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标题

寻访“两弹一星”亲历者

参评项目

系列报道 （报纸）

字数/时长

8767 字 

语种

中文

作者

（主创人员）

张国、胡春艳

编辑

集体

原创单位

中国青年报社

发布端/账号/

媒体名称

中国青年报

刊播版面

（名称和版次）

要闻 1版；冰点周刊5版、6版

刊播日期

2024-10-14 到 2024-10-27

是否为“三好作品”

否

采编过程

（作品简介）

2024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两弹一星”精神提出25周年。鉴于首颗原子弹事关我国摆脱西方大国讹诈打压、对当代青年成长有现实启发，中青报派记者“抢救式”寻访部分耄耋之年当事人，在头版持续讲述一代青年为解决最大“卡脖子”难题、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人生路径，并留下影像记录。 有别于世人熟知的两弹元勋事迹，报道选取凡人视角讲述“千万人的事业”。组装原子弹的钳工、目击带弹着陆的工程师、服务两弹元勋的厨师……报道指出，原子弹的燃料是高浓缩铀，但“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他们的整个青春”。一位老人语重心长对记者说：“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靠你们了！”传达出对年轻人扛起使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托付。

社会效果

同窗毕业即失联，半世纪后才知分别参与研制原子弹，被一个秘密隔绝到白发苍苍——这非戏剧，而是记者挖出的动人故事。报道被共青团中央及各类学校、团委、政务公号连续推送，登上微博热搜。入选中央网信办“2024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被2025深度报道暨新闻实务教学研讨会选入年度27个新闻实务教学推荐案例。军事博物馆与报社联系，收藏当事人的奖章和材料，有出版社到报社洽谈结集出版。据二二一局反馈，报道受到亲历者群体认可。天津市委党校学员在课上就报道发起讨论，有教师认为报道可作思政课材料。网民评价报道力量充盈：“有理想的力量，有意志的力量，有保家卫国的力量……你们又赋予了它文字的力量。”“我摸了摸我的脊梁骨，非常坚硬。”

传播数据

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

1.选题具现实意义，穿越时空传递出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期待；2.采访更深一度，挖掘出“郭永怀的一双筷子”“同窗失联50年后发现做同一件事”等一些此前从未披露的信息；3.视角独特，找到“教科书里人物”与日常生活的连接点；4.细密笔触凝聚文字力量，获学界评价“为国家宏观战略增添具体生动的故事注脚，让长文在今天仍然拥有忠实读者”，使人看到在AI等新技术广泛使用的今天，有“笔力”的文字依然无可替代。

编辑：

张坤、董时、从玉华、李立红、陈卓、惠滢、孙庆玲、陈鼎

第一篇代表作

“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靠你们了！”

——访原221基地环境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刘书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张国

60年后，83岁的刘书鹤仍记得当年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上种树的艰难。那里地处高原，年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种树是“年年种，年年死”。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就当劈柴棒”，刘书鹤记得，后来大家发现在暖气管道附近挖沟，填上半米厚的牛粪羊粪，才能种活几棵杨树。

就是在这树木难以存活的地方，他这一代人像野草一样扎下根来，建起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制造出让中国“挺起腰杆儿”的原子弹和氢弹。

当时，中国集结了精锐的青年技术人员来“草原大会战”，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年轻人刘书鹤是其中一个。

将军住帐篷，学生住楼房

今年8月底，受邀赴青海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活动时，刘书鹤坐着轮椅回到当年的厂区，这位老人想起，58年前邓小平视察基地那天，他就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

他在221基地担任过技术部的环境实验室主任。“从我们221基地出来的装备，所碰到的气候环境和各种运输、飞行动态环境等，都要做试验，完成后才能交付给部队使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

刘书鹤工作的设计部，在221基地标志性的105大楼。20世纪60年代，这里有“西北第一高楼”之称，当时就有了一部电梯。刘书鹤记得，那些顶级科学家的办公室在顶楼，因此大楼里群星闪耀。多年后，好几位科学家的名字都刻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上：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

不过，刘书鹤没去过顶楼的办公室。因为保密制度，在这里，不同办公室的人互不串门。

60年前的很多物事已不复存在，可有些东西又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近几年，当地努力根据刘书鹤这代人的回忆，试图复原过去的厂区。

当年，刘书鹤和3名大学同班同学的“报到证”上写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报到地点在青海省西宁市。去“国家保密单位”工作，他们觉得自豪，决心去大西北“大干一场”。

