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记忆——〈东北日报〉和辽宁71本地方志中的抗美援朝
代表作1
致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1953年7月27日，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第一次与外军联合作战，第一次与号称“不可战胜”的美军作战，饮雪卧冰、殊死搏斗、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军队一起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有人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我们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加大炮”，那胜利的呼喊声像春雷，穿过三千里江山，响彻中华大地，不仅震惊了世界，更鼓舞了中国人民。
这一战，是立国之战。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侵略者，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万众一心、维护正义，决不会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低头，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这一战宣告：中国人啊，终于挺直了脊梁！
70年光阴流转，和平驱散了天空的阴霾。值此特殊年份，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本报报道组决定走进辽宁地方志，去寻找辽宁大地上有关抗美援朝的记载；走进《东北日报》，去了解辽宁人民最真实的抗美援朝“日记”；走进各类抗美援朝遗址遗迹，去体味时光深处的热血与豪迈。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报道组翻阅了71本地方志、1000多期的《东北日报》，走访了十几个抗美援朝遗址遗迹，总有无数个瞬间，或热泪盈眶，或思绪万千，或心生呼啸。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距离火线最近，距离战场最近，距离记忆最近。无数思绪涌上心头，有太多的话语想要倾诉⋯⋯
我们想对70多年前的中国人说：落后就要挨打，退缩必然任人宰割！“弱国无外交”是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切的警示。对于1950年的中国来说，“弱国”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县志里、报纸上，只要是有关于美军轰炸丹东、入侵台湾海峡的记载，都紧跟着中国政府抗议、声讨的声音。美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民坚定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信念，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最终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我们想对70多年前牺牲的志愿军战士说：青山埋忠魂，不忘来时路！鸭绿江畔的松柏，是否记得那一张张英勇渡江时的年轻脸庞？辽沈大地的山河，还会迎回多少英魂忠骨？“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在这场战争中，像黄继光那样舍生忘死、与敌人同归于尽者成批涌现，是他们用血肉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脊梁。
我们想对70多年前的辽宁人民说：人心齐，泰山移！留存至今的文字总能令人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不论是“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二人争先上战场”的参军热情，还是田野间、工厂里火热的生产竞赛，抑或妇女捐献陪嫁首饰、大夫捐献治病良方、工人捐献工时的满腔热忱，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辽宁人民真正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成为志愿军“敢打必胜”的坚实后盾。
我们还想对今天的自己说：一切的岁月静好，都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当我们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民工、支援者、亲历者时，从那激情澎湃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从那或悲壮或感人的抗美援朝故事中，我们明白，是无数的英雄烈士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抗美援朝”曾是辽宁人民心中的头等大事，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也铭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成为他们在日后攻克发展道路上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的制胜法宝。鉴往事，知来者。70年来，鸭绿江依旧静静流淌，江水不息，那些烽火连天的记忆渐渐褪去，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代辽宁人不断前行。在今天，我们唯有奋进，唯有敢打必胜，才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最好方式。
共行大道，有歌有雨。习近平总书记说：“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新中国真正“站起来”了。而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场接力赛上，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下，辽宁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想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必须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汲取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锐意开拓进取，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用嘹亮的号角吹响奋进新时代的凯歌。
