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保卫，1945年生于山东淄博高青县。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重返母校师从甘惜分老师攻读新闻学专业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教（期间曾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受聘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被聘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教育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理论》首席专家，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
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20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代表作有《郑保卫文集》（三卷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新闻学导论》《新闻理论新编》《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等。
编辑部按语
本文回顾了中国新闻学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化探索，历经曲折的百余年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以及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提出必须理直气壮地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坚持“新闻为本”和“新闻立学”“新闻立院”发展理念、坚持“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坚持推动思维与理论创新、坚持“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处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新闻学唯有通过持续而自觉的学术努力，才能更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努力使中国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既具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显学”。因本文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编辑部特郑重推出，期待能为读者提供专业参考和启示。
2025年8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多个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大会汇聚了全国诸多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以及主流媒体机构负责人，大家共同探讨中国新闻学新时代使命任务及未来发展。
本文以《再论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为题，是想说明，当前处在媒体技术迭代、传播格局重构和社会需求转变等多重张力下的中国新闻学，其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与实践导向，亟待在维护原有学科理论与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作者所说的“保卫”，并非固步自封，而是要以更加坚定的学科自主性迎接各种挑战；所谓“创新”，也并非简单移植外来理论或追逐学术热点，而是要扎根中国实践，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话语和创新成果；所谓“发展”，也绝非满足于对既有范式的修修补补或被动适应，而是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与理论前瞻性，主动引领学科转型，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知识体系、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的全面跃升。
处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新闻学唯有通过持续而自觉的学术努力，才能更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新闻学术话语作出创造性贡献。
一、中国新闻学百余年曲折发展
中国新闻学的百余年发展，是一部从“西学东渐”、借鉴国外，到立足中国、独立发展的奋斗史。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学主要师法欧美，处在学习借鉴阶段，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某些西方新闻学印迹的中国传统新闻学理论成果。其标志是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1923年出版的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1926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这三本分别研究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史的专著的出现，说明中国新闻学已经开始形成自己最初的学科体系。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在20世纪初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共产国际与苏俄办报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办报实践，形成了创办政治性报刊、揭露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新文化、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组织指导革命斗争等一系列最初的无产阶级办报思想。［1］1941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新闻研究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新闻工作作为一种学问来作专门研究，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进程。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总结的“党性、战斗性、组织性”，以及“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等，是中国共产党党报改革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办报理念。［2］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学的理解和认识，他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3］的这一新闻定义及其理论阐释，成为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47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社论《检讨与勉励》中指出：“《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4］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石。1947年6月，《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共同刊发《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由此而引发解放区新闻界展开了一场以反对“客里空”为内容的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思想教育运动，这既是一次重大新闻变革实践，更是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而1948年4月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1948年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党的新闻工作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科学认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发展迎来了春天。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成立，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52年全国第一次院系调整时，由撤销后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组建而成）并入后，这一“三源合流”的举措，壮大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学与科研力量，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镇。在吴玉章老校长的关心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发展迅速，成为当时学校最大的系和专业。