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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代表作文字稿

替天下子女尽孝

口述 李丽珠  整理 丹菲

2000年10月，我被医院委以重任，带领五名医护人员，成立山西省太原市红十字托老中心（后改为太原市精神病医院老年科），由我担任主任，专门照护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这事还从来没人干过。我二话不说，服从分配。

“没人干过的事我来干”，这在我的人生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在中学是班长、团支部书记，1979年高考，我没考上大学，只上了太原市技工学校卫生分校。那会儿挺自卑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做护士。我们班有14个同学分配到精神病医院。后来，陆续有人离开，最终留下7个，其中就有我。

最近反映铁路生活的电视剧《南来北往》在热播，我家里人也都在铁路系统工作。那年代，铁路吃香。本来我也可以调去的，但我不肯服输：你们都在热门单位，就我在精神病医院当护士，怎么了？我偏不走。

去之前，我也胡猜乱想过，病人会不会被强行捆绑。真到了这里，它就是一个医院，有各式各样的病人，有的躁狂，有的安静，都需要医护人员付出努力，帮助并呵护他们。我没有产生任何厌烦情绪，反而充满了同情心、神圣感。

我在工作中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室护士长。

不出意外，我还将成为护理部主任。

可人到中年，又要一切重头再来。

养老院不肯接收，普通医院和精神病院不能长期收留。谁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 

新建的托老中心只盖了一个平房四合院，条件艰苦。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现成的专业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要面对的，大多是老年精神病患者。有些是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老年患者，出现了失智、失能，同时伴随精神障碍。这些老人常常做出伤人、自伤、毁物等过激行为，养老院不肯接收，普通医院和精神病院不能长期收留，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

谁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当时中国还没有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一体的机构。我们这个托老中心，就定位于照护这些特殊的老年人。

不单纯是生活上的照顾，也不单纯是治疗病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专业护理。体力、智力、爱心、责任，一样也不能少。

黄老是托老中心最早的入住者之一。他是抗美援朝老兵。来的时候，是被家人捆绑着送来的——很多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因为失智，在家常常打人、砸东西，子女们被折腾得没办法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我们。

住进来后，老先生依旧整天大叫大骂。我站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发现，听着像是语无伦次的骂声，但呼喊的其实都是从前战友的名字！

虽然生了病，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了一份不被人看到的柔软。

第二天，我在黄老的床头插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贴上他和战友的老照片。我发现，他安静多了，每天都会长时间地看着那些老照片，有时还会抹眼泪。

有一次，黄老在花坛边坐着，见到我，猛地站起来，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立即回老人一个军礼。目光对视的一刹那，老人坚定的眼神、肃穆的神情，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光荣岁月。

此后，我哄着他理发、刮胡子，和他说要注意保持军人风纪。他听进去了。每次见到我，他都竖起大拇指，“主任好！”

几年后，黄老在托老中心安详去世。我给老人净身，穿上军装，扣紧风纪扣，让他体体面面地走。

他的子女握住我的双手，感激地说，是我替他们尽了大孝。

我对医护人员讲，“患病的老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我们必须控制好自己” 

早些年，托老中心没有专职护工。上到理发，下到擦屁股，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包括我这个主任。有时，我帮助老人洗澡，猛不丁会吃一记水淋淋的巴掌，见到我的狼狈相，他们还嘻嘻地笑。

生病的老人就是这样，不知道自己有病，还乐得不行。

有个男护士哭着和我说，主任，我给小孩子擦屁股可以，小孩子可爱。给这些老人擦屁股，我恶心得不行。

小伙子年纪不大，他委屈，我理解。我和他说，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过给老人擦屁股这一关。

很多老人生病后，开始有被迫害妄想。有一位大爷，出了名的难搞。那天中午，大爷又开始骂人了，两只胳膊抡来抡去，说“饭里有毒”，不让喂饭的护士靠近。

我走过去，像哄小孩一样左哄右哄，又当着大爷的面，先吃了一口饭“试毒”，让他先安心下来。总算，大爷张口吃饭了。

我正专心喂饭，突然，大爷将一口饭菜吐到我脸上，又一把将我推倒，大声嚷嚷：“快来看呀，李主任要害死我呀！”

