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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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标题：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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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文字稿

作品标题：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

第一篇代表作

王方定：做引爆原子弹的“核火柴”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陈 瑜  吴叶凡

  “老有人问我们当时怎么想的，我就先说这个。”10月15日下午，面对来访的记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化学家王方定打开了话匣子。

  96岁的王方定声音洪亮，带了点四川乡音。

  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当年，王方定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投身核事业时您怎么想的？”是一个被问过多次的“老”问题。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对党有一份忠诚，一份义务。党指到哪就打到哪。”王方定回答得清晰坚定，“只要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没有想过要打折扣、去拖延。没有，没有，从来没想过。”

  当年，像王方定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就是这样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以热血和青春，缔造了“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

“苏联能做，美国能做，我们怎么不能做”

  1928年，王方定出生于辽宁沈阳。因为战乱，他的童年在不断搬家中度过。

  王方定说：“我们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能不想国家富强吗？”

  将个人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种信念已经深入骨髓。

  大学毕业后，王方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从事核燃料铀相关分析工作。

  在那里，他边工作边接受培训，学习俄语，还去北京大学旁听原子物理学。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1958年8月，钱三强告诉王方定，党委研究决定派他参与原子弹研制。王方定马上答复：“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分配。”

  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拒绝继续援助中方制造原子弹。中方决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从那时起，王方定便接手了一项艰巨任务——做点火中子源研究。

  点火中子源是一种“核火柴”，用来引发核爆炸。平时它不发出中子，只有在需要点燃核链式反应时，才发出需要的中子。

  王方定团队要攻克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研究对象具有强化学毒性和放射性，但他们连符合要求的实验室都没有。

  那时，钱三强提出，可以盖一个简易工棚作为实验室，这样有利于保密，核废料也好处理。

  “钱先生雷厉风行，他说了以后，立刻打电话，把基建处的施工队队长叫到办公室，当面交代这件事。”王方定记得，大概一个月时间，以沥青油毡做顶、芦苇秆抹灰当墙的工棚就在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101堆西南侧建成了。

  但工棚条件太差了。

  “冬天冷得不得了。”王方定说，由于工棚没有暖气，白天，他和同事要穿着大棉袄，边踏步边工作，以免冻僵冻麻。水管、蒸馏水瓶和试剂瓶管在工棚放一晚上就会冻裂。他们想了个办法，每天晚上将水管里的水都放掉，把蒸馏水和化学试剂搬到有暖气的实验室，第二天早上再把它们搬回工棚。夏天，工棚又热得不得了，温度经常在36℃左右，实验人员还要穿着三层防护工作服，戴上双层橡皮手套、面罩、口罩，汗流浃背自不用说，晚上蚊虫还咬得厉害。

  就这样，王方定小组在工棚里做了3年实验。后来，何泽慧把一间实验室划给王方定小组使用。

  在那里，王方定小组继续进行实验，完成多项技术革新，苦干加巧干，终于获得了优质点火中子源材料。该材料在第一次使用时，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王方定小组研制的点火中子源材料，被多次用作原子弹的核点火部件。

  条件艰难，时间紧迫，经验缺乏，但王方定从来没想过会做不出来。“我们信心满满。苏联能做，美国能做，我们怎么不能做？”

“能分析自己国家的核爆炸数据，是一种幸福”

  1964年6月初，点火中子源的研制已经告一段落。那时，王方定的女儿还没有满月，他收到了同事递来的“速去‘前方’”的纸条。

  那时，我国在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开始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前方”，指的就是青海基地。

  不仅要去，还要把户口迁出，落户青海。这意味着可能一辈子要留在大西北。

  “家里是有现实困难，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但也就是闪一下。”王方定说。

  就这样，他匆匆办了户口迁移，上了车，到了青海基地。那里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刚一去，王方定就因缺氧而剧烈头疼；后来又因为接种鼠疫疫苗产生反应，发起高烧。

  在青海，王方定的主要工作是做核爆炸放射化学诊断，通过测量核爆炸后不同核素的积累量，分辨不同的核过程及其效应。王方定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航载核弹、第一颗导弹运载核弹等十余次核爆的放射化学测量工作，也针对原子弹、氢弹试验，分别建立了几种不同原理的放化测试法，并提供了可靠数据。

