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董云静、王旖旎、张晓东、王伟帆以“消失的地名”为切入点，走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田家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镇、兴安盟扎赉特旗三家子村旧址，记录下日军暴行，留存一份历史档案。
王旖旎向“我在现场”栏目来稿讲述经历体会。
本栏目长期征稿，详细信息附文末。
我在现场丨日军屠杀后，地名消失了，但历史不会
本文作者：王旖旎
在内蒙古，有几处特殊的地点——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田家镇、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镇、兴安盟扎赉特旗三家子村。
抗战期间，这3个村镇遭日军血洗、沦为废墟，解放后才陆续有人迁入。田家镇旧址改名为永兴镇，寓意“永远兴旺发达”；乌镇和三家子村长期荒废，当地在原址附近另建两村，沿用原名。
历史不容忘记。我们决定制作推出“消失的地名”系列报道，重访淡出地图的田家镇、乌镇和三家子村，追寻它们承载的记忆。
（一）
7月，烈日灼人。田家镇旧址，干裂的土地上长着几株枯草，断壁残垣默默伫立。
“田家镇惨案”亲历者大多已离世，我们挨家挨户询问线索。
途中，我们遇到85岁的村民吕大爷。得知来意，他执意要陪我们走访。烈日当头，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却摆手说：“不累，我这把老骨头，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聊起那段往事，吕大爷扯开衣领，锁骨处露出一道很深的凹陷疤痕：“4岁那年，因为我没及时鞠躬，日本人用枪托砸的。”
我下意识倒吸一口凉气，问他：“疼吗？”
“早就不疼了。”他指着心口，“可是这里还在疼。”
谈话间，我们找到了75岁的“田家镇惨案”幸存者后代武焕新。当年，武老的父亲因为躲到城门外，幸免于难。
武老指着面前一条残破的小路：“这里以前是最繁华的街道，日本人闯进来，在这里杀了299人。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2岁。”他声音平静，手指却一直在颤抖。
临别时，武老拉着我的手：“姑娘，谢谢你们来。我们说不准哪天就走了，但这些历史得留下来。”
离开武家后，我们找到了90岁的韩生财老人，他是当年的幸存者。
初见时，他坐在炕沿，目光投向窗外。
老房子里弥漫着潮气，混着炕烟的味道。老人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布料已被磨得发亮。我收起采访提纲，在他身边坐下。
等了好一会，我小声问他：“那天的太阳，是不是很刺眼？”
他缓缓点头，褶皱很深的眼皮微微颤动：“亮得晃眼......枪声炸开的时候，麻雀惊起一大片。”他的手突然攥紧了裤腿，“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
他说不下去，我没再追问，任由录音笔记录下他每一次颤抖的呼吸。
（二）
乌镇旧址，如今仅存一条十字街，两边种满了玉米。风沙肆虐，残存的道路上还留着当年的痕迹。
我蹲下身，喃喃自语：“这么多年了，这些痕迹怎么还在......”
“因为太多了”，与我们一同寻访旧址的杜锦岐说着，嗓音低哑。他是《乌镇村史》作者之一，在研究乌镇村史的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了解到许多令人痛心的过往。
“最残忍的是，他们明明可以痛快杀人，却偏要慢慢折磨……”他哽咽了，眼睛发红，良久才从悲痛中缓过来：“我常常做噩梦，梦见有人在哭。”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研究这段历史？”我问。
“因为伤疤底下，真相还在流血。”他看着我，“如果我们都忘了，我们的同胞就真的白死了。”
（三）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我们找到当地原史志局局长庄庆洲，他从档案柜深处捧出一叠厚厚的资料，纸张已泛黄发脆。
关于这次惨案，官方史料上只有“三家子惨案”5个字。庄庆洲耗费半年时间，几乎走遍三家子村旧址周边所有村庄，问遍能找到的所有人，才整理出83位遇难者的名字。
“有照片吗？”我看着空荡荡的桌面问道。
庄老苦笑，眼眶微微发红：“没有照片，一张都没有。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谁家照得起相啊。我找了整整半年，连一张画像都没能找到。”
83个名字，就是这段历史的全部证据了。
“这半年里，我每晚都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这83个素未谋面的人。他们没有照片，没有墓碑，如果再没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好像从没有在这世上活过一样。”
拜别庄老后，我们在三家子村支部的帮助下，找到了“三家子惨案”幸存者金国财的女儿金玉芳。
见到我们，她哼起一首歌，声音有些沙哑：“这是我父亲编的关于‘三家子惨案’的歌，那天是1945年9月24日。”
我很奇怪：那时候日本不是已经宣布投降了吗？
“日本投降后的第40天，”金大姐的双手微微颤抖，“溃逃的日军还是血洗了三家子村，87口人，就活了4个……”
我语塞了。
金大姐埋下头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我静静陪在她身边。录音笔里，记录的是撕心裂肺的哭声。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记录的意义是什么？
当亲历者一个接一个离去，当历史的细节逐渐模糊，我们拿什么证明那些惨剧真的发生过？拿什么告诉后人，和平的代价有多沉重？
夜幕降临，我打开录音笔，忽然觉得，作为记者，我们有责任用笔和镜头，记录历史、传递真相，让那些颤抖的声音穿越时空，刺破沉默，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视和平。
记者在采访杜锦岐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