丰碑永恒，光照千秋。
谨以此特刊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致敬不朽的英雄，致敬伟大的祖国，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
代表作2
张沛：什么力量都摧毁不了坚强意志
16岁，离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18岁，参加创办了绥德的抗战报；24岁，参加了北平解放报的创刊工作；26岁，被任命为东北日报社副总编辑；29岁，被任命为团长，率中外记者团赴朝鲜前线采访；30岁，担任东北日报社长……这是新闻人张沛30岁前的人生履历，后来他又被调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作，以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离休。
谈起父亲，女儿凌云脸上的自豪掩饰不住。“父亲从14岁开始参加革命，从延安到东北，再到北京，他的步履不停、笔耕不辍，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新闻界‘老战士’。”慈父张沛并不愿向女儿提及采访中的危险经历，因此凌云直到父亲去世后，在翻看父亲的回忆录《新闻生涯六十年》时，才真正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记者团经历多次轰炸
张沛的一生中曾遭遇过许多生死关头，而最后一次战火考验，就是在赴朝采访期间的遭遇。“有一次，美国飞机又追着我们轰炸，我们的车轮被打得着了火，不得不停下来。情况万分危险，我们急忙跳下去，隐蔽在车身后面。四面望去，到处是负伤和牺牲的战友与炸毁的汽车，头上的飞机还在炸个不停。真是十分幸运，我们这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团，竟无一伤亡。”在去往开城的路上，美机的轰炸，记者团经历了许多次，有时候炸弹在路边响起，子弹从身边飞过，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张沛真正体会到了冲过火网的感觉。
一路的艰险令人难忘，但更让张沛记忆深刻、肃然起敬的是，朝鲜人民有着不屈不挠、什么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坚强意志。在一个名叫博川的小镇上，战争几乎毁灭了这里的一切永久性建筑，美军入侵时，这个仅有3000户居民的小城镇上竟有800人惨遭屠杀。活着的青年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剩下来的妇女、老人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离开博川继续向平壤方向前进，记者团总能看见一群妇女在“打扫”马路，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们是在打扫敌机抛洒下来的铁钉。这是敌人为了破坏运输线而特制的空心四角铁钉，落地后永远是三角着地一角向上，汽车轮胎一旦被扎就会泄气。
从7月21日傍晚跨过鸭绿江，到25日上午抵达开城，记者团所面临的险境并没有结束。在朝鲜谈判期间，美国人“谈时想打，打时想谈”，不停地对我方进行军事骚扰，美军飞机对我方代表团驻地多次轰炸、扫射，记者团的住处也不能幸免，所以不得不多次转移。
不同寻常的“中外记者团”
凌云拿出包裹严实的回忆录和几本杂志，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是一本200多页的回忆录，记者发现，其中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内容足有14页，可见这段特殊的经历给张沛的新闻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到任务时，父亲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辑。”凌云说，东北日报的这段经历对于父亲的成长和影响仅次于延安时期，他总是念念不忘。
1951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沛突然接到一纸由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签发的委任书，命他率领一个“中外记者团”前往朝鲜采访停战谈判。7月19日下午5点，从北京前来的记者团成员一行十几人抵达沈阳站，张沛这个团长也就此上任了。第二天晚10点，记者团由沈阳乘火车，开赴朝鲜。
在团长张沛看来，这个记者团十分特殊：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一起组成记者团采访，这在朝鲜战争中是第一次，在新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组团到成行都十分仓促，所有团员都是突然得到通知，然后立即启程，没有准备时间，也是极不寻常的；记者团的成员有不少著名记者，如大公报的朱启平、光明日报的孙承佩、新华社的钱嗣杰等，还有国际知名的阿兰·魏宁顿、贝却敌等外国记者，算得上是新闻界的精兵强将，然而其中却没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
为什么要临时组建“中外记者团”？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没有参加？直到后来多方了解，张沛才明白：朝鲜谈判刚开始时，美方在未经中朝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带来了20名记者，我方拒绝记者采访后，对方小题大做撤回了全部谈判人员。这一“记者事件”是美方对谈判缺乏诚意的表现，却导致了赴朝“中外记者团”的仓促成立。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字记者没有参加的原因则在于，为了避免给敌人以扩大战争的借口，抗美援朝并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外记者团”也需要以非官方的名义前往朝鲜。
谈判始于来凤庄
环境是恶劣的，但记者团的真正战场在开城的来凤庄。张沛在通讯《为和平而斗争》中写道：“这里在进行着一场剧烈的斗争——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的斗争。”