  “能分析自己国家的核爆炸数据，是一种幸福。”王方定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那个心情啊……”王方定的手微微颤抖，他停顿了好几秒，脸也微微涨红，最后轻声说，“没办法发泄的一种心情。”

  消息传到青海基地后，大家根本坐不住，自发跑到广场上去跳，去欢呼，去呐喊。仿佛不这样，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兴奋。

  60年后，回忆起当天，王方定的脸上还满是笑容，仿佛置身于当年庆贺的人潮中。

  之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放射性样品送到了青海基地。

  当时，分析工作使用的工号里有一个密封的手套箱，手套箱后面连着一个运输轨道，样品可以在密闭空间移动。但当时，有一段轨道不通，样品无法按既定方向流动进入手套箱。

  于是，王方定迅速用力打开90公斤的铅屏蔽装置取出样品，再放入大家临时新做的手套箱。

  回顾王方定过往研究，其实有不少这种“不那么安全”的时刻。

  怕吗？王方定立刻摇头——不怕！怕就不会去做。“我就是有种迫切的心情，想尽快把结果拿到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分析利弊，就是一门心思去干、去冲。

  分析工作一旦开始，就是夜以继日。经过团结协作，王方定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核爆炸的监测任务，获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数据。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核事业有人接班”

  在青海，王方定待了6年。1970年到1978年，王方定又在四川三线山沟呆了8年。

  1978年，王方定终于调回北京。1979年，他回到原子能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当时人家跟我说，你把以前发表的文章拉个单子。我说，我没有文章，我的成果都在实验记录本上。”王方定淡然一笑。

  他的成果，也都写在了一次次核爆炸中。

  王方定学术作风扎实，非常看重实验记录。做点火中子源研制工作时，他要求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写清楚做了什么。他还要看记录、给意见。

  有人说，王方定小组做点火中子源工作时，做了几百次实验。听到这话，王方定又是一阵摇头摆手：“没有！没有那么多！一次实验很麻烦的，不可能做那么多次。”

  他想，可能是后人整理当时组员的实验记录时，将一些基础操作，都算成了一次实验。

  严谨对待每一次实验，也是因为王方定吃过亏。

  刚开始工作时，王方定做的是铀矿分析。“当时这个数据怎么做也不平衡，今天做出来一个数据，明天做出来又是另外一个数据。”王方定一步步分析，每一步都做到严谨细致。后来，他的分析结果都能保持良好的一致性，还能得到复现。

  “我希望后来的人别像我一样掉到坑里去。我是好不容易爬上来的。”王方定说。

  对年轻人，他也总是怀揣着一颗爱护的心。有要求，有期许，也有不遗余力的帮助。

  王方定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为年轻人作报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内，只要是与年轻人相关的学术会议、交流会以及座谈会，王方定都一定参加。80多岁高龄时，他仍每年坚持和年轻人举行一次座谈，作一次报告。

  王方定带学生，也是全力以赴。他全程关注学生毕业论文，从论文选题、文献调研到实验方案制定，从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编写到论文写作，从论文答辩到如何作学术报告，王方定都认真细致地指导。论文交给他，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标点符号，他都细细推敲。王方定说，做学问要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在采访中，王方定道出了他看重年轻人的原因：“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核事业有人接班。”他们要把奉献了一生的事业，交给新一代青年人，伟大事业要后继有人。

  今天的中国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了。”王方定两只手比划着，做出翻转的手势，“我们以前出口大豆，现在出口什么，出口电子产品，出口汽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变化实在太大了。”

  王方定不愿多谈自己作过多大贡献。他认为，能为国家的强盛出一点微薄之力，已经很幸运了。

第二篇代表作

胡思得：“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颗小水滴”

本报记者 都 芃  陈 瑜  吴叶凡

  北京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一栋灰色的4层小楼，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原二机部九局、九所）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所在地。

  11月15日，在所史馆一楼展厅，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物院原院长胡思得。

  1958年，为了研制核武器，二机部在北京设立九局、九所。同年9月底，复旦大学毕业生胡思得到九所一室报到。

  他告诉记者，1959年，为了给苏联承诺提供的原子弹实物教学模型提供“安家之所”，九所修建了厂房样式的模型厅。然而，直至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模型厅未等来任何原子弹模型。