当时，新闻系不但办有自己的印刷厂，还办有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安岗撰文《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研究新闻学简单规划”；同时制订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行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计划》（草案），提倡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5］等一系列办学理念和研究思路。在学习借鉴苏联新闻院校办学和组织科研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造和建设中国新闻学，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而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是一次探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变革的重要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办报理论，也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创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也受到很大制约和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学科发展被迫中断和停滞。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们恢复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传统，重新认识新闻学本体理论，为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开辟道路。这一时期，新闻院校恢复招生，新闻学研究快速推进，新闻学学科建设正式提上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成立，使新闻学学科进入国家级学术平台。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等学术组织的成立，则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开始在全国推开，并且展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传播学开始传入我国，许多新概念新知识新方法的引介，使得我国新闻学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但随着传播学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西方理论的不断进入，我国新闻学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一些新闻学者感觉，相比传播学，传统新闻学的研究内容显得“陈旧”，方法较为简单，创新存在困难，由此在学术迷惘中陷入了对新闻学的“自我否定”。特别是1997年学科调整后，虽然国家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共同提升为一级学科，但传播学的发展却更显强势，全国高校很快便掀起了一股“传播学热”［6］。在此背景下，新闻学核心课程被压缩，新闻史论研究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闻无学论”的兴起与蔓延。一时间，“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奇谈怪论纷纷出现，新闻学被贬损、矮化、诋毁，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
面对挑战，200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安徽大学联合举办主题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学术年会，希望能借此会议交流研讨，辨明是非、凝聚共识，为新闻学的生存发展扫清障碍。受何梓华会长会前的吩咐，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在会上发言，阐述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强调中国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具备条件（有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得到国家的权威认可），同时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进而呼吁要维护中国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当时在场的兰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树田老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从此，“保卫新闻学”成了郑保卫始终坚守的使命。这期间，新闻学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纷纷加入“保卫新闻学”的队伍之中，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添砖加瓦、凝聚力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把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加快发展的九大学科之一，并将其列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之中，为新闻学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和学术支持。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性质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原则、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提出了“党媒姓党、人民至上”“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等重要观点［7］。特别是高度凝练的“七个坚持”①原则，不仅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筑牢了理论根基，也为其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新闻学列入需要“加快完善”的、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重要学科之一，并且提出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8］的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闻学学科的重视和期待，同时也反映出新闻学学科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与肯定。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快速上升和不断巩固，标志着中国新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期，这是几代新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二、中国新闻学当前发展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出，从根本上看，它是一部新闻学应对结构性学术困境与危机和挑战的转型史。而每一次危机和挑战的发生与化解，都深刻映射着社会转型、市场化运作和传播技术冲击，以及西方话语影响等因素的交织作用，其演进轨迹体现出我国新闻学在话语权力变革中寻找自身坐标的艰难历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我国新闻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第一次危机和挑战，是指从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在社会转型、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观念更新过程中，我国新闻学出现的生存危机。这次危机要解决的是中国新闻学学术地位的合理性与学科重建问题，即“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是否有学”问题。
这期间，新闻界通过学术会议和论文研讨等方式，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下，新闻工作偏离正确方向的教训，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媒体只能是阶级斗争工具”和“新闻等同于政治宣传”等错误观点，提出了“回归新闻本位”和“遵循新闻规律”等学术主张。以甘惜分、王中、方汉奇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成为这场拨乱反正、学术变革的思想先锋和中坚力量。王中先生从科学本质出发，强调探寻“客观规律”是新闻学立足的理论基石，呼吁排除蒙昧主义干扰。甘惜分先生结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给新闻学带来冲击的切身体会，提出“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9］这一重要命题，他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新闻理论专著，为新闻学学科重建提供了奠基性文本。方汉奇在1985年发表的《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属于文化史的部分”［10］。这一观点突破了此前新闻史研究长期依附政治史或革命史的局限，强调新闻史需回归史学本体，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核心。