挤过来好几个看热闹的病人，还扯住了我的胳膊。直到工作人员赶到，才把我“解救”出来。

事后，我对医护人员讲，“这些患病老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我们必须控制好自己。”

有一天，一位失智大娘悄悄将我拉到身边，让我摸摸褂子下摆。我一摸，鼓鼓囊囊的一圈。大娘神秘地凑我耳边说，这些都是她背着儿女悄悄攒的私房钱。

我和大娘拉钩，不会告诉其他人。大娘离世后，我才将她的小秘密告知家属。

无论这些老人是间歇糊涂型，还是间歇狂躁型，他们的意愿，我们都要尊重。

春节一连送走三位老人，我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爆发了

只有一次，我受不了，爆发了。

那是2017年春节，我在7天里接连送走了3位老人。

大年初一走的那位老人，中午还坐起来吃饺子。我跟她开玩笑说，“我发明的棉套裤还好吧？坐起来不冷！”

她用指头戳着自己的脸：“没裤裆，真丢死人！”

这位老人因为生病，用上了纸尿裤。我给她做了两条齐大腿根的棉裤腿，方便又暖和。

老人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脾气古怪，和所有人都不对付，还无数次闹腾着要告我。有人曾经逗她，“你告倒了主任，你去哪里？”

她说，“我还要跟着主任住养老院。”

在弥留之际的抢救间隙，老人突然清晰地叫了我一声：“主任好！”然后一歪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将生命最后一刻的柔软留给了我。我相信，就在那一刻，她的神智恢复了，她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离去的。

春节一连送走三位老人，我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爆发了。

那天，我一个人开车到蒙山大佛脚下，对着马上就要下山的落日，哭出了声。吃了再多的苦，流了再多的汗，我也不能和别人说：自己护理了多少老人，送走了多少老人，还将继续送走多少……这是我的工作，我别无选择。

我患上了长期失眠，每天早上靠喝咖啡恢复精气神。因为工作忙碌，吃不好饭，很长时间，我的体重只有90多斤，偏瘦。

但只要一迈进托老中心的大门，老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李丽珠。

我喜欢穿红色衣服，因为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老人，特别需要明亮温暖的色彩。我是老人们的主心骨、大家长，是他们信赖的亲人。

“妈妈”是留在他生命字典里唯一的词语

2017年，“医养结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为十九大代表和医护工作者，我接受采访，提出“替天下子女尽孝”。

之前中国还没有医疗和养护为一体的机构，我们无意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终硬是摸索出一条以“疾病治疗、康复期护理、中长期照护、安宁疗护”为一体的老年护理特色之路。

有了社会影响力，托老中心从最初的七个病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常常还一床难求。

每次新病人入住，我都先拉近距离，叫他们“大妈”“大爷”。我热情开朗，嘴快手快腿快，时间长了，老人们都当我是亲人。

魏大爷知道我爱吃柿子。我外出回来，他送来一个神秘礼物。我解开裹着的毛巾，再解开裹着的手绢，是一个用纸裹着的柿子，已经烂糟糟了。

我很高兴，诚心诚意地谢谢他。看他心满意足地走开，才悄悄将烂柿子处理掉。

每天我上班走进院子，这个四合院顿时热闹起来。能自由行动的老人争先恐后来看我，有跑过来的，有小碎步扭着来的，有激动地叫着、唱着的。他们叽叽喳喳地问候，尽管大部分词不达意，但我心里那个暖呀。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大声地回应每个老人。

邢大爷是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同时又有心脏病。他认不出自己的老伴和儿女，却追着我喊“妈妈”。只要听到邢大爷在喊“妈妈”，离得再远，我也会马上“哎——哎”地高声呼应。邢大爷欢喜得直拍手，像个小孩子。

