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郑保卫文集》三卷本相关内容，从捍卫学科地位、夯实理论根基、构建学术共同体和拓展研究领域四个维度，剖析了郑保卫教授在回应"新闻无学论"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推动学科守正创新，以及开创民族新闻传播学与气候传播学等交叉学科领域方面的学术实践及贡献。研究表明，郑保卫教授多年来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坚定的学术立场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路径，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该文集不仅是对郑保卫教授个人几十年学术活动经历及贡献的系统总结，更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历程及成果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郑保卫文集》；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学术贡献；路径效果
捧读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120万字三卷本《郑保卫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特别是看了文集第三卷所附“郑保卫学术活动要事简记”，不仅可以了解郑保卫教授自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来60年追梦新闻的独有经历，还可以了解他对中国新闻学理论内涵的独到认知，更可以了解他自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以来40多年对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独特贡献。可以说，《郑保卫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郑保卫教授个人几十年学术活动经历及贡献的系统总结，更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历程及成果的重要窗口。
郑保卫教授是新中国新闻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几十年来他倾情于中国新闻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学术理念与观点，并企望突破“新闻无学论”的困扰，全方位推动中国新闻学的守正创新。他在几十年丰富的学术活动经历中，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坚定的学术立场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走出了一条将个人学术追求与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使命紧密相连的独具特色的学术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资学习与借鉴的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路径。
一、突破“新闻无学论”困扰，维护中国新闻学学科地位
若要弄清郑保卫教授对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首先须认识自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新闻学所面临的质疑、挑战和困境、无奈。
一般而言，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通常意味着它拥有相对独特且明确的研究对象，能够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以解释实践现象与规律，并发展出自身的方法论传统。此外，该学科还需具备制度化的支撑，如专业的教育体系、专门的学术共同体以及持续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机制。用这一标准来审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新闻学，能清晰地看到“新闻无学论”[①]产生的部分根源。彼时，大量新闻学论著较多地停留在对业务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描述层面，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在理论抽象与体系化建构方面尚显薄弱，这使得其在学术深度与系统性上，与一些历史悠久、理论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容易给人以“学问”单薄之感，甚至被称为“白开水一杯”。
与此同时，西方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后所带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视角，为理解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新闻学的分析工具，迅速吸引了新闻学界的目光。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列置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成为两个二级学科。这一举措，本意是促进学科交融，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学理论的包容性与方法的多元性，加之其与国际学术接轨的便利性，使其在高校资源配置、学者研究取向及学生学习兴趣方面，一度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某种程度上对新闻学形成了挤压效应。在此背景下，“新闻无学论”不仅未能消弭，反而与“取代论”[②]、“衰亡论”[③]、“无差别论”[④]等质疑、矮化、贬损中国新闻学的奇谈怪论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动摇了中国新闻学的学科自信，使之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⑤]。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郑保卫教授深入新闻学基础学理层面，通过扎实的学术工作来夯实新闻学的学科根基。他首先致力于厘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及相互关系，进而确立中国新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2003年，我国新闻教育界的两个主要学术机构——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特意将当年在安徽大学举办的年会主题确定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希望通过研讨大家能够取得共识。
受时任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何梓华教授的会前委托，郑保卫老师在年会上作了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阐述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存在明显差别的学科，强调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具备条件，同时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继而呼吁要维护中国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
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固然存在密切联系，但二者在核心命题、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新闻学的核心在于弄清什么是“新闻”，其理论聚焦于研究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规律、新闻事业性质功能、新闻工作方针原则、新闻业务规范等，其强烈的公共性、实践导向性及其对真实性、客观性等专业规范的追求，构成了其不可替代的学科特质。他强调，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学术使命是传播学无法涵盖的，因此必须维护中国新闻学学术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时任兰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树田老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此后，“保卫新闻学”成为郑保卫教授自认并始终恪守的一种学术使命，也成了新闻学界对郑保卫教授的一种共识性称呼。
在此基础上，郑保卫教授通过持续的体系化理论建构，为中国新闻学搭建起坚实的理论与知识框架。在文集第一卷中，他在第一编“基础理论”和第三编“学科建设”中对此作了集中阐释。另外他从1990年起先后出版了《新闻学导论》、《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新闻理论新编》《新闻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等教材和著作，对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自由、新闻伦理、新闻法治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与系统阐述，并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地位、功能、任务、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进行了全面论述。他的这一系列工作，有效地将分散的新闻知识、业务经验和专业理念整合成一个逻辑连贯、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从学理上证明了中国新闻学不仅“有学”，而且有其独具的“特色”，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认为新闻学缺乏系统理论的质疑。
200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将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九大学科之一，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这一重大决策从国家战略层面肯定了新闻学的学科价值及其发展必要性，为郑保卫教授等人的学术努力提供了强大政策支持与合法性背书。他将这一机遇与自身的学术研究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责任担当，使其学科根基更加牢固。