  望着空荡荡的模型厅，胡思得和同事们踏上了自力更生研制“两弹一星”的征程。

“土方法”填补空白

  1958年，胡思得报到时，室主任是邓稼先。

  “老邓给了我们一本俄文版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让我们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多借几本。”胡思得说，但寻书无果，只能自己动手油印。

  “资料印出来后，我们一人一册开始学，没有人告诉我们将来要干什么。”一个星期后，胡思得憋不住了，咨询了邓稼先。

  “老邓向上级请示后，告诉我们，九所是搞原子弹的，一室负责理论研究，并强调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胡思得听后，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难走的道路。

  “模型厅盖好后，我们就开始等模型，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胡思得说，后来，他知道，模型不会来了——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终止了原子弹援助计划。

  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其实当时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相信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原子弹。”但对胡思得来说，更多的是兴奋和坚定，中国人终于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

  在邓稼先的领导下，一室一直保持着互教互学的学术氛围。

  “比如研究状态方程的时候，我因为比老邓多看了几篇文章，他就会让我给大家讲讲。”胡思得回忆，大家就这样你讲一段、我讲一段，把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吃透了。

  胡思得领导的小组主要负责研究铀的状态方程。苏联原子弹用的裂变材料是钚，但我国那时没有钚，只有高浓铀。钚、铀的临界质量不一样，要进行原子弹理论设计，必须要掌握铀的状态方程，即高压下铀材料的密度、温度、压力和能量之间的关系。

  在邓稼先的指导下，小组成员从一篇英文文献中找到了27种金属的冲击压缩数据（也称雨贡纽曲线），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数据求解材料状态方程的方法。

  但27种金属中并不包括铀。铀的状态方程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国内也尚无实验条件。

  “小组群策群力，提出是否可以将27种金属的雨贡纽曲线按各种物理参数进行排列比较，找到规律，进而推出铀的雨贡纽曲线？”胡思得说，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可，他带领组员们分头工作。不久，组员李茂生负责的一个参数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团队初步摸索出了铀的雨贡纽曲线。

  这仅是第一步。

  雨贡纽曲线的适用范围是几十万标准大气压以下。原子弹爆炸中，铀所经受的压力远超这一范围。如何将更大范围内铀的状态方程计算出来，胡思得想出了一个“土方法”。

  他把整个状态方程分为了三段，对应三个范围。在低于百万标准大气压的范围内，用自己推出的雨贡纽曲线。在几亿标准大气压的极端高压范围内，“借用”托马斯—费米理论。之所以说“借用”，是因为此前这一理论被苏联专家认为只适用于天体物理研究。两个压力范围的中间部分，胡思得和同事根据上述两条方程曲线两端的走向进行外推连接，最终“凑”出了一个完整的状态方程。

  回忆起当初的“土方法”，胡思得笑着说：“这实在是被逼出来的办法。”

  对这个摸索出来的结果，谁也没把握。

  “这个时候，程开甲先生来到九所，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胡思得说，后来，他和团队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发表的论文，发现其处理大范围状态方程的方式与他们大同小异。这也再次验证了胡思得等人方法的正确性。

  后来，随着理论研究力量不断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水平也不断提升，有力支撑起原子弹的设计、生产、试验过程。

助力氢弹小型化研究

  1962年下半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已基本成型，九所的工作重心转入试验、生产阶段。从事理论设计的一室也开始着重关注理论与实际结合，为此专门成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小组，胡思得任组长。小组的任务是将理论设计方案带到青海221基地，与实验部门紧密合作，根据试验结果指导实际生产。

  周光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出发前，他特意约胡思得谈话。

  “他对我说，搞科学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放过理论或试验中存在的任何疑点。当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的时候，最可能有新的突破。”胡思得一直将周光召的这番话记在心里。

  原子弹零部件对精密度的要求极高，导致成品率不高。这不仅拖慢了生产进度，也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院领导找到理论联系实际小组，提出能否在保证试验成功的前提下，放宽公差要求？小组在深入生产一线调研后，提出了一个想法：对加工难度较大的零部件，适当放宽标准，然后通过提高容易加工部件的标准来补偿这种损失。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是否可行，胡思得和同事们深入加工车间和试验现场，亲自动手测量、计算，反复调试，拿出了一套调整办法，证明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算是初步明白了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胡思得说。

