我都会笑起来。因为来中国后，从来没有中国朋友欺负我。即使在我出事后，从进看守所到法院审判，再到现在的社区矫正，中国的相关部门既做到了严肃、公正，又坚持文明执法，在生活上很关心我。”欧力说。
欧力告诉记者，等社区矫正期满后，他打算在义乌开一家外贸公司，继续在中国创业。
“我喜欢义乌、喜欢中国。我打算再奋斗三五年，在义乌买一套房子。如果有缘分，我还希望娶一个中国姑娘，把家安在中国。”记者离开欧力的住处前，他有些腼腆地说出自己的梦想。
【画外音】
义乌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大队长骆跃军：针对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语言沟通、文化差异、法律背景等特殊情况，义乌大胆实践，成功探索出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义乌模式，并得到司法部、外交部的充分肯定。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总结义乌的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经验。
（出于人性化考虑，文中3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