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郑保卫教授的著作《郑保卫文集》（三卷本）2025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郑保卫文集》涵盖了郑保卫教授从教六十年来的新闻理论思考、实践观察与学术访谈。
立学·拓疆·传承
——《郑保卫文集》的学术贡献
陈作平
《郑保卫文集（三卷本）》（以下简称《文集》）于2025年正式出版，作为郑保卫老师在北京广播学院（以下简称“广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指导过的博士生，很为导师高兴。抚卷拜读之际，往日师门问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心中充满对老师的感激与敬意。
当年郑保卫老师要加盟广院的消息，曾在学校引起广泛关注。1998年，郑老师当时执教的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传出要“停办”的风声，时任广院校长刘继南教授力邀郑保卫教授加盟我校，同时积极与新华社沟通联系，希望两校能够合并办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合并之事没能办成，但郑保卫老师接受聘任，成为我校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于200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2002年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后，郑保卫老师回到母校人大工作，但应我校之约他继续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06年他在广院指导的最后几位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在这8年中，郑老师在广院共指导了8名博士生，14名硕士生。我是他2002年招收的博士生。
正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当我在阅读《文集》时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奔走于广院与人大之间上课时的情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那份独特的亲切与熟悉感，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段鲜活的记忆，一份深厚的情谊，一种精神的传承。《文集》既浓缩着郑老师对我国新闻学的独特学术贡献，也映照出他与北京广播学院这段相互成就、共同奋进的珍贵岁月。
《郑保卫文集》的出版，全面展现了一位杰出学者的学术历程，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创见，为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进入到“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
一、立学：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奠定学科基础
《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郑保卫教授个人学术生涯的总结，更是在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对学科根本性问题的一次系统性回应与深化。在第一卷《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郑保卫教授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遭遇的“新闻无学论”“新闻学无差别论”以及“新闻学衰亡论”等观点的挑战，通过扎实的理论建构与深刻的实践剖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科学性、合法性和主体性进行了有力论证。
（一）正本清源，以体系化理论奠基反驳“新闻无学论”
“新闻无学论”，是我国新闻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质疑、矮化和贬损新闻学科学性的观点。其背景复杂，既有历史上新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入中国时间相对较晚、理论积淀一度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源于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过于强调其政治宣传属性和实践操作技能，而相对忽视其内在规律与学理深度的片面认识。这种论调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市场，甚至有人提出“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或主张“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这些论调不仅动摇了新闻学的学科自信，也对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带来了冲击。
《文集》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郑保卫教授以数十年的深耕，对这一论调进行了有力批驳，雄辩地证明了新闻学不仅“有学”，而且是一门具有严密内在逻辑和丰富理论内涵的独立学科。
一是明确界定了新闻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与核心问题域。在郑保卫教授看来，新闻学是研究一切新闻现象及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新闻学紧紧围绕“新闻”这一核心概念，系统阐释新闻的本质特征、价值标准，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伦理规范、法律边界，以及新闻事业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及运行规律等。这些内容使得它与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递行为的传播学，以及与关注媒体经营管理的传媒经济学等相邻学科区分开来，确立了自身不可替代的学科疆域。《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如对新闻真实、党性人民性、舆论监督等基本概念的深刻辨析，正是对这种独特研究领域的深入开拓。
二是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新闻学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文集》第一卷按照“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学科建设”、“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新闻法制”等模块编排，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系统性的理论思考。郑保卫教授的研究，始终着眼于对新闻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与创新，致力于从中国丰富的新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并努力将其系统化、学术化、完备化。
三是强调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郑保卫教授指出，新闻学并非简单的新闻采编制播技能汇总，它既有对客观规律的探究（科学性），也蕴含着强烈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关怀（人文性）。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强调新闻学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对新闻学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坚持，使其理论建构避免了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偏颇，具备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所必需的严谨性与深刻性。
（二）立足本土，以鲜明中国特色反驳“新闻学无差别论”