在解放思想、重塑理论的同时，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制度重建也随之展开。全国新闻院系积极推动新闻教育体系的恢复与重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将原先的“新闻系”升级为“新闻学院”，提高了办学层次，加重了学术研究，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基地。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新闻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多元化探索。新闻学专业教学点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星分布，到1991年迅速扩展到全国29个省（区、市）的60余个。新闻学术研究队伍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为后续发展积蓄了人才队伍和学术力量。通过上述努力，我国新闻学逐步摆脱了依附于文学的状态，其独立学科地位得到国家层面初步确认，1990年被确定为文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1997年又与传播学一起同时被提升为一级学科（以“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名称）。
第二次危机和挑战，是指从1992年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在新闻事业开始市场化运作过程中，我国新闻学出现的生存危机。这次危机要解决的是市场化浪潮冲击下所导致的新闻职业伦理失序和新闻行业行为失范所带来的问题，即要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须建立什么样的新闻职业伦理和新闻行业行为规范，以及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这期间，新闻界在查找问题、总结教训、建立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反对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和新闻侵权等行业不正之风，对新闻教育、队伍建设和理论研究进行改造，形成了加强新闻职业伦理和新闻行业行为规范的一系列成果。1994年由中国记协牵头开始了对1991年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修订与推广工作，力图使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价的职业规范。通过一系列工作，新闻界在反对“有偿新闻”、保护消息来源、尊重个人隐私，以及建立有效自律与他律机制（如新闻评议会）等方面取得共识。2015年成立的“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伦理制度建设的一项成果。此外，新闻界还就在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为新闻职业角色定位和新闻行业行为规范寻找理论支点。
围绕“新闻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新闻界展开了更富哲学内涵和理想色彩的理论交锋。一些学者超越技术层面，强调新闻传播的根本目标在于服务公共利益，守望社会正义，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民主政治进程与社会文明提升。这种“公共性”明确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强调以服务社会公共福祉为目标，严格防止新闻从业者将代表公众行使的新闻传播“公共权利”变成“个人私权”。
这期间，新闻院校开始加强新闻伦理课程建设，行业内部则开始推动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由中国记协2014年开始组织实施）等自律措施。通过对新闻伦理规则和新闻职业规范的重建与价值回归的探讨，我国新闻学在汹涌的市场化浪潮中，初步确立了坚守“公共性”、自觉服务人民的方向，为在价值多元时代寻求平衡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合法生存”到“价值重铸”的历史转折。
第三次危机和挑战，指的是互联网新技术快速发展，社会化媒体逐渐壮大，信息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后，我国新闻学出现的生存危机。这次危机要解决的是技术革新与专业壁垒所带来的新闻学学科被“再度边缘化”的问题，即随着社交媒体、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传播新技术的崛起所导致的对传统新闻业垄断地位的瓦解。在此背景下，我国新闻学如何在技术浪潮冲击与西方话语影响中坚持主体性和主导性，以及如何解决方向迷失（西方化取代中国化）、价值错位（技术压倒人文）、实践脱节（学术不接地气）、历史割裂（忽视本土经验）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集中表现为：首先是学科理论自主建构能力不足问题。一些人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范畴、核心命题缺乏系统化、时代化的学理阐释，因而在技术冲击与全球学术交流背景下，我国新闻学研究未能建立有效的理论甄别与转化机制，导致多元范式陷入无序拼贴而非有机融合。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以专业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新闻学理论体系和以民国时期商业报刊办报理念为代表的传统新闻理念为参照的历史话语体系“三种体系并存”的研究范式。由此，导致在一些新闻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概念含混不清，以及名实分离的现象，如将“讲真话”简单等同于西方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将“舆论监督”机械套用权力制衡逻辑等，其结果弱化甚至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核。
其次是研究成果存在“三脱节”问题。其表现一是与本土实践脱节（如对媒体融合痛点、国际传播瓶颈等难题缺乏深度调研）；二是与业界需求脱节（对策建议脱离中国传媒生态实际）；三是与学科使命脱节（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验）。对此，有人评价说，当下我国新闻界出现了“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教新闻的没做过新闻，研究新闻的不关心新闻”的怪现象。另外，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的强势发展，导致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崇拜挤压了新闻学研究的空间，而对本土新闻事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缺乏深层次、系统性探究。再是，部分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与田野调查精神，仅仅满足于将抽象概念嫁接替代现实问题研究，因而陷入“理论悬浮”“理论玄化”和“概念空转”的怪圈之中。还有一些研究者缺乏对新闻生产场域变迁的切身体认，从业者则鲜少参与学术话语生产，这种双向疏离现象，造成了一些新闻学学术成果陷入“自循环”状态。
最后是专业教育核心理念迷失与人文精神弱化等问题。当前，在传播技术冲击下，一些新闻院系被动适应市场短期需求，未能坚守新闻教育“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双重使命，在专业定位、课程安排、就业方向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地“去新闻化”。如在2024年的新闻传播学学科目录中，新闻学占比锐减至1/7，传统采编训练被削弱；学生知识结构碎片化，逻辑思辨与人文素养不足，“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培养虚化；毕业生核心竞争力下降，专业吸引力持续衰减等。此外，还表现在教师评价机制忽视教学投入与实践转化，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双师型”教师稀缺，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等。
三、保卫发展创新新闻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理直气壮地维护中国新闻学学科地位