1951年7月底的开城一片瓦砾，完全没有了都市的面貌。记者团的汽车通过一条数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两旁的建筑已荡然无存，但路旁的一个露天市场上，已有人群在进行交易。停战谈判的会址设在开城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这是一座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住宅，园内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交相辉映，紫藤花正在开放，与记者们一路的所见所闻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张沛认为，选择这样一处“世外桃源”作为谈判会址，更能唤起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这场世界军事战争史上最长的停战谈判，在1951年7月份才刚刚开始，火药味儿正浓。7月25日，谈判双方代表均按照会议的时间准时到会，美方代表乔埃照例乘着一辆新的涂有白五星小吉普车到会。而朝方代表南日将军也是乘一辆美国吉普车前来，与乔埃的车几乎完全一样。这辆车不是买来的，而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此后，乔埃就改乘飞机到会了。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桌下，双方的记者也在‘明争暗斗’。”张沛记得，“竞争”最激烈的要算摄影记者了，双方“不客气”地抢镜头。双方记者开始时互不理睬，后来稍有松动，也不甚友好。美国记者在言谈中流露出盲目的优越感。一位美国记者问：“你们中国也能制造巧克力吗？”孙承佩英文水平高，他给美国记者讲新中国的成就：土地改革、根治淮河、工业建设等等，讲得美国人瞪大了眼睛：“这可能吗？”
后来，由于美方一意孤行，不断侵扰我方代表团，致使谈判陷入无限期休会，我方代表团决定，记者团留下4位外国记者、两位中国记者（朱启平和钱嗣杰）以及新闻台全体人员，其他成员全部返回祖国。
代表作3
辽东学院学子万里寻访志愿军老战士
289次青春对话青春
提示
70多年前，一群和当代大学生年龄相仿的青年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自己的青春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70多年后，也有一群青年人，循着英雄精神的足迹，用一次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寻找老战士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经和他们一样年轻的身影。这群青年人就是来自英雄城市丹东的辽东学院学子。
从2016年暑假开始，辽东学院发动全校青年学生，组织开展了一场名为“千名大学生行万里路，寻访百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社会实践专项活动。6年的时间里，辽东学院的师生以丹东为起点，总计行程85260.8公里，走访了全国11个省，28个地级市，寻访到了289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忠实记录下了他们的口述历史。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回访活动，“遗憾的是每一年我们能够回访的老战士人数都在一点一点变少。”辽东学院团委书记冯智慧说这是让他们最痛心的事，也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寻访老战士、传承抗美援朝精神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而对于那些寻访老战士的大学生来说，所有关于青春的疑惑，在走近这些70年前曾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之后，都悄然解开。
“只有胜利了，我才有资格回家”
受访老兵：周晚芳、蒲溶章
采访学生：丛子怡、张馨心
采访时间：2019年12月
丛子怡：作为一名女兵，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呢？
周晚芳：我是一名志愿军文艺兵，1950年10月25日，我们从丹东跑步入朝。当时，刚过新义州由于部队阻击敌人，所有女同志就返回丹东了，到1951年7月份我再次随部队入朝。对于我来说，能上战场和战友们一起战斗，就是我的愿望。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性别这个问题。我们无论男女，都是志愿军战士，是战士就要上战场奋勇杀敌，报效祖国。而和当时在前线作战的战友相比，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演出，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坚定信心打胜仗……
张馨心：您是在什么时候真正感觉到战争的气息的？有没有害怕过？
周晚芳：不害怕，为什么要害怕？我遇到过很多次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我随部队转移，刚下公路就被敌人发现了。因为晕车我就坐在部队敞篷卡车的后面。我记得那次子弹就在我头顶飞过，直接在雪地里打出火星子。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机枪扫射。
蒲溶章：大概1950年10月，我随部队到达集安鸭绿江边准备入朝，那时候天空上盘旋着敌人的飞机。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战争的气息。
张馨心：你们有过想家的时候吗？看到战友牺牲时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蒲溶章：我虽然是一名女兵，但我也有和男战士一样的热血。我在朝鲜战场一共参加了4次战役。那时候我们白天上山隐蔽，晚上行军作战。我和男兵们一样过着艰苦而又危险的战地生活。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回家。我觉得，作为一名战士，只有胜利了，我才有资格回家！我的战友们都很勇敢。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战士。我曾亲眼看见我们连队的步兵直接跳到敌军坦克上，把坦克上的炮塔盖打开，塞上手榴弹。当时坦克开得速度很快，跳上去以后随时可能会被履带碾死，但大家都无所畏惧。在收复大小河岛的战斗中，敌人的各种火炮一刻不停地打了20分钟，即便如此，我们的部队最终还是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清点人数的时候，我们部队幸存者加起来还没有一个营的人数多。