恶劣的条件已经等在他们前面——报到后，每人领到了221基地标配“四大件”：一顶皮帽子、一双翻毛棉皮鞋、一床毛毡和一件蓝色棉大衣。

到西宁一个月后，一天晚上，广播里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当时举国欢腾，有人走上街头庆祝，而驻扎在西宁杨家庄的这些大学生接到通知，不许出门、没有聚会，只在驻地出了一期有关原子弹的黑板报。

谁也不问、谁也不说，这源于他们的入职第一课——保密教育。保密课上，800多名新人同时举起右手对着《保密守则》宣了誓。

那天晚上，刘书鹤心中已有些明白——这就是我要奉献终生的事业，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高寒缺氧的金银滩很快就给了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个下马威。他们坐上铁皮闷罐车，被送往高原上的生产部进行劳动锻炼。

刚拉开铁皮车门，飞沙走石，吹得大家直不起腰、睁不开眼。好不容易来到宿舍楼，搬行李时又发现由于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没了力气。

这些大学生已经享受了221基地最高级别的待遇。为了让技术人员能有较好的条件，第九研究设计院的领导李觉、吴际霖等人主动迁到帐篷里居住。很多工人师傅常年住在“干打垒”，一种半地下窝棚。

将军住帐篷，学生住楼房，刘书鹤回忆，那情景让年轻人受到很大鼓舞。

“刚进广寒宫，又来追太阳”

来到基地，刘书鹤最先学会的就是，这里的人和事，建筑和工号，都用代号和暗语。

一本签发于1965年11月的工作证上，不同数字标记着刘书鹤当时的身份：“105”表示他工作的105大楼；“402”是四厂区402试验室的代号，他在那里做环境试验。证件上没有印代码的地方，不允许进入。

221基地有几十种工作证，只有带“全”字的，才能够“全部通行”。

刘书鹤记得，原子弹和氢弹都是基地里最忌讳的名词，大家不会主动提起“弹”这个字。它们被称为“产品”，每个产品有不同的代号。

第一颗原子弹送去试验时，前后方通信联络还用了密语。那颗球形原子弹叫“老邱”，也被称为“邱小姐”，因为原子弹装配叫“穿衣”，插接雷管称为“梳辫子”。人们对它寄予美好想象：一位美丽的邱小姐，坐到梳妆台前，正在梳辫子，很快要出嫁了。

仅让“邱小姐”出嫁还不够。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高塔上静态引爆的，不能算真正的武器。当时有外国媒体称，中国是“有弹无枪”。

刘书鹤说，要使原子弹真正成为进攻型核武器，必须要用运载工具比如飞机、导弹、潜艇等，把它投到预定目标，才是真正的战斗力。

“邱小姐”出嫁一个月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提出了中国核武器研制“三级跳”的设想，刘书鹤一来就赶上“二级跳”攻坚时期，要实现1966年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第一次见到导弹核弹头时他惊呆了。他以前只见过手榴弹和炮弹，当这个大家伙从图纸里“站”到眼前时，他感到震撼。他记得，弹头的壳体玻璃钢表面不太光滑，但在光照下依旧闪着宝石绿的光芒。

核弹头的战力，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温度和气压，日晒和雨淋，震动和静电，甚至动物和霉菌……大大小小的因素会对它的性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刘书鹤他们需要弄清的问题。

冬天，他们到东北大兴安岭、海拉尔等地做低温试验，在零下45摄氏度的环境里跟着导弹一起挨冻；夏天他们拉着弹头跑去武汉、去云南追高温，热得工作服拧出汗水。有人形容，他们是“刚进广寒宫，又来追太阳”。

后来，“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带领他们设计建设了国内第一个、性能也最好的大型气候模拟实验室。刘书鹤才结束了东奔西跑做试验的日子。

“郭永怀最关心环境试验。”刘书鹤记得，郭永怀对这些年轻人说，自己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都要从头学。

“环境试验要求一专多能，大学毕业后，我又自学了40多门学科（知识）。”刘书鹤说，他至今保存着跨专业苦学的旧书本。

性命攸关的考验

与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打交道，做环境试验往往面临着双重危险：炸药和核辐射。

刘书鹤做试验的221基地四厂区，每个工号都有厚厚的土围子，这样一旦发生爆炸，可以保护建筑和人员。

刘书鹤亲历过“氢弹三次投不下来”的历史性时刻。

那是一次新的氢弹小型化的核试验，一种国产新型飞机执行投弹，这是该机型第一次执行核试验任务。

刘书鹤和同事负责核武器的恒温系统，就是“保证它在响之前的温度”。他早早等在马兰机场，在机场的保温厂房分解好保温弹衣，把核弹交给空军地勤人员。

周恩来等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电话旁。在现场领导这次试验的是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