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近年来，以“新闻无学论”为代表，一些人总会时不时地对中国新闻学说三道四。例如2009年，有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发展历程的文章，标题是《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文章认为，回望30年发展历程，中国新闻学犹如夕阳西下，正在走向衰亡。为此，郑保卫随即发表《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11]一文，与该文作者商榷，文章认为该文的基本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同时明确指出中国新闻学30年来不断变革发展，成果显著，有如旭日东升，前途灿烂辉煌。2017年，有位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所谈的新闻学和西方各国所谈的新闻学是同一个新闻学”，并提出不应将“同一个学科划分某阶级、某党派、某民族、某国家”；还有人认为“学术界应该摆脱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价值取向来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12］，其观点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术领域关于“报道客观”“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以及“普世价值”等西方话题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其实，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一些所谓“职业理念”或“伦理追求”，而非对新闻事业现实状况的客观描述。在实践中，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框架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认为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新闻学的立学和立论之基。
面对“新闻无学论”，以及“新闻学衰亡论”“新闻学无差别论”等观点的挑战，当前保卫中国新闻学依然任重道远。这一使命不仅关乎对中国新闻学学科独立性的捍卫，更需要我们回归中国新闻学的基本观念、理论、原则及实务操作原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人本主义为根基的学科体系。尤其需要明确，中国新闻学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认定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必须恪守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这些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西方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们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理直气壮地维护中国新闻学学科地位。唯有如此才能随时警惕并抵制各种贬损、矮化、诋毁中国新闻学的思潮和言论，走出对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认知误区，夯实中国新闻学的学科理论根基。
（二）坚持“新闻为本”和“新闻立学”“新闻立院”发展理念
纵观国内外传播学研究发展史可以发现，传播学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新闻业发展到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态阶段，形成社会性的大众传播业之后出现的。最初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基于媒体传播对社会与公众的影响及效果。特别是中国的传播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几位新闻学专业老师翻译和引介的，由此促成了传播学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新闻学是我国新闻与传播院校办学之“源”、立学之“根”、兴学之“魂”，是新闻学为传播学提供了学科研究的实践平台和理论基础。
因此，我国新闻与传播院校的专业教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学院发展，以及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须始终坚持“新闻为本”和“新闻立学”“新闻兴院”的发展理念，即要以新闻学为基础、为参照、为引领，要着力改变“重传播轻新闻”，以及“重实践轻理论、重技术轻理念、重业务轻史论”等状况。为此，课程体系须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打好新闻学史论基础，尤其要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学生铸魂、培根、导向。同时，要坚持以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核心技能为根基，加强对学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人文素质培养；实践教学须深化改革，打破形式化的实习模式，建立学校与媒体深度合作机制，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体验学习，锻炼能力，提高本领；师资队伍结构须增加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来自媒体一线的业务人员比例，健全新闻学界与业界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同时给予本土培养的新闻学博士更多发展机会；教师评价体系须深化改革，降低形式化论文指标权重，增加教学成果、实践贡献、社会影响等多元评价标准，等等。
（三）坚持“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实事求是地看，近些年我国新闻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收到了积极效果，但也存在一些“本本主义”和浮浅化的倾向。一些院系满足于学生对一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定义和重要观点的灌输，却没有引导学生去理解其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更缺乏将这些理论观点置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去分析和解决当前党的新闻工作中一些实际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不善于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下中国面临的复杂舆论生态、国际传播困局、技术变革挑战等。这种学习、教育和研究往往止步于书本学习，而未能转化为“活学活用”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在于其解决我国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如果仅仅拘泥于对个别词句观点的考究与验证，忽视对其核心精髓（如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人民立场、实践观点）的把握和在中国语境下的创造性运用，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僵化与实践的乏力。要克服这一困境，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和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中心”，从“概念灌输”转向“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使其成为指导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而非束之高阁的历史典籍。
（四）坚持思维与理论创新
创新是新闻学保持生命活力的源泉。在网络技术重塑媒体生态的今天，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亟须重塑价值理性，以探究真理的“深度思辨”来替代不求甚解的“表层记忆”，要以人民立场和社会责任取代资本与技术的逻辑霸权。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新闻学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体现“思想深度”和呈现“人性光辉”。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中汲取养分，如要把握正面宣传的思想感染力、典型报道的舆论引导力，以及“耳目喉舌论”服务党和人民的初心与真情，要鼓励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沉下心来去采写“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
著名记者范敬宜1979年农村改革初期，通过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向农民调查和请教，采写《莫把开头当过头》述评文章的案例表明，真正的新闻创新不是来自技术革新，而是需要新闻工作者借助“四力”，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现时代本质的新闻敏锐性与政治洞察力。当前，应减少对媒介技术的过度侧重，强化经典文本精读和辩证思维训练，培养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发现真问题的能力。
（五）坚持“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
发展中国新闻学的核心问题在于重释中国经验，推动从西方理论消费者向本土问题解答者的转变。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须遵循“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所谓“不忘本来”，是要求我们继承好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把握好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精髓；所谓“借鉴外来”，是要求我们批判性借鉴国外学术成果，防止生搬硬套；所谓“面向未来”，是要求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将当前亟待解决的融媒体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重大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命题，转化为学术创新的重要领域。对一些原创性话语体系的打造，须提炼出类似“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标识性概念，以中国视角回应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共同命题。