  胡思得和同事们的工作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生产研制进程，并且为后来指导第一代核武器工程设计、生产、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晚，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身在青海221基地的胡思得加入了游行欢庆的队伍，喜悦填满心间。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胡思得和小组成员返回北京，被安排参与氢弹小型化研制工作。

  氢弹小型化工作，关键点在于小。要变小，结构上必须要有重大改进，而结构的改变又会对装置性能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由于此前几个核武器型号的研发工作都很成功，大家此时有些“轻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挑战，使得这项工作从理论到试验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了“三炮不出中子”事故。

  “我们做了三次点火出中子的冷试验，结果都不理想。”胡思得后来反思，“当初大家有些得意忘形，步子迈得太大。做核武器研究其实就像在悬崖边行走，成功的道路只有窄窄一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为了打响这一“炮”，随后半年多时间里，在邓稼先、于敏的带领下，胡思得和同事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与试验人员紧密配合，共同设计试验方案，改进理论设计。

  “我们齐心协力，一处处改进，冷试验前后做了七十多次。对从结构设计到加工生产中的各个环节，我们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胡思得说，为了克服特殊构型对装置性能的影响，他和同事们凭借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得来的经验，巧妙地对一些零部件作用时间进行了相应调整，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最后一次冷试验时，我们圆满解决了此前的问题，打响了这一‘炮’。”胡思得说，在这次工作中，于敏等人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更懂得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从理论和试验的不一致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意义。

重心转向核军控研究

  自参加工作以来，胡思得亲历了我国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核大国发展核武器事业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等国已基本完成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核试验工作，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声音愈加强烈。彼时，我国新一代核武器正处于爬坡跨越的关键时期，一旦被迫禁试，将给我国国防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怀揣着对国防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已经病重的时任中物院院长邓稼先联合于敏启动了一项重要工作，向中央递交一份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书。

  为了写好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和于敏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对核大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以及国际上的禁核试风潮进行详细分析。时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的胡思得也是调研小组的一员，他几次奔走于邓稼先的病床前，全程参与了建议书起草工作。

  “老邓当时刚刚做完手术，切掉了部分直肠，身子坐不下，只能窝在一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逐字逐句修改建议书，一边改一边疼得直流冷汗。”回想起邓稼先，胡思得满是敬佩和心疼。

  最终，经过细致研究、反复修改，这份言辞恳切、深思远虑的建议书日趋完善。

  建议书递交后，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核武器发展也按下了“加速键”。1994年，胡思得被任命为中物院院长，主要工作继续围绕建议书展开，组织领导了我国此后的历次核试验。

  1996年7月29日，是计划外增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这一天恰逢邓稼先去世十周年。在当日举行的动员大会上，胡思得回想起一路走来的历程，感慨万分，动情地对大家说：“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会成功！”

  试验当天，一声巨响如约而至，试验圆满成功，这是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同日，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暂停核试验后，我国核武器事业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早在最后几次核试验期间，胡思得等人便已有所考虑。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胡思得等人率先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核军备控制研究。1989年，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PSNSS）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胡思得任研究组第一任组长。PSNSS成为我国对外开展核军控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1999年，从院长岗位退下来后，胡思得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核军控研究上。2003年，中物院战略研究中心成立，胡思得任首任主任。

  如今，已经88岁的胡思得仍然关心核军控研究。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会去办公室工作半天，有时还要与年轻人开会讨论。年轻时多才多艺、身姿矫健的他如今饱受膝盖退行性病变的困扰，走起路来离不开拐杖，有时还需人搀扶。他还戴上了助听器。“好在眼睛还不错，看书还不用放大镜。”胡思得总是这样乐观。

  当记者问起，他如何定位自己在我国核武器事业中的角色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颗小水滴而已。借助集体的力量，我们可以波涛滚滚；如果离开了集体，很快就蒸发掉了。”

第三篇代表作

陈佳洱：徜徉微观世界 成就“加速”人生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陈 瑜  吴叶凡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今年已经90岁。4年前，他和夫人住进了北京一家闹中取静的养老社区。