这是第一次尝试采用“甩投”方式投弹，为此，飞行员杨国祥做过上百次试飞。每一次，刘书鹤等人都要在场，“目送飞机起飞，一直到视线尽头，这是规矩”。

据他回忆，为了实现武器小型化，飞机进行了改装，挂在飞机上的这颗氢弹并没有被完全包住，“还露了肚皮”，需要做临时的保温措施，这就要对飞机的保温系统进行测试。其他测试还包括振动、冲击、离心等，全部过关才行。

他记得，那年12月“老下雪”。真弹试验那天，杨国祥尝试了3次甩投，竟然都没成功。千钧一发之际，周总理直接从北京跟他通了话，批准他带弹着陆。

“那要掉下来摔响了，我们不都‘光荣’了吗？”刘书鹤至今心有余悸。

可当时，他并不知情，看到飞机返回，还以为试验结束。按照惯例，他和同事们准备好了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等在停机坪。飞机停在塔台旁边，杨国祥跳下飞机警告他们：“别靠近，弹还在机上。”

朱光亚一直等在那里，坚持要看到飞机带弹着陆。按照要求，他本应跟别人一起，撤到地下去指挥。机场的其他飞机都已转场。“我很敬佩他。”刘书鹤说。

跟着大专家　成了“小专家”

“辛苦也辛苦，有意思也有意思。”刘书鹤多年后感慨。正如“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所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来到金银滩那年，刘书鹤23岁，和很多年轻人一起，跟着那些大专家“学了很多本事”。

“老专家让我受益匪浅。”他说，“老专家亲自指导你看哪本书，你做完试验后你就有经验了，你就说了算了”，慢慢地，“就成了‘小专家’了”。

郭永怀给这些年轻人上过课；被他们喊做“王老头”的王淦昌会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防护；他们跟邓稼先和陈能宽一起讨论过核弹头的存储试验。工作之余，邓稼先的房间是年轻人常去的地方，因为他有一台录放机，他们总能在那里看到精彩的电影。

那些年，刘书鹤做了很多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做了中国第一个核弹头的储存试验，也曾“带着一发核弹头全国跑”……他获得过国家科技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但他说，那是千万人的事业，每个人最多是青海湖里的一滴水、金银滩上的一棵草。

晚年，刘书鹤把过去的一些经历记下来，写成一本书，为书名费了不少脑筋。他的妻子马秀芳也是221人，她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书名就叫——《两弹中的年轻人》。他们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当年那一代年轻人的状态。

“我想跟年轻人说点儿话。”受访时，刘书鹤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挺起腰说：“我们这代人，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我们终身无悔。如果还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还像60年前那样，听到召唤，还去！”

他没做一点停顿，一口气对记者说：“我这个接力棒要交了！我希望当代的年轻人要学习、弘扬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把这个接力棒接过去……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在新时代也会像我们一样，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你们的才智。靠你们了！”

第二篇代表作

“挂猪肉”的火车，成了原子弹专列

——访原221基地工程师董淑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胡春艳

60年前的一天，在夜色掩护下，载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火车从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基地悄悄出发，驶向新疆大漠深处。中国即将展开第一次核试验。

按照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这趟“一级专列”沿途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规格的保卫。就连燃烧的每一块煤都是手工挑拣的，以免混入雷管等危险物品。列车也是特别定制的，而车辆厂并不知道其特殊用途。今年86岁的董淑身当时在221基地器材处工作，她仍记得厂家的一个来电。有一天，他们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对方问这列火车是运什么的，想要知道载重和货物摆放位置等情况。

董淑身的一位同事回复对方，“其他不要你管，我是挂猪肉的”。

“当时厂家问，就随口这样回答了。”董淑身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虽然说法不严谨，但主要是为了保密。她说，不管是原子弹还是其他核武器，在这里都被称为“产品”。拉“产品”的专列，对货物的摆放、减震、保温等有特殊要求，一般车厢无法胜任。221基地设计图纸并提出需求，请厂家去生产。