是什么让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无所畏惧？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军人的职责，胜利的决心。在战场上，无论男女，我们都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哭过，但不是因为害怕”
受访老兵：韩作清
采访学生：陈秋宇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
陈秋宇：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韩作清：那时候很小。我18岁就参军了，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我的部队改编为42军。入朝的时候我是志愿军125师炮兵505团的一名卫生员，那年我刚20岁。
陈秋宇：那时候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有多艰苦？真的就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吗？吃不饱穿不暖会影响战斗吗？
韩作清：哎呀，就是你们年轻人今天想不到的那种苦。我记得1950年12月快过年的时候，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整天坚守阵地，晚上就睡在铺着松树枝的雪地上，粮食也不够吃，我们吃的确实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再苦再累仗一打起来就全都忘了。我那时候一共参加了4场战役，每一场战役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所有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赢！
陈秋宇：您当时年纪那么小，在战场上会哭吗？
韩作清：我哭过，但不是因为害怕。我在朝鲜的第三场战役是道城岘战役。那场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战斗结束后我哭了。因为我失去了我的战友，我们的副连长。他在之前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上面已经明确告诉过他不让他再冲锋了，他却在战斗结束后第一个冲上碉堡，结果被碉堡中一个受伤的敌兵用枪打中牺牲。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是我仅有的几次在战场上哭。
“受点伤算什么，起码我还活着”
受访老兵：武斌
采访学生：石啸雪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日
石啸雪：还记得您上战场前的心情吗？
武斌：我老家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1951年1月，我被编入志愿军65军194师581团1营3连。那时候我只有19岁。当时大家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都可兴奋了，都想为国家作贡献，大家都挺积极。我也特别激动，出发前一晚上都没睡着。上战场，打击美国侵略者，这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
石啸雪：看到了您的军功章，立功的过程您还记得吗？
武斌：当然。一次我们连队正在行军途中，走到一个山头上的时候，有眼尖的战士发现了山下有一群敌人。我就想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趁机偷袭敌人一把。当时敌人前面有坦克开路，步兵在后。于是我就和一个老兵一起来到了敌人上山的必经之路，我俩一个挖坑一个往里面放炸药，埋好后赶紧跑。才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见一声巨响，敌军的一辆坦克被我俩埋的地雷给炸毁了。后来党支部给我和那位战友记了大功，那是我第一次立功，特别骄傲。
石啸雪：看到您伤残的手指，当时一定很疼吧？
武斌：在朝鲜的临津江我们打了一场阻击战，打到最后我们连就只剩下了几个人。撤退到河边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就像雨点子一样从空中射到水里，我看见身边许多战友都倒下了。我也中了好几枪，那次战斗我右手断了两根手指，左手断了三根手指。战场上多大的伤痛我都能忍受，因为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的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起码我还活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比电视上演的更苦更危险”
受访老兵：张文珍
采访学生：王媛媛
采访时间：2016年7月21日
王媛媛：您当兵的时候多大年纪？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的生活和电视上演的一样吗？
张文珍：年龄跟你现在差不多。我是1951年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那时候也就20刚出头，在部队担任通讯员。战斗生活比电视上演的更苦更危险。由于后勤运输线经常被美军轰炸，所以很多物资都运不上来，那时候真的是吃不饱也穿不暖，我们的武器跟敌人比也有很大的差距。
王媛媛：我们这边武器这么差，敌人那边有飞机大炮，力量对比这么悬殊，战斗的底气从哪来？
张文珍：武器是没有敌人先进，但我们一点也不怕。那时候战场上有很多牺牲的战友，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就顶上，一波跟着一波，无穷无尽，直到把敌军打败为止。敌人靠炮火，我们靠意志，敌人打武器，我们打意志，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退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保家卫国！
王媛媛：在战场上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张文珍：亲眼看着战友牺牲在面前，却不能去救。那是战场，我们是战士，我们有纪律。我记得有一次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和战友躲在防空洞里。我们班长去山头上打敌机，结果被美军飞机扔下的燃烧弹击中。那时候班长全身都着火了，我眼睁睁看着他被烧成了一具黑色的尸体，但我们没法出去。看着每天朝夕相处的战友被活活烧死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心痛。后来的每一场战斗，我都会对自己说，班长不能白死！所有牺牲的战友都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