  这挺契合陈佳洱喜静的性格。

  在接受记者采访讲述往事时，无论情节如何跌宕，陈佳洱的语速都是慢慢的，语气也波澜不惊。

  这与他一直从事的加速器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加速器是一种人工加速装置。它将带电粒子加速到较高能量，为人类“撞开”微观世界的大门。

  作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加速器专家，陈佳洱研制了我国首个4.5MV静电加速器，在北京大学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实验室，提出并主持研制出首台国产纯铌超导腔，还以加速器助力中华文明探源……

  然而，当听到记者“您一直特别优秀”的赞叹时，陈佳洱连忙摇摇头，直说：“我做得还不够。”

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陈佳洱于1934年出生于上海。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大连大学工学院（后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的电机专业。

  那时，王大珩先生认为，要培养高素质的工科人才，必须要有理科基础，就在大连大学工学院里成立了应用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

  在王大珩以“高要求”闻名的物理实验课上，陈佳洱拿过3次满分。这也让陈佳洱被选入应用物理系，从此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陈佳洱又到了东北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东北人大”，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恩师”——朱光亚先生。

  “朱光亚的课讲得非常好。每一堂课都精心准备，讲一堂课要准备一周。”陈佳洱回忆，朱光亚不是讲概念、讲公式，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对某个物理问题世界上有哪些争论，物理大师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课。”

  朱光亚是陈佳洱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给陈佳洱出了题——研制探测β放射性粒子的计数管，并要求陈佳洱每周提交查阅文献的笔记。如果陈佳洱理解得不深或者不正确，朱光亚就用红线在笔记上标注出来。国内根本没有做计数管需要的一些材料，朱光亚就将从美国带回来的珍贵材料拿给陈佳洱用。

  陈佳洱还记得老师对他毕业论文的评价：比预期的还要好。

  后来，北京大学的老师到东北人大招收研究生。他们看了陈佳洱的论文成果后感叹：“北京大学还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北京大学想招陈佳洱去读研，但东北人大物理系系主任余瑞璜舍不得这个人才，让陈佳洱留下当助教。虽然向往北京大学，但母校需要自己，陈佳洱还是留了下来。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然而，陈佳洱和北京大学的缘分还在继续。

  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成立我国高校中第一个核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以下简称“物理研究室”），专门培养原子能人才。同年，朱光亚被调去参与物理研究室组建工作。

  随后，一纸调令送达东北人大，要求调陈佳洱去北京大学。

  临别时，东北人大的领导拍了拍陈佳洱的肩膀说：“你去了北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955年，21岁的陈佳洱来到北京，成为参与物理研究室组建的6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培养核物理人才这件事要保密。“我们的信箱是‘546信箱’，所以，对外只讲在‘546信箱’工作。”陈佳洱回忆说。

  在“546信箱”工作的日子，陈佳洱肩上的担子果然更重了。他协助教授们招生，遴选适合搞核事业的优秀人才，还要排核物理实验课。

  陈佳洱记得很清楚，每一个实验都要用计数管，其中研制α计数管最难。α射线射程最短，只能穿透非常薄的薄膜。但这么薄的膜一抽真空，就被大气压压碎了。

  陈佳洱想了个办法：在β计数管的薄膜上开一个小洞，把更薄的云母膜粘在上面，让α射线通过这个小洞进去。就这样，他们做出了国内第一个α计数管。

  后来，他们还建立了计数管车间，把八门实验课都摸索着开了起来。

  因为任务繁重，陈佳洱每天要干到半夜三四点。他干脆把床搬进了实验室，困了就在床上眯一会儿，醒来再继续干。

  尽管物理研究室名义上属于北京大学，办公地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实验和教学则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进行。因此，陈佳洱一直没机会也没时间去北京大学看看。

  1958年，“546信箱”解禁，被命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改名为技术物理系。

  陈佳洱这才第一次骑着自行车去北京大学逛了一圈。“哎哟，真漂亮啊。”说到这，他脸上露出笑容。

要给中国人争口气

  发展原子能事业，离不开反应堆、加速器等重大设施。要开展教学和研究，也离不开加速器。

  20世纪50年代末，陈佳洱开始研究加速器。他负责安装调试从苏联引进的25MeV电子感应加速器，还对照它“照猫画虎”地自主研制出一台能量达到30MeV的电子感应加速器，以满足当时的科研要求。

  20世纪60年代，陈佳洱去英国留学，参与了当时牛津大学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安装调试工作。