四、推进全国新闻学术共同体建设再上台阶
学术共同体是学科建设的中心环节和基本保障，它可以统筹学科建设，配置学术资源，聚合学术团队，促进学科协同与知识创新，推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维护学术诚信及声誉，提升学科影响力和公信力，因而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
我国第一个新闻学学术共同体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研究会副会长为徐宝璜。徐宝璜在研究会所办新闻培训班的讲稿《新闻学》，于1919年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学诞生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学科虽然也开展过一些学术活动，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改革发展才开始。20世纪80年代，几家新闻学学术共同体机构相继成立，开启了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新的篇章。
1984年11月2日成立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闻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学学术共同体，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首任会长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继泽，副会长有甘惜分、王中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何梓华、秦珪、郑兴东，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曹璐和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郑保卫，作为筹备组成员参加了学会成立大会的筹办工作。研究会成立受到中央主管领导的关心，胡乔木邀请参加成立大会的学会首届理事到中南海座谈，听取大家对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意见。该学会后来根据民政部的要求并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成为二级学会。
1989年4月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是我国新闻史学界成立的一个学术机构，首任会长为方汉奇，副会长包括宁树藩、赵玉明等。由于“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变成了二级学会，该学会成为目前全国新闻学科唯一的一个专业性一级学会。
2005年3月26日，“全国新闻传播学科基地主任联席会议”成立，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新闻学界为了集中全国学术界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组建的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学术共同体机构。该机构由教育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教育部国家985创新基地倡议成立，发起人为罗以澄、童兵、郑保卫。首届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会上形成了“4+3+2+1”的会议机制，即参会人员由4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郑保卫、张国良、胡正荣、张金海），3个教育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国家985创新基地主任（高钢、童兵、罗以澄），2个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郑保卫、丁淦林）和一个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组成。该机构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会组织，但通过这个会议平台，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界共同把脉学科发展，对推动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会议机构在举办了6届会议后，于2011年由“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所替代。
2008年11月15日，“全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郑保卫为会长。成立大会同时召开了“首届中国新闻学年会”，这是首次以“中国新闻学”为名称举办的年会。此后，该年会一共举办了11届，最后一届年会以“中国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百年暨新闻教育改革四十年”为题，2018年11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2011年12月“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组建，这是替代“全国新闻传播学科基地主任联席会议”的一个学术平台。其成立背景是：2010年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托郑保卫牵头组织起草制定“教育部新闻传播学学科‘十三五’战略规划”。2011年1月16日，“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十三五’战略规划工作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新闻院校的70余位著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大家共同商议“十三五规划”制订方案，商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大计。此次会议决定组建“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
2011年12月10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在香山举行（又称“香山峰会”）。此论坛与原先的基地主任联席会议相比，参会人员更多，代表性更强，探讨的议题也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替代了基地主任联席会议，成为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界的一个新的学术平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中把新闻学作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需要加快发展的11个学科之一，这体现了党中央对新闻学的重视，也显示了新闻学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郑保卫作为新闻学学科学者代表之一应邀出席会议，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很受鼓舞。会后，郑保卫向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召集人曾繁仁教授提出，应该尽快落实“5·17”讲话精神，乘此机会推进新闻学科建设。他建议组建一个新闻传播学科咨询机构，以便于集中集体智慧开展学科建设工作，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经与相关新闻院校商议，最后经学部领导同意，确定咨询组由9人组成：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童兵（复旦大学）、罗以澄（武汉大学）、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昌凤（清华大学）、高晓红（中国传媒大学）、张昆（华中科技大学），由郑保卫担任召集人。
2016年10月28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新闻传播学科咨询组第一次会议在兰州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咨询组成员就咨询组的定位、功能、任务，以及活动内容及方式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大家希望咨询组能够团结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朋友，为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特别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发挥好组织协调和决策咨询作用。
2018年3月24日，学部咨询组第三次会议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增加了几位全国主要新闻院校班子换届后的新院长：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韦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还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柏铨教授。