“妈妈”是留在他生命字典里的唯一词语。有一次，我判断邢大爷的心脏支架出现堵塞，马上与家属联系，一起将邢大爷送到心血管专科医院诊疗。

到了医院，邢大爷不肯让“妈妈”走，他涨红着脸，嘴巴嘟起，一副委屈样。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他就是我的小孩。

家属为难地看着我。我拉住邢大爷的手，安慰他：别急，“妈妈”留下来陪你。

他一下破涕为笑。

我不点破，保护着他们的小秘密

上百个老人凑在一起，过集体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

80岁的陈大爷喜欢上了新来的李大娘。每次到院子里活动，陈大爷就兴奋地在人群里找寻李大娘。看到李大娘，他就下意识地抠抠身上的饭渍，理理衣角。

有时，陈大爷还会拉拉李大娘的手，递给她好吃的。家人送来的护手霜，他也舍不得擦，送给了李大娘。李大娘抹了，伸出手让我闻，香不香？

我笑着说，你这护手霜好香啊，我都没有呢。

我不点破，保护着他们的小秘密。

但李大娘的子女知道了，来向我告状，说陈大爷老不正经，耍流氓，说我爸还活着呢，他怎么能这样。

我把子女请进办公室，跟他们讲道理。陈大爷都80岁了，你说还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他拉你妈的手，送你妈小礼物，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能有什么副作用呢？

相反，两个老人都感到开心。他们都是病人，都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这点美好的心理需求，如果还要干涉，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这么一说，子女们的想法转过弯来了。

站在失智老人的角度想问题，就会心无挂碍地去做该做的事

特殊老人，我们就要特殊对待。遇到有的老大爷想摸女护士的手，我就大大方方地给他们摸，我也说服其他护士，让她们满足这些老小孩的需求。

有个住院十几年的躁狂症老大爷，见我就要抱抱。我就大大方方地抱抱他，像抱一个小孩子。你不知道，这一抱能给一个精神有障碍的老人带去多少安慰。

站在失智老人的角度想问题，就会心无挂碍地去做该做的事。

即便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得到真切关怀时，他也会表现出人性的柔软。

有一次，我为一个气管切开的老人做处置。气管套管里喷出的黏液溅了我一身。这时，老人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慢慢合拢，抱拳，向我作了一个揖。我读懂了老人无法表达的话语，那是感激和尊敬。

一位得了前列腺病症的老人，因为无法小便，只能膀胱造瘘。一次，护士扶着他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当时我正在查房，看到老人一副痛苦的表情，职业敏感告诉我，他有难言之隐。

我走过去，将手伸进他的裤裆，捋顺了导管。他本能地舒了一口气，眼里含泪地望了我一眼。

护士反映，刘大爷经常耍流氓，脱裤子。我从刘大爷常将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行为，推断出老人脱裤子，是想撒尿拉屎，他说不出来，只能用3岁小孩的动作来表达。

从此，护士只要看到刘大爷在脱裤子，便及时将他扶到卫生间。

这些生活在病痛与孤独中的老人都很了不起

武大娘与丈夫离婚，无儿无女，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最后来到托老中心。武大娘临终时，我紧握老人的手，看着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按照老人生前树葬的意愿，我将小小的骨灰盒葬到一棵松树下。

另一个孤寡老人张大爷有精神疾病，住进托老中心后，便不停地在院里捡垃圾，还将其他老人晾晒的衣服鞋子拿走。

就是这位严重失智的老人，临终之际却突然要求见我。我刚到老人床边，他的一双手便伸向了我。我赶紧抓住，俯下身去，几乎脸贴脸，听他说话。

“主任，求求你把我送回老家吧，我看到我爹我娘了。”

我听清了老人最后的请求，看着老人期盼的眼神，懂得老人那份近乎卑微的心愿。尽管送临终老人回老家不是我们服务的范畴，但我还是当机立断联系了老人的一个远房亲戚。

当晚10点钟，我将老人安全送到家。一进屋，已陷入昏迷的张大爷突然睁开眼睛，贪婪地看着自己的老屋，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两行混浊的泪流了下来。