董淑身所在的器材处协作科负责“外协”，主要是从外部厂家协调基地所需的各种设备。对这些工厂来说，无一例外，221是一个神秘客户。“只是告诉他们，按我图纸施工、按我图纸设计、按我图纸加工、按我技术要求交货，我们去验收。”董淑身说。

有一次，她去沈阳验收一种机床，有些情况需要告诉基地。出于保密需要，她坐火车来到北京，通过保密电话与青海联系，打完电话后再返回沈阳。

如今，86岁的董淑身仍保留着当年“外协”验货时一丝不苟的习惯。受访前，她把要谈的事项逐一写在纸上，条理清晰——仍是“按我图纸施工”。

1960年，董淑身毕业于南京机器制造学校，被选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国家秘密设立于1958年的核武器研究所。1961年11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副局长吴际霖突然召集他们开会，动员大家“进军大西北”。她来到221基地器材处，属于第一批从“后方”转移到“前方”的工作人员，更大规模的转移是在1963年。

她到来时，221基地仍在建设，她住的楼房还没供暖。人们在房间里生煤炉取暖，曾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她自己就经历过一次。

1968年，力学家郭永怀从221基地返回北京，其乘坐的小型飞机发生了空难。董淑身对此事印象深刻。她还记得这位从美国辞掉教职回国的大科学家经常戴着浅咖啡色的鸭舌帽。她说，大家都非常为郭永怀感到惋惜和难过，“都念着他”。

那次空难也影响了她第一次坐飞机的选择。当时，青海省会西宁只有小型飞机起降。她第一次坐飞机出差时，单位专门要求从兰州机场出发。她解释说，就是因为郭永怀先生出了事，此后凡是执行重要任务、携带重要资料的人员，绝不能再坐小飞机了。

直到今天，董淑身仍然感怀221基地的老领导和老科学家们。在她们使用的简易澡堂里，一名姑娘被人发现身上生了虱子，人们同时注意到，那是吴际霖的女儿——基地的领导吴际霖、王志刚等都把孩子带了过去。董淑身对记者感慨，那时条件那么艰苦，这些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去为国家出力。“‘头儿’都把孩子送到最苦的地方，这确实是非常好的范例。”

董淑身的宿舍也是领导让给他们居住的。她看到楼下搭起帐篷，左一顶右一顶，一位高大的“首长”时常在这里出入，有时身边还跟着警卫员。有一次，她和几名女同事遇到此人，对方问她们苦不苦，并告诉她们，“这个是暂时的，大家克服困难，我们总会解决的”。此人就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长李觉少将，他率领行政人员让出了楼房。

在221基地，董淑身此生最刻骨铭心的收获，是遇上了丈夫夏永泰——他1958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先是分到兰州，1959年又被调到221基地。他们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结婚。

二人属于同一个团支部，1963年，团支部书记王润民找到她说：“我来给你做红娘了。”

61年后，董淑身对记者回忆当时的心情，“这正中我意”。她已对他很有好感。她母亲希望女儿找到一位学历比她高、人品好、脾气好的丈夫，夏永泰超出了这个条件。“除了学历比我高，人品好，多才多艺，长得又帅——没想到找到长得那么帅的人，一下子就同意了。”

夏永泰是河南人，在质量管理处工作，日后成为高级工程师。基地的许多演出中，他负责拉小提琴或手风琴。他还是那里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会员。221基地后来改为“国营二二一厂”，于1987年撤销，那一年，夏永泰成为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梳理这个秘密基地的来龙去脉——自1959年以来，他的人生就与这个基地的历史密不可分。

1964年，两个年轻人领了结婚证，给同事分了喜糖。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房子，仍然各住各的宿舍。夏永泰手里有块黑色缎子，是他祖母准备用来做寿衣的料子，做成被面套在旧被子上，算是结婚用的新棉被。他们收到的礼物是托盘、暖瓶和脸盆。

随着221基地建设的推进，这个小家庭后来终于分到了自己的房子，是一间狭小的厨房，只放得下一张双层床。那是一个5口之家的起点。他们后来在这里颇为出名的是把陆续出生的3个女儿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其中长女回到基地医院工作。

不过，董淑身在同事中更为出名的是，当她还是“小董”的时候，人们都知道“小董带来了两个弟弟”。她来到221基地后不久，江苏睢宁老家遭了水灾，“房倒屋塌”。她把在农村开拖拉机的大弟弟董旭带走，参加221基地的招工，进了电厂。