组建一个以“中国新闻学”为名称的一级学会，一直是新闻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愿望。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在日益复杂的传媒生态和技术变革情况下，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迎接系统的结构性挑战，在国家一级学会层面，成立一个以“新闻学”为核心定位的全国性权威学术组织尤显重要。“5·17”讲话为组建中国新闻学一级学会提供了极大支持。因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11个学科中，其他10个学科都有全国性的，以学科名称为名的一级学会，而唯独新闻学没有。新闻学科虽然有“中国新闻史学会”这个一级学会，但该学会主要是以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为主旨的新闻学分支机构，虽然后来增加了许多专业分会，但其“史学会”的名称及其学术定位，不利于新闻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鉴于这一情况，郑保卫在征求了一些学部咨询委员意见后，准备启动这一进程，并与罗以澄、童兵、高晓虹一起到教育部高教司和社科司寻求支持。
2018年11月，郑保卫就此事向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作了汇报，请他给予指导和帮助。徐光春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过新华社记者，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河南省委书记等，对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一直很重视和支持。在他的建议下，郑保卫组织了一个“当前我国高校新闻学科建设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状况调查组”，成员包括罗以澄、童兵、丁柏铨、雷跃捷、张昆等人。2019年1月，调查组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由徐光春呈送中央领导。该报告提出的第一个对策建议，就是成立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学会”，以便更好地引领、规范、统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
2019年3月，中宣部通知，调研报告已经领导阅批，同意由郑保卫教授牵头组建“中国新闻学会”，学会挂靠在教育部，秘书处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在与中宣部和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沟通后，2019年4月，“中国新闻学会筹备组”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郑保卫为组长，副组长为胡百精、周勇。当时筹备组已联系了30余家新闻院校作为共同发起单位，备齐了组建学会所需的相关材料，并设计了学会章程，但遗憾的是，此项工作由于新冠疫情及其他一些原因，最后没能如愿完成计划。
上面梳理了这40多年中，我国新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及相关情况，可以看出，学术共同体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以及新闻界，特别是新闻学界为组建全国性新闻学学术共同体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和留下的遗憾。笔者认为，这次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首届中国新闻学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全国新闻院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再次启动“中国新闻学会”组建工作，推进全国新闻学术共同体建设再上台阶。组建“中国新闻学会”，可以更好地从国家层面整合学术资源，指导学科建设。它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对以往我国新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更是推进中国新闻学走向成熟、自信与繁荣的体制性标志。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学术平台，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新闻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集体攻关；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学界与业界的深度互动，强化新闻人才培养的共识与标准，并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传递中国新闻学的主体声音。
五、结语
回顾历史，中国新闻学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虽步履蹒跚、历经曲折，却始终走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科，进入新时代后，更是步入了创新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指导和支持，也离不开全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同仁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感谢胡乔木、温继泽、安岗、罗列，以及甘惜分、王中、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一批为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领导和专家！还要感谢中国新闻史学会，以及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传媒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学术机构的同仁，为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及发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立足当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以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为“中国新闻学会”的早日建成，为全国新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再上台阶踔厉奋斗，努力使中国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既具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显学”。
（本文依据作者之一郑保卫2025年8月27日在“首届中国新闻学大会”发言稿扩充整理而成。）
注释：
①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参考文献：
［1］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9.
［2］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04-01.
［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解放日报，1943-09-01.
［4］检讨与勉励：读者意见总结［N］.新华日报，1947-01-11.
［5］胡百精，周勇，王润泽，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简史［J］.新闻春秋，2020（5）：5-18.
［6］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32-43.
［7］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刘云山出席［N］.人民日报，2016-02-20.
［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9］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50.
［10］方汉奇.方汉奇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13.
［11］郑保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6）：77-80.
［12］秦芬.“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挑战及其应对［J］.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1）：244-253.
郑保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郑权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郑保卫，郑权.再论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中国新闻学百余年发展回顾与展望[J].新闻爱好者，2025（12）：4-11.
原文刊登于《新闻爱好者》2025年12期（总第576期）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12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