想到一个平凡生命是那么坦然无惧地做好了谢幕的准备，那一晚，我破天荒地在返回的车上睡着了。

托老中心有一位“百岁老人”石奶奶，人长得白净，很有修养。石奶奶常讲，“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有地方住，有吃有穿，还有医疗专业人员伺候，我要坚强地活着。”

石奶奶有胆囊炎，疼起来要命。但她非常乐观，常讲一句口头禅：“只要还喘着一口气，就是胜利。”

我被石奶奶感动，常以石奶奶为榜样，开导那些情绪低落、想不开的老人。

这些生活在病痛与孤独中的老人都很了不起，他们活着一天，就是对生命礼赞的一天。

我特别想呼吁，在重视“优生、优育”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优逝”，这是文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我常常跟同事们讲，孝敬呵护这些老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我要求所有当班护士，确认老人临床死亡后，一定要轻柔地撤除老人身上的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导尿管等，动作不能粗暴。

“视死如生”，是对老人的尊重，也是现代临终关怀的一种。

每次为老人送终，我都当自己正面对一个熟睡的老人，认真地帮其洗脸梳头，整理五官表情，尽可能地给老人一个舒适姿势，穿衣做到整洁，要给老人最后的尊严和体面。

魏大爷的后事是我操持的。他没成家，无儿无女，精神障碍，病后认了许多干女儿，每个月的工资都被这些干女儿以各种理由花掉，常常不够付养老费。

了解实情后，我与魏大爷的单位取得联系，接管了老人的财务，将各项支出记录清楚，魏大爷的工资不仅能付清养老费用，还能满足日常开支，再没有什么干女儿上门哄骗老人了。

魏大爷临终前对我说,“主任，我的事情交给你负责，我走了要穿上军装，把我埋在你办公室前面，我要天天看着你。”魏大爷当过兵，青春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美好的日子，在他残存的意识里，他渴望一套军装。

我理解老人的心，跑了很多门店才找到那种老式绿军装。

最后，我以女儿身份将魏大爷的骨灰盒安葬于天龙山生态墓地，让老人死后归于青山。

人死为重。我特别想呼吁各界，在重视“优生优育”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优逝”，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生命充满酸甜苦辣，生命也渺小而伟大。跃升到一定高度看待生命和死亡，会让人倍加珍惜当下。

通过不断学习，我取得了老年护理专业的高级职称，还获得数十种荣誉，“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等。2021年退休后，我成为好几家学校老年护理专业的特聘讲师，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反哺社会，也让自己老有所为。

细算下来，40年的临床护理，我伺候过3000多个老人，亲手送走了261个。我是幸运的，以一种特殊方式进入别人的人生，陪伴他们走到终点。

我也步入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了，有时我不由自主去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261个老人排成队站在那个四合院里，他们都会对我说些什么。

而我想对老人们说：谢谢你们，我这辈子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子女优秀，都是托了你们的福。

（文章中老人均为化名）

读稿人语 戴维

我们准备好了吗？

老龄化社会已然来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有近3亿人。如何养老是全社会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失智失能老人的家庭，需要医养结合的专业机构，需要李丽珠这样有人文关怀的专业人士。让老人体面地活着，有尊严地走，这是文明的尺度，也是子女最大的尽孝。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的1号文件，便是聚焦发展银发经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不断增进老年人福祉，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可以想见，老年护理专业将迎来旺盛的需求。

面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和取舍，面对无从躲避的疾病和困境——这一切，我们准备好了吗？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智慧，豁达的心境，去直面和破解这道难题。

下半年代表作文字稿

中国师傅

口述 孙仁海 整理 林鲁伊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1994年到2008年，我出国十多次。倒不是参加了什么旅行团，而是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参与了七个国家水电站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属于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援助。我去过的国家有越南、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以及蒙古国等。