等到她再一次探亲，家里为她准备了一些蚕豆，临走时听到年幼的小弟弟董昶说，真希望自己也能变成小蚕豆，这样也能跟姐姐走了。她又一次下了决心，把小弟弟也带在身边，让他在基地上学和工作。

2023年，221基地旧址建了一面纪念墙，上面刻了3万多个在此工作过的人员姓名。墙上，董淑身、夏永泰、董旭、董昶的名字都在。

二二一厂撤销后，董淑身和一批同事一起被安置到了河北廊坊。夏永泰于2005年因病逝世。他的岳母曾评价，他是一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女婿”。女儿们则记得，父亲在她们物资匮乏的少年时代，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到村庄去“收鸡蛋”，带回来给孩子补充营养。在那个年代，221基地的很多父母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近20年来，董淑身将丈夫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客厅里，没有下葬。她也从卧室搬到了客厅居住，她说，这样他们依然能朝夕相对。“很多人说，让他入地为安。我说，他离开我，他能安吗？”她解释。

这位86岁的老人并不忌讳谈到后事。她说，自己早就买好了一块墓地，并且决定以后要“和他在一个骨灰盒里”，永不分离。

在那间摆放着不同奖章的客厅里，有一枚纪念章就放在夏永泰的骨灰盒前。董淑身早就考虑过，这枚刻着中国第一朵蘑菇云的纪念章，将来会贴到他们的墓碑上。

第三篇代表作

那时，求生存的年轻人与国家一起拼命

——访原221基地工人蒋宗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张国

从一个十分特殊的侧面，工人蒋宗泰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历程——60多年前，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他是一名厨师，为基地的领导服务，包括那些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

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朱光亚、邓稼先等人，都尝过这个河南人的手艺。“我管着他们的吃喝。”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他当时是基地“小灶食堂”的班长。

与很多其他岗位上的工人比，蒋宗泰是较早知道原子弹这项绝密任务的。有时候，他们的工作状态也能部分反映出原子弹研制的进度——当小灶食堂频频接到通知，吃饭的人不能按时回去，让厨房等一会儿，晚饭等到凌晨一两点钟都是常事，那是为原子弹研制开展种种秘密试验的时候。

科学家们任务不同，吃饭时间也不定。任务越来越紧的时候，蒋宗泰的工作量也会变大，他记得，那时一天不是做3顿饭，“5顿、6顿、7顿饭都有”，“定好12点开午饭，下午一点还没有‘打炮’，厨房就等着”。

“打炮”是爆轰试验，最重要的一次“打炮”是1964年6月那次，除了核燃料的活性材料使用了替代品，其他都是真的。这意味着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箭在弦上”了。

后来，221基地组建“第九作业队”去马兰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蒋宗泰也知道，因为“食堂也要抽人去马兰基地”，为作业队的人做饭。

原子弹爆炸后，196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基地视察过，那天还是蒋宗泰为领导们做饭。另一个任务正在加紧推进：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即将到来。邓小平为基地题词：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蒋宗泰回忆，那时候不知道累，也没有怨言，“因为知道是在干什么了”。

郭永怀等科学家的精神感染着他们。他说：“他这样的科学家，什么天气都能兢兢业业来干，我们作为普通工人，不能挑肥拣瘦，对不对？”

在那些曾经在221基地工作过的人里，蒋宗泰是十分特殊的一批。他是这个绝密基地迎来的第一批建设者，这个基地在他们手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基地的第一批成规模的厂房和住宅，是他们上山去打荆条、去烧窑制作砖瓦来建设的。而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帐篷和“地窝子”里。

1958年，中国在青海金银滩草原选址建设这个基地，那里人迹罕至，没有铁路和公路，利于保密。那年8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局长、开国少将李觉带人在这里扎下3顶帐篷，开始勘测。9月16日，河南的“支边青年”蒋宗泰就来了。

在那个饥荒年代，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蒋宗泰在老家也经历了缺衣少食的日子。他原本的志向是去当兵，听说青海需要人，他就报名了。同学提醒他，那边很艰苦。但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不怕。

他见识了超出想象的艰苦。眼前是漫天风沙，四顾是茫茫草原，是苍凉，是荒芜，是国家设定的禁区，是一群求生存的年轻人与一个求生存的国家一起拼命。

蒋宗泰先是住在羊圈里，“把羊粪往外一拢，地上铺上麦秸。”天说变就变，狂风一起，一刮就是整整一天。

按照当时的编排，他隶属于“七营”。一天两顿饭，每个班发两个盆、一个筐，里面装了馒头和稀饭；大家站在外面就着风沙一起吃，天冷的时候，“吃两口馒头后，第三口就有冰碴儿了”。