在全球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另一种论调——“新闻学无差别论”或“普世价值论”也逐渐显现。这种观点忽视或淡化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下新闻事业的本质差异，试图用源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新闻理论框架和价值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和裁剪中国的新闻实践。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误读，在实践中也必然导致方向性偏差。
对此，郑保卫教授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种“无差别论”。他不仅论证了中国新闻学“有学”，更有力地论证了“此学”非“彼学”，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了许多奠基性工作。
一是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根基和指导思想。郑保卫教授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其灵魂和旗帜。文集中大量文章，如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系统梳理、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的坚持与发展、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闻领域指导意义的阐释等，都致力于夯实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与西方新闻学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哲学基础、强调“价值中立”和“第四权力”观有着本质区别。
二是系统总结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独特传统与实践经验。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实践之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闻工作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优良传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的实践依据。《文集》对新华社的优良传统、都市报的蓬勃发展、县级融媒体的重点建设等中国特有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正是从中国大地汲取理论养分，使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深厚的本土实践基础和鲜明时代印记。
三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原则与价值取向。郑保卫教授反复强调，中国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他将“党性人民性统一论”作为核心理论支柱，强调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这与西方新闻理论强调个体自由、市场竞争和资本逻辑主导有着原则性区别。他关于新闻伦理、舆论监督等论述，也都紧密围绕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展开，体现出新闻事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
（三）守正创新，以发展眼光回应“新闻学衰亡论”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闻传播格局的深刻调整，近年来，又出现了“新闻学黄昏论”或“新闻学衰亡论”的悲观论调。这种观点认为，传统新闻业面临严峻挑战，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时代似乎正在失效或过时，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被传播学蚕食，学科发展有如夕阳西下，前景黯淡。
面对这一挑战，郑保卫教授不仅强调要“保卫”新闻学科的既有地位，更提出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为中国新闻学在新时代的守正创新指明了方向。郑保卫教授认为，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新闻学对真实、客观、公正、社会责任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不会改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地位不会动摇，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会更改。《文集》中对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工作指导地位的坚定捍卫、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反复强调、对媒体职责使命的深刻阐述，都是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锚定学科的“定盘星”，避免在技术浪潮中迷失方向。在此基础上，他秉持开放态度看待行业变化，敏锐地分析了传统报刊应对互联网冲击、都市报改革、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探讨了传统新闻业在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背景下革新图存的路径及方法。新闻学在他的视野中，是一个需要不断从实践中汲取养分、并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开放性体系，而非一成不变的教条。
二、拓疆：用本土化大众传播研究服务国家战略
如果说第一卷的核心使命在于“固本”，那么第二卷的突出贡献则在于“开拓”。它展现了郑保卫教授作为一位视野开阔的学者，如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一系列关乎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与全球治理的重大前沿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学科边界，强化学科回应现实重大议题的能力。
（一）开辟前沿交叉领域，引领传播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进入21世纪，我国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直接牵涉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发展空间。面对国家、民族，乃至全球治理的现实急需，郑保卫教授以一个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敏感，在主攻新闻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同时，把学术视野向传播学领域拓展，先后于2009年和2010年启动了民族新闻传播和气候传播研究。
在民族新闻传播领域，郑保卫教授并非简单地对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现象作简单描述，而是站在“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都会受到制约”的战略高度，将信息传播与民族团结、地区发展、文化认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宏观角度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在气候传播领域，他敏锐地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看似是环境问题，实际上却是涉及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一定位，不仅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夺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通过在这些前沿领域的率先探索与深耕，郑保卫教授解决了传播学如何通过强化本土化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的路径及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而提升了传播学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推动本土知识创新，探索建立传播学研究“中国学派”之路