我今年67岁，是杭州发电设备厂的退休工人，别人都叫我孙师傅。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我们厂几千名工人中，只有8人拥有“技师”的职称，我当时37岁，是8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全厂唯一拥有电气设备安装资质证书的技术工人，国内除了少数几个省，我都去指导过。

我厂生产的直径8米的发电机组和直径4米的水轮机组，以及种类繁多的配套辅件，装了15个集装箱，提前经海运到越南，全程要50天。

当时杭州到越南还没有直航，我们从上海飞到香港，再转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休息了一宿，次日一早赶往150公里外的水电站。

20世纪90年代，越南开始发展经济，社会上电力很紧张。这个水电站之前的4台发电机组不够用了，所以和我们合作，对原有机组进行扩容。

那4台老的发电机组还是1962年日本人援建的，30年了，仍运行良好。而我们扩容的新机组就在边上。

这就有点意思了，更像一场技术上的“国际比拼”。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老师傅都知道，安装过程要一丝不苟，不能求快。

但越南工人急着赶进度，有个重要的零部件没有预热到200摄氏度，就组装上去了。更要命的是，工人在强行操作时还用大锤猛砸，把部件表面搞得毛糙糙的，势必影响今后机器运行。

我很生气，对工人提出严厉批评。“这机器服务的是贵国，你们蛮干胡来，将来停机检修甚至报废，受损失的是你们国家！”

给我当翻译的是越南国家电力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叫阮公阳，他早年在中国留过学。我虽然听不懂阮工的翻译，但他的语气和神态都相当严厉，那些工人羞愧地垂下了头。

本来，被野蛮操作的零部件是要报废的。我根据多年经验，发现还有起死回生的价值，就把毛刺重新打磨、抛光，再预热到200摄氏度，结果很轻松就安装好了。新机组试车72小时，一切顺利。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我回国后，阮工还时常联系我，说中国的机器好，一直运行正常。还说我给工人上的课，他都录音了，并整理成文字。他把这些当成“教材”，已经培养了十多批操作工。

几年后，胡志明市另外一座水电站购买了我厂的发电设备。我第二次去越南负责组装。

巧的是，这次工人中就有当年我培训过的。听到这些“外国徒弟”一口一个“中国师傅”地称呼我，我心里热乎乎的，很自豪。

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将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阮工叫我“孙工（程师）”是抬举我了。其实，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我能以专家的身份到国外指导技术，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也和我自己的努力有关。

我们家祖籍绍兴，1950年我的父母移居到萧山。1957年，我出生在萧山义蓬，家里有兄弟姐妹4人，当时经济状况是很差的。17岁，我到义蓬的蜜蜂大队插队，被大队选为电工。

1979年，我通过招工考试，进了杭州发电设备厂。这个厂和杭州第二棉纺织厂、杭州齿轮箱厂当时并称萧山“三大厂”，也是国家中小型发电设备的重点生产企业。

能进3000多人的国营大厂，好多人羡慕我。我自己也很努力，进厂后刻苦钻研，先后担任电器调度员、工艺员、施工员。

1997年7月，厂里派我去蒙古国援建。乌布苏省在蒙古国西部，水电站又在首府乌兰固木200公里外。

一般水电站的上游，水流较大。但这里呢？平均六七米宽的河道，河水却是靠融雪汇聚起来的，水深才没过脚趾，枯水期则露出河床。就是这样的水，集中到用堤坝拦住的“水库”里，再顺着沟渠，流到机房，带动发电机组。因为水量小，只能安装2台300千瓦的机组。

这里是人烟稀少的牧区，牧民还在用羊油灯照明。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

发电机组在交付前，要72小时不间断试运行。那天晚上，一位巡查水渠的工人在值班时睡着了。开机发电后，河水开闸而出，急速往下，把沙土夯的沟渠瞬间冲垮，裂口达5米宽。水断，机停，天亮才发现。