二、倾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筑牢中国新闻学理论根基
郑保卫教授自1978年师从甘惜分老师读研时确立“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为专业研究方向开始，便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为中国新闻学的思想理论根基。这些年他始终将此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上百篇论文，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郑保卫文集》第一卷多篇论文集中展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领域的长期耕耘。
其中，《试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一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背景中考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谱系中的坐标，论证了其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基石的地位。《“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的理论来源与当代发展》一文，直面长期存在的思想争议，通过严谨的文献分析，论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关系。他指出，这种统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并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得到持续验证。此外，《论陆定一的新闻真实观》一文，通过对这位无产阶级新闻理论重要奠基人学术理念的再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理论内涵。作者不仅阐释了陆定一提出的“新闻要真实”的基本要求，更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深度。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学术贡献在于：一是通过扎实的文本解读和历史梳理，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二是直面理论争议，对若干核心命题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当代阐释；三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创新。
纵观郑保卫教授的学术生涯，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入探索和体系化建构是其学术贡献的核心部分，相关研究主要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⑥]这一著作中。该书系统展现了郑保卫教授在这一基础理论领域的耕耘与建树，为筑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根基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保卫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其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宏阔梳理与精微阐释上。他清晰勾勒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基础上，根据时代变迁与中国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轨迹，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鲜活实践，凸显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强大生命力。
其次，郑保卫教授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要义与原则的系统阐释与当代解读。他深入挖掘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以及人民中心工作导向、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舆论导向等一系列基础性、根本性新闻观点。例如，他深刻论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内在一致性，批驳了将二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他系统阐释了“政治家办报”的深刻内涵及时代要求，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他结合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深入探讨了如何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等现实课题，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之光能够照亮当下的中国新闻实践。
此外，郑保卫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科化、体系化建设做出了扎实贡献。他主持的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全国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⑦]，作为该领域的重要成果，体系严谨、论述深入、贴近实际，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为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扎实理论功底的新时代新闻人才提供了权威读本和基本遵循。
郑保卫教授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上，专门就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作了主题发言，他提出的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新闻学专业的“核心内容”与“中心环节”，要实现专业学习“全过程”和所有专业、课程、人员“全覆盖”，要使其成为新闻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课程等一系列理念，为筑牢中国新闻学的思想理论根基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三、致力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国新闻学守正创新
文集第一卷《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第三卷《新闻漫笔及学术访谈》，分别从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两个维度，展现了郑保卫教授在推动中国新闻学“守正创新”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及学术贡献。
所谓“守正”，在于他对新闻学学科本质的坚守，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及新闻真实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的坚持。在文集第一卷中，他以新闻学基本问题为纲，从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学科建设等多维度构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回应了学科独立性的质疑，更在体系化层面为中国新闻学的“守正”奠定了理论基础。
郑保卫教授在批判“新闻无学论”过程中，强调“破”是为了“立”，“守正”是为了“创新”。他提出，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要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挑战，适应国家需要，实现发展创新，并且要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担负起历史责任。他所说的“创新”，指的是观念、理论、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拓展上，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当下的舆论生态、传播技术变革相结合，推动其实现时代化与大众化转型。
郑保卫教授坚持“守正创新”，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通过学术共同体建设落到了实处。他认识到，一个学科的成熟不仅依赖于个体学者的理论突破，更需要建立有组织的学术网络、规范的交流机制以及代际之间的传承与合作。他利用自己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等身份，积极搭建学术平台、组织学术研讨活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闻学研究深入开展。2008年，他牵头创建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该会通过每年举办“中国新闻学年会”，组织学术研讨、出版会刊，以及评选青年新闻学者优秀成果等方式，为学界搭建了一个稳定的交流与对话机制。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学术观点的碰撞与融合，更在制度层面强化了新闻学研究的组织化程度，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文集第三卷所收录的书评、致辞、随笔和学术访谈等内容，展现了郑保卫教授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中的细致努力。他通过为青年学者的著作撰写序言、参与学术会议的策划与组织、以及在不同平台上提出倡议，不断强化新闻学界的集体认同感与学术向心力。他在多篇访谈中强调新闻学教育应“理实并重、德才兼备”，倡导学界与业界的深度互动；在一些致辞中，他反复呼吁新闻学者要“树立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以集体智慧推动学科向前发展。这些言辞和做法，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学术组织者的责任感，也折射出他希望通过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新闻学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突破。