郑保卫教授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它超越了具体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在实践探索中潜心推动传播学实现本土化知识体系的创新，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探索传播学研究“中国学派”之路作出了可贵尝试。
中国的传播学自引入之初，就长期受到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如何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独特的传播实践，如何从中国丰富的传播现象中提炼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概念、理论和话语，是一直困扰传播学界的根本性问题。对此，郑保卫教授没有从西方传播理论的抽象模型出发，而是从中国面临的真实而紧迫的战略需求和社会问题出发，从中国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出发，进行传播学理论的消化、改造与创新。例如，他对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研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等独特语境；他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也深深嵌入到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结构和舆论生态之中；他对气候传播的研究则立足国情，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全球贡献。
这种扎根于中国大地、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归宿的研究，催生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观察视角、理论概括和实践策略，生动地演示了如何通过“面对真问题、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来实现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并为创建中国特色民族新闻传播学派和中国气候传播学派倾注了不少心血。
三、传承：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发展构建学术共同体
《文集》第三卷《新闻漫笔及学术访谈》，如同一幅学术思想的“素描”和“活态”标本，从另一个维度生动展现了郑保卫教授的学术品格、交往网络与思想生成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位学者及其所处时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史料与深层透视。
（一）构建学术公共空间：以交往理性滋养学术共同体
第三卷生动记录了郑保卫教授作为学术组织者与交流枢纽，如何通过持续的努力构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术公共空间，从而促进健康、活跃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该卷收录的书序、致辞、访谈和饱含深情的师友回忆，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学术交往图景。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这些年主导并深度参与了多个全国性学术平台的创建与组织运作。该卷中所收录的许多他在不同学术平台上的致辞，是他在这些平台发挥作用的直接体现。通过这些平台和活动，郑保卫教授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凝聚起来，为大家提供了有效的交流思想、探讨学术的常态化渠道。他在致辞中不仅分析形势、提出议题，而且不断倡导一种相互尊重、理性探讨、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这种有意识的平台构建与氛围营造，对于打破学术壁垒、形成研究合力、培养后备人才至关重要，是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得以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基础。
此外，大量的访谈以及郑保卫教授为自己著作所写的序言，则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学术交往——深度对话。访谈是一种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流，通过回答学界同仁、媒体记者和青年学生提出的各种前沿话题及疑难问题，郑保卫教授所要阐述的核心观点得以更清晰、更生动地呈现给广大受众。而为同行、晚辈的著作写序，则是一种学术上的相互砥砺与支持。郑保卫教授思维敏锐，总能精准地提炼出他人研究的价值与创新点，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探讨与引导。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一种“交往理性”，通过持续的对话、评价与互动，学术思想得以流通、检验和升华。它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书斋中的闭门造车，而是一代学人在与复杂现实的对话中，不断思考、探索、争鸣、总结的产物。可以说，郑保卫教授的学术影响力，不仅来源于他个人著述的深度，也来源于他作为学术共同体构建者激发群体智慧的领导能力。
（二）存续学科集体记忆：以个人学术活动史折射出学科学术演进史
第三卷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通过记录郑保卫教授个人的学术活动史，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关于中国新闻学数十年发展历程的宝贵“集体记忆”。这些随笔、散文和诗作，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情感表达，成为承载一代学人精神世界与时代烙印的“历史档案”和“情感证言”。
这些充满个人色彩的文本，为一部以概念、逻辑和事件构成的学科史提供了血肉与温度。郑保卫教授与甘惜分等老一辈学者的交往细节，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学术传承的精神纽带；他回忆参与《东方红》演出的经历和他1970年代创作的诗作，真切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家国情怀。这份“集体记忆”对于后学理解中国新闻学的精神渊源至关重要。它揭示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并非纯粹知识引进的产物，而是基因里就深深熔铸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服务家国的文化传统与深厚情感。
当这些个人史、情感史与卷末所附郑保卫教授自2002年调回母校任教后的“学术活动要事简记”相结合时，就构成了一部微观与宏观互证的“活”的学科史。我们不仅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在制度层面发生了什么（如举办了哪些会议、成立了哪些机构），更能体会到参与其中的学者们是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行动的。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如何在一次次具体的会议、一场场集中的讨论、一个个关键节点的抉择中，逐步明确方向、凝聚共识、向前发展的。这使得《文集》第三卷具有了独特的学科史史料价值，它不但能帮助我们理解几十年来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术观点的演变、学科建制的完善，而且能启发我们认识在这些学术活动的背后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认识他们的学术选择、情感投入和生命历程对整个学科学术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收到的效果。（作者陈作平系中国传媒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郑权参与了本文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中宣部、教育部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理论重点教材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等。出版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20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