  在英国时，陈佳洱常觉得“要争一口气”。

  “英国人总会跟我说，你回国后，把磁铁拿回去，把变压器拿回去。我说，我们中国能做出来，他们就是不信。”陈佳洱总结：英国人看似对你好，但那是一种同情弱者的“好”。

  当时，发展等时性回旋加速器遇到一个困难，离子束从离子源出来以后会衰减近90%。

  这些离子去哪了？在卢瑟福实验室，陈佳洱接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任务。他设计了一个微分探针装置，探测微观空间里离子的运动规律。花了近1年时间，陈佳洱终于搞清楚了离子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越隙共振。

  这种共振，理论上有人提过，但没有人通过实验证明过。陈佳洱提出了越隙共振的判据，还给出了把越隙共振“治”下去的方法——沿着它滑的方向放置一次谐波，让它往另外一个方向滑，把共振抵消。他的方法将实验室中心区束流传输效率提高到4倍以上。

  卢瑟福实验室加速器磁体组组长约翰·库普兰见到陈佳洱所用方法的效果后，竖起大拇指说：“你是谐波加速之王！”

  陈佳洱凭实力赢得了尊重。

  但中国赢得尊重，还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传到英国，陈佳洱的英国同事大为震惊。陈佳洱连夜坐火车到伦敦，再从火车站骑自行车到了中国驻英办事处，找参赞确认这个消息。“当知道中国真的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陈佳洱回忆。

  第二天再回到学校餐厅吃饭时，陈佳洱这个中国人成了焦点。大家纷纷过来打听，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快造出原子弹。

  “这个时候，脊梁真的挺起来了！”陈佳洱感叹。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恩师朱光亚在原子弹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物理研究室培养的学生里，有的还在试验基地担任司令员。

把错过的时间补回来

  1966年2月，陈佳洱回国。他本来得到了一笔500万美元的拨款，在中国制造当时最先进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研究搁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了。

  大会分组讨论时，44岁的陈佳洱一度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了。76岁的周培源先生听了这话，对其他人说：“你们看，他还说自己老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看到比自己年长的科学家都充满干劲，陈佳洱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要打翻身仗，把错过的时间补回来。

  翻身的第一仗，就是自主设计建造一台电压为4.5MV的静电加速器。

  陈佳洱和十几位同事常驻上海先锋电机厂，根据物理研究需要，从优化物理参数入手，进行物理设计，又系统地对高压电极形状、高压柱结构及各离子光学参量等进行优化，并增加了脉冲化等功能。

  团队与工人、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历时4年多，终于在1983年高质量地建成了4.5MV静电加速器。

  陈佳洱认为，这是最让他有成就感的加速器之一。该加速器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单色中子源在3—7MeV和16—20MeV能量的空白，也是北京大学核科学试验基地的第一个大型基础设施，至今还放在北京大学加速器楼内。

  还有一台加速器，也让陈佳洱觉得很有意义。1985年，牛津大学将陈佳洱曾经调试过的那台串列静电加速器送给了北京大学，但要求北京大学必须保证这台加速器能继续运行。

  科研团队依托它建立了我国第一台面向用户的高精度加速器质谱计，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6年，陈佳洱与北京大学的情感羁绊更深了一步——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当这个校长。”在采访中，陈佳洱缓慢而郑重地将这句话重复了三遍。

  那时，陈佳洱心中，校长的最佳人选是当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他觉得，如果周光召当校长，能把科研和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然而，中央已经作了决定，陈佳洱没有办法推拒，只好“硬着头皮”当了校长。

  当校长后，陈佳洱还是坚持给学生上课。他认为，只有上课，才能知道老师在想什么，同学在想什么。

  “教育，最重要的是立德树人；科学，最重要的是实践创新。只有坚持立德树人，才能培养出搞科学的人啊。”陈佳洱强调，“科学家一定要履行好教学职责。”

  1998年5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陈佳洱认为，真正的一流大学，能在文化、科学和道德各个方面实现世界引领。要实现这种引领，需要培养能在各个方面引领未来的人才。

  这是陈佳洱对“世界一流”的定义，也是一位老科学家、老教育工作者对大学沉甸甸的期待。

  （中国核学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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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标题：院士口述·大国底气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