这些年，郑保卫教授先后发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从“保卫新闻学” 到“发展新闻学”》、《使命与担当：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再论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等论文，分析了当前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以及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系统阐释了新闻学发展、创新的策略和方法，提出了“新闻立学”、“新闻立院”、“新闻立会”等理念，强调须树立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理直气壮地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为中国新闻学守正创新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路径。
郑保卫教授的研究与实践表明，中国新闻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科自信与理论自信基础之上。而这种自信，无法仅靠思辨获得，它必须通过学术共同体有组织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实践来培育和证明。因此，搭建平台、组织研讨、鼓励争鸣、奖掖后进，所有这些共同体建设工作，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营造一种“理直气壮”的学术氛围，让学者们能够在一个相互支持、彼此激荡的学术网络中，共同探索既恪守正道又勇于创新的学科未来。
四、直面国家战略需求，拓展中国新闻学研究领域
面对国家发展战略需求，郑保卫教授敏锐地将新闻学研究与国家发展重大关切相结合，开创性地构建了“民族新闻传播学”与“气候传播学”两大交叉学科领域。他秉持“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的学术理念，致力于推动新闻学、传播学与民族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仅拓展了新闻学的研究疆域，更使学术研究切实服务于民族团结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为中国新闻学回应时代命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主导民族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
郑保卫教授系统推动民族学、传播学与新闻学的深度融合，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院长赵启正教授倡导下，联合全国十几所少数民族地区新闻院校共同创建了“中国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郑保卫教授代表基地作为论坛创办者之一，先后担任执行理事长、理事长、荣誉理事长，长期主导论坛日常工作。论坛为民族地区新闻院校搭建了一个学术平台，借此促进学术交流，打造研究团队，同时也为推动民族地区新闻教育、传媒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郑保卫教授在文集第二卷发表的《我国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一文，阐述了我国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业发展的现状，即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拉开帷幕、新闻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更新发展理念、优化管理机制、完善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果、加强对外交流和队伍建设的发展对策。他倡导，要建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与国内著名新闻与传播院系合作机制，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要建立健全新闻媒体在职人员培训机制，通过岗前培训和在职岗位培训等形式，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尤其要下功夫大力培养既熟悉民族语言和文化，又掌握新的传播理念和技术的少数民族新闻与信息传播人才。而《“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一文，则探讨了西藏文化对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及行动策略，为西藏对外文化传播支招献策，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现实关切与学术支撑。
郑保卫教授认为，从事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工作需要具备“情怀”、“责任”以及“担当”和“奉献”精神，提出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研实践，对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至关重要。同时，他反复强调要加强与民族地区院校媒体合作，开展实地调研，将民族治理经验与理论研究结合，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二）引领气候传播理论研究与社会推广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危害愈发严重，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话题。自2010年起，郑保卫教授基于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情怀与责任，开始组织学术团队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系统整合气象科学、管理科学，以及传播学、新闻学等理论资源与实践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回应全球议题的气候传播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不仅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视野拓展至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共同关切的领域，更使学术研究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叙事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话语博弈之中，彰显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在重大时代命题面前的学术能动性与现实担当。
近些年，郑保卫教授先后出版了《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气候传播战略研究》、《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绿色发展与气候传播》、《从哥本哈根到马德里——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十年》《为气候行动鼓与呼——中国气候传播案例集萃》《新时代中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等著作，发表了《我国气候变化问题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新闻媒体气候传播的功能及策略》《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机遇与挑战》《论气候传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论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理论成果，就气候传播的学术定位、观念更新、话语建设，以及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构建中国气候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参照。
郑保卫教授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上的热点议题，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和政策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而，建构起我国气候变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向世界全面、客观、准确地介绍和说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立场主张、治理理念和行动策略，也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气候传播事关我国国家整体形象的塑造，也事关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为此，我国需要在建构起技术先进、人员专业、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对外传播体系的基础之上，积极推动气候传播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快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交流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变化国情，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郑保卫教授认为，气候传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层面、制度层面、路径层面以及国家形象层面发挥作用，即气候传播可以培育政府、企业、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政策普及和落实。气候是生态环境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环节，气候传播在观念、制度、路径与国际形象各个方面切实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发展。因此，未来的气候传播应该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 推动、企业担责、公众参与、智库献策”的“六位一体”行动框架，以推动多元行动主体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做出不懈努力。他在论文中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企业提供现实路径，为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提升我国的生态形象助力、添彩。