他离开老家时，天气还暖和，可到了高原，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他们发了过冬御寒的棉大衣、皮帽子、防沙眼镜和棉鞋。

起初他以为是来开荒的，结果被安排去修了铁路。没有机械化装备，为了凿开厚厚的高原冻土，他们先在地上“捅个眼儿”，装进炸药，再点燃导火索。“一炸崩得（碎石）满天飞。”蒋宗泰说。

后来很多人回忆，第一批建设者是最累、最苦的。有一些人为建那条铁路失去了生命。

就这样，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冬，他们在高寒缺氧的草原上，抢修出了从221基地到海晏县火车站近40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原子弹就是沿着这条铁路从基地出发的。

有些人坚持不住，离开了。蒋宗泰记得，有人请了假，还有的“招呼都不打”，“我们村里来了4个，剩我一个”。

蒋宗泰读过些书，他总觉得：“既然来了，国家相信咱，那就干！”

1959年，他又被分配去食堂，“我开始不会，没学过”。

在小灶食堂，他有了很多近距离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出于工作需要，他留心观察过他们的偏好：郭永怀爱吃红烧鱼；王淦昌一天三餐都来，早餐会喝点稀饭，吃两口清爽小菜。

王淦昌在基地生活了很久。那个曾经在苏联凭借才华震惊学界的物理学家变成个很随和的老头儿，他经常会到后厨跟大家打招呼，吃完饭，他会散一会儿步。在这里，他的名字也消失了，化名为王京。

这些大科学家没有提出过任何饮食方面的特殊要求。蒋宗泰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10个人里有9个”。一些人食欲不振，消瘦很多。根据人们的回忆，于敏的反应尤其强烈，经常呕吐。

“他们都是有什么吃什么。”蒋宗泰说，厨师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菜做得更精细、精致，毕竟“科学家操心用脑的程度，跟别人不一样”。

赶上有人胃不舒服，他们会精心安排一碗“连汤带水”的菜汤，帮助调理肠胃。

给科学家的烹饪食材也没什么特别，“都是看供应”。在食堂，蒋宗泰见过中央调度来的、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天津的小站米，山东的花生，东北的大豆，还有青海湖里的湟鱼。每天，他们会把这些食材做成8-10道菜品，端上餐桌。

他还记得，郭永怀在1968年12月飞机失事前一天还来食堂吃过饭，他跟大家打招呼，“明天我要到北京去了”。

等到噩耗传来，蒋宗泰感到震惊，还有深深的遗憾，“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完全成功，你怎么都先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蒋宗泰都住在帐篷里。当时是“先生产，后生活”，技术人员住楼房，行政人员住帐篷。那帐篷挡不住风沙，也抵御不了寒冷。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用体温对抗寒冷。

蒋宗泰回忆，一觉醒来，被子和头发上会结上一层白霜，“被子上每天能倒一捧沙”。他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但我不遗憾，要奋斗，就要勇于牺牲，做什么事，四平八稳也做不出来”。他笑着说，这份工作，在自己心中，是满意的，也是自豪的。

至今他还记得，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他特别高兴。“那颗原子弹震动了全世界，我有点儿骄傲。”他说，几万人里头“有我一个”。

今年84岁的蒋宗泰住在西宁的“二二一小区”，他的视力已经模糊，他的很多老同事已经去世。

他有时跟晚辈讲这些故事，有时晚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说，那不行，没有以前的苦就没有今天的甜。这个‘两弹一星’精神不能丢。”

不久前，他的孙辈回到爷爷曾经工作的地方，在纪念为221基地作出贡献的姓名墙上找到了他的名字——蒋宗泰。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时长

刊播日期

刊播版面

备注

1

参与组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人

通讯

3217字

2024-10-14

1版

2

最需要的地方

报告文学

14675字

2024-10-16

5、6版

3

“该我们办的事儿我们办了，靠你们了！”

通讯

3644字

2024-10-18

1版

代表作

4

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他们的整个青春

通讯

1832字

2024-10-19

1版

5

“挂猪肉”的火车，成了原子弹专列

通讯

2562字

2024-10-20

1版

代表作

6

那时，求生存的年轻人与国家一起拼命

通讯

2561字

2024-10-22

1版

代表作

7

二二一基地：旧址在“复活” 精神在“说话”

通讯

1880字

2024-10-27

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