蒙古国方面派了两辆车，拉来30多名工人紧急抢修。忙活了7天，才把沟渠全部修好。

晚上，电站负责人巡查，发现又有值班工人在睡觉。负责人很生气，直接骂起了人。我赶紧跑到控制室，把另一名贪睡的工人叫醒。

电站负责人无奈地摇摇头，拜托我给工人培训时一定要严格再严格。

一上课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工人啊！别说水电站的基本术语都不懂，很多人甚至是文盲和半文盲，当“工人”前就是在草原上放羊的。

好吧，手把手地教。我把所有操作分解，标上阿拉伯数字，1是干什么，2是干什么，3是干什么，让工人们跟着我做，从模仿到反复训练，直到形成牢固记忆。

考试实行“一错零分制”。我讲了1天，工人们背了4天，又练习了5天。他们考了十多回，才全部过关。但如果多问一个“为什么”，他们又原地卡壳，基础不是一般的薄弱。

那次在蒙古国出差90天，住的是土房，没见过米饭和蔬菜，整日和风沙为伍，是历次技术援建中条件最艰苦的。但机组试运行成功时，水电站发送的电输出到广袤草原上，从没见过电灯的牧民，无比惊讶看着灯亮起来。那种欣喜又纯真的眼神，让人很难忘记。

来自中国的我们，也瞬间理解了这里的人。

几年后，有同事再去乌布苏省，回来说，那里发展了，水电站也有了蒙古国自己的技术员。

我真为他们高兴。

“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其实在国外吃点苦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遇到人身威胁。

2007年5月10日，我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乘车，去200公里外，靠近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水电站，安装2台500千瓦的机组。

路况差，开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当地翻译提醒，这里民间武装多，你们要小心。

一周后的某天，刚吃过午餐，守院门的狗突然狂叫。一个面目黝黑的络腮胡闪出，急速走到我跟前，持一把手枪对准我，身后是5名随从。

黑洞洞的枪口距离我脑袋仅10厘米……我全身僵住了。

这时，翻译和其他人赶来。翻译和对方一阵叽里咕噜后，对我说：“他们不伤人。你们快走！拿上行李，离开！”

翻译在中国留过学。他说，这是一伙民间武装分子，因为甲方建电站没有缴纳“保护费”，惹怒了对方，所以外国技术人员全被强行驱赶。

我们长舒一口气！乘车去了加德满都，一头扎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使馆方面立即严肃交涉。

8天后，甲方送我们回工地，此后一切平安。

事后听说，甲方派人开着车，在山里转了好大一圈，才找到络腮胡，交了一大笔“保护费”。

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在国际环境里摔摔打打，我们的能耐日日见长，思维也在改变。比如合同规定，我们是去安装机组的，土建工程就不能参与，哪怕“善意帮忙”也不行。因为万一土建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人家是可以向我们索赔的。这就是“规矩”。

过了几个月，我重返尼泊尔。原来我们走后，由于当地工人没有及时清理水里的木棍、石块，杂物混入了机器，造成屡次停机。这次我来，一是检修，二是培训。

客观讲，工人技术素养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关联。百姓日子不好，受教育机会少，娴熟的技术工人自然稀缺。

像老挝的山区，以前靠自然水流“土法”发电，每天仅发电100多度，用来磨面、浇地。他们向我们购买的是30千瓦的小机组，功率虽小，但和过去比，已经是历史性突破了。

这些国家的水电站规模大都是中小型，并且位于偏远山区。发达国家嫌这些电站规模小，条件艰苦，利润又薄，不愿意接活。这就给了中国设备打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2003年8月到12月，我在印度中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个山区工作，那里距离孟买300公里。

三年前，这里的水电站从我厂进口了三台总装机1500千瓦的机组。安装时，客户拍着胸脯说：自己来。接下去的三年里，他们安装的机组故障频频。无奈之下，不得不向我们求助。

我检查后发现，三台机组的毛病很多。尤其是水轮机与发电机的连接轴，位置已经严重偏离，运转起来震动很大。时间一久，机器不坏才怪。

等我修理完毕，并做好校正，机组正常的运行声响起。四周的印度工人再也不拍胸脯了，他们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更多时候，我们收获的是当地人的友谊。