五、总结与思考：践行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郑保卫路径”
郑保卫教授的学术贡献贯穿于学科捍卫、理论研究、教育改革、教材建设与学术引领等多个层面，对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新闻学的创新发展，需要更多学者像郑保卫教授那样，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备世界眼光；既坚持理论自信，又保持开放胸怀。
郑保卫教授所实践的学科建设路径集中体现为“保卫—发展—创新”的递进逻辑。其主要特色表现为：第一，理论自觉与实践关怀并重。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践，既回应“无学论”等理论挑战，又服务传媒改革、舆论引导等现实需求。第二，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他坚守学科本质与学术规律，同时推动知识、理论与方法创新，拓展新兴研究领域。第三，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协同推进。他将对新闻学的挚爱转化为教书育人的思想动力，倾心倾力培养理实并重、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第四，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兼顾。他立足中国特色，吸收国际经验，着力推动新闻学科走向世界。郑保卫教授在新闻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中国新闻学“有学”“有魂”“有为”的有力证明，是构建中国特色、气派、风格的中国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典型范本。
纵观中国新闻学百余年演进历程，其发展脉络始终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历经从引介西方理论、探索本土化实践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转型。在这一广阔的历史图景中，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经历构成了一个具有标识性与启示性的节点。他以一种高度的学科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系统回应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新闻学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即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如何确立其学科独立地位、夯实其理论根基、拓展其时代内涵，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气派与风格的学科范式。这条清晰可辨的“郑保卫路径”，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凝结，更在某种意义上映射并引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学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集体努力。
这条路径的生成，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新闻实践变迁的沃土。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新闻业在经历特殊时期的曲折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启了深刻的自我革新。与此同时，源自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大规模引介，在为本土研究注入新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学科认同的焦虑与“新闻无学论”的质疑。郑保卫教授的学术起点正位于这一历史岔路口。他早年的新闻实践经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域的深厚学养，使其敏锐洞察到简单移植西方理论可能带来的“水土不服”与主体性迷失。因此，其学术活动路径的首要特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学科保卫”意识。这种“保卫”并非出于“守旧”，而是以“守正”为前提的积极建构。他通过对新闻学基本概念、核心原理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成果的系统梳理与阐释，致力于为中国新闻学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与价值坐标，论证其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从而回应了学科根基的深层危机。
这条路径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制度化”取向，这源自其所处的特定时代。郑保卫教授等是在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与体制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人。与前辈甘惜分、王中、方汉奇教授等学者相比，他们的学术活动重心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转移，即从个体思辨和理论建构，转向了对学科制度基础的系统性搭建。郑保卫教授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具体而持续的，他长期投身于理论体系的搭建、课程体系的制定、教材编写的审议、学科评价机制的革新，以及“全国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运作。这些学术活动看似属于常规行为，但却是一门学科获得稳定身份、实现代际传承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正是由于郑保卫教授与一批同辈学者的共同努力，帮助新闻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版图上，确立并巩固了其合法的、专业化的位置。
此外，这一路径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特征是“教学化”的实践导向。郑保卫教授的学术生产与新闻教育实践是高度契合的。他的大量著述，包括那些具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论文，最终都清晰地指向教学场景，旨在转化为可传授的知识体系和可培养的专业能力。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阐释，还是开拓气候传播、民族新闻传播等新兴领域，其思考的落点往往在于“如何做”、“如何教”与“如何学”。他主编的多部教材，不仅传递了新闻基础知识，更在无形中塑造了几代新闻学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和学术话语方式。这种将学术研究深度嵌入教学实践的模式，使得理论探索避免了空泛化，始终与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相维系。
由此观之，“郑保卫路径”在新闻学术史上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沉稳的建设者姿态。这一路径不在于提出颠覆性的理论范式，而体现为对学科既有知识体系的系统整合、深化阐释与务实拓展。在中国新闻学发展面临内部认同挑战与外部理论冲击的背景下，这一路径通过持续性的基础工作，为学科维持其知识传承的连续性、学术共同体的稳定性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完成了承前启后的学科发展任务。由此看，借鉴和践行这一路径，对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作者肖燕雄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现代传媒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传媒伦理与法制研究所所长；郑权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新闻学没有什么学问，其代表性观点是“中国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
[②]一些人提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是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
[③]这一说法认为中国新闻学犹如夕阳西下，正在走向衰亡。
[④]这一说法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新闻学，新闻学不应该分什么阶级、党派、民族、国家。
[⑤]此段内容参见郑保卫：《再论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12期。
[⑥]此书202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总计90万字。因与《郑保卫文集》出版日期相近，这部分内容未收入三卷本文集中。
[⑦]此书为郑保卫教授主持编写，201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基本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