2006年3月，我们在斯里兰卡巴杜勒镇援建时，应发电站负责人的邀请，参加他的婚礼。

喜宴摆了十几桌。我们4个中国人作为贵宾，和家族长辈坐在一桌。我们也投桃报李，买了一台在当地属于高档商品的电风扇作为贺礼。

新郎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每一位来宾。这下，我们“出名”了。几天后，两名福建籍华侨，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开车200公里，特地来看我们。

他们激动地说，好久没有见到从祖国来的亲人了。

2001年9月，我和同事在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的一个镇技术援建。水电站在镇子30公里外的山沟里，我们负责发电机组的安装和调试。这次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住在镇上宾馆，每天驱车来回。

周末上午，大家正在休息，突然有人敲门。门口站了一位蒙着黑纱的少女。

我们吓了一跳，谁也不认识啊！

“中国人？我，北京留学，家乡回来，认识你们，想。”

她的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但我们听懂了。这位在北京留学过2年的伊朗姑娘，听说家乡小镇来了中国客人，特地来拜访。

我们连忙请她进来，大家匆忙收拾房间，同时脑子里飞快转着出国前学习的“外事纪律”。

谈话中，她一再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和思念。我们灵机一动，拿出随身带的风油精和一条杭州产的丝绸纱巾，送给她。

她立刻雀跃起来，说话又磕巴了——这次是因为高兴，我们猜。

住的时间长了，宾馆的服务员和厨师都对我们比较照顾。我们也赠送了一些杭州的纪念品以示感谢。一位厨师拿到风油精后，以为是香水，洗澡后全身涂了个遍，收获了一整晚的火辣辣。

一大早，这位厨师跑来“诉苦”，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从此之后，这位厨师得了个别致的外号：“风油精大厨”。

我的十多次出国，虽然去的都不是繁华都市，但真真切切记录了我们厂“走出去”的发展史

你们猜，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是老挝，一共去了6次。那里帮我们做饭的大嫂、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哥，都和我成了朋友。回来后，我还会关注和老挝有关的新闻。

2021年12月，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这个内陆国家迎来了快速发展。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老挝街头，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去中国留学的学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一个个落落大方。

哎呀，那里的面貌和我的记忆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真为他们高兴！

我最后一次援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那会儿，这也是我第二次去斯里兰卡。当地人用中国机器发的电，看着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欣赏着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今儿个真高兴”。

我的十多次出国，虽然去的都不是繁华都市，但真真切切记录了我们厂“走出去”的发展历史。

每次在国外安装设备时发现问题，我都记下来，回国后向厂里汇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因为在国外的工作表现得到厂里的充分肯定，199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还报考了夜校，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从初中毕业跃升为大专学历。我还利用专长，发明并申报了冰箱断电保护装置和电器开关闪光装置等几项专利。

2012年，我在退休前获得了技术工人的最高职称：高级技师。我的职业生涯圆满了，我知足了。

这些年，杭州的城市建设步子越来越大，我们厂也搬家了。主厂区从萧山城区搬到了临浦镇，厂区规模和技术水平都上了新台阶，从以前生产5万千瓦以下机组，跃升到最高12万千瓦机组，年产值从过去的1个亿，发展到现在的3亿多元。

想到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这些老工人就兴奋，就为我们厂踏上新征程感到由衷的自豪。

读稿人语 戴维

国之骄傲 

都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原杭州发电设备厂工人孙师傅的职业生涯，真真切切记录了“中国制造”“走出去”的光荣历史，记录了各国人民和中国工人在建设中结下的真挚友谊。

世界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次次对外援建，都是在促合作，求共赢。我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钦佩和尊重。中国技术工人更是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是中国的骄傲。

随着老一代技术工人退居幕后，新一代技术工人闪亮登场，相信他们会传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继续谱写“中国制造”的辉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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