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文为纪念甘惜分教授诞辰110周年而作。生于1916年的甘惜分老师自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任教，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到2016年百岁之年去世，在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岗位上奋斗了60多年，是我国新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理论大家、学界泰斗和杏坛名师。本文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引领者”和“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实践家”，来概括甘老师一生的新闻学术贡献，借此表达对他的纪念。
【关键词】甘惜分；思想先驱；理论大家；学界泰斗；杏坛名师
图为作者2015年在甘老师百岁寿辰时与甘老师合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甘惜分教授是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他自1954年由新华社西南总分社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任教，1958年随全国高校院系专业调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到2016年百岁之年逝世，在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岗位上奋斗了60多年，是我国新闻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理论大家、学界泰斗和杏坛名师。
作为甘老师指导过的学生，我从1964年考上人大新闻系听他讲授新闻理论，到1978年人大复校后重返母校在他名下读研，再到2002年作为引进人才调回人大任教后成为他的同事，可以说是与他交往时间最长，接受教育最多的学生之一。回顾甘老师60多年的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经历，我认为可以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引领者”和“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实践家”，来概括他一生的学术贡献。
一、思想先驱：溯源与导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
甘老师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通过教材编纂和理论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系统融入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之中，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一）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新闻理论教学
甘老师对新闻理论教学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始于1954年他从新华社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和1958年随北大新闻学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任教期间。当时新中国新闻教育正处于学习苏联模式阶段，教学内容主要依赖翻译出版的苏联新闻学教材。甘老师在阅读完《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后，发现“前五章都是苏联新闻史，最后一章才转到‘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而关于基础理论部分仅有“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基本原则”，全文还不到1500字。这种状况引发了他的思考：“难道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就只是这样干巴巴几条吗？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新闻规律难道不应当列入大纲吗？” [1]。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甘老师毅然决定突破苏联教学模式局限，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教学体系，并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和指导新闻理论教学。甘老师将自己讲授的新闻理论课程定名为“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工作论述、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关文献，结合自己在新华社十年工作经验，制定了全新的教学提纲。这一提纲涵盖了新闻学研究对象、党报性质作用和任务、宣传鼓动多种形式、党报工作基本原则以及新闻工作者职责和修养等内容。
在教学中，甘老师特别强调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根本原则加以讲授。他反复强调，是否坚持党性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最本质的区别。即使是在后来改革开放、思想日益多元化时期，每当论及新闻媒体应坚守的根本立场和原则时，甘老师首先强调的依然是“坚持党性原则”。他认为党性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新闻工作必须体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种深刻洞见和坚定立场，通过他富有激情和思辨的讲授，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学子心中，为他们日后从事新闻工作或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参与编写《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和《列宁论报刊》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摆在首任系主任安岗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教材建设。当时可供参考的教材主要有两类：一是旧大学遗留的新闻学教材，因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无法继续使用；二是从苏联引进的新闻学教材，虽具参考价值却不宜直接搬用。在这一背景下，安岗主任带领全系确立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报刊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任务。具体包括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研究毛泽东等党中央负责同志报刊理论与实践，以及党中央新闻宣传工作决定和指示。为此，新闻系派教师前往中宣部、新华社等单位查阅文件，整理中央负责同志撰写的新闻、评论原稿，同时组织师生奔赴各地新闻单位，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参与采编工作、收集报刊史料等方式总结党报工作新鲜经验。
1958年甘老师随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后，立即投入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以及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工作之中。在甘老师和蓝鸿文、何梓华等老师共同努力下，《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等文献相继编纂完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共18万字，汇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性质、使命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深刻见解，包括论宣传、论报刊性质原则和任务、论出版自由、《新莱茵报》、批判反动报刊、论写作等六个章节。《列宁论报刊》共23.8万字，系统辑录了列宁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主要包括党报任务作用、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新闻自由、批判资产阶级报刊、报刊与社会主义建设、写作与文风、编辑工作等八个部分。
甘老师从事这方面工作有着独特优势。他1938年从家乡四川邻水，千里跋涉投奔延安，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后被调入八路军120师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当时，他专门攻读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之后，他在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工作时又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和《列宁全集》20卷。另外，这一时期他还在山西吕梁兴县聆听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这些经历为他开展编订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当时，马恩列的原著译本尚不齐全，甘老师与团队成员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文献中筛选出相关论述，还对一些未译介的篇章进行补译校对，以确保书稿质量。1978年人大复校后，甘老师又带领一些老师和研究生重新整理和编纂《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和《列宁论报刊》。
甘老师所做的这些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和教育打下了坚实文献基础。在甘老师及其他老师共同努力下，人大新闻系的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始终建立在对经典原著的系统梳理之上，实现了“正本清源”。通过这种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甘老师与其他新闻系老师为后学铺就了一条通往理论源头的道路，其筚路蓝缕之功，至今令人感佩。
（三）提出“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理念
“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这帧挂在人大新闻学院5楼“惜分苑”里的甘老师题词，是他做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也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思想精髓所在。这一理念体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新闻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追求。
甘老师曾明确表述过：“我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的新闻学，一定要把新闻学中国化，而不是照搬他国”，他主张“要从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寻找理论光芒，再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2]，这充分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自觉追求。
在方法论上，甘老师反对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词句来代替新闻学理论，他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南，对新闻事业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指出：“新闻传播也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新闻规律是第一性的，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探索新闻规律并且要以新闻规律解释新闻现象，应当按照新闻规律而不是主观意志来制定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2]”。这种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与探索，正是他“请教马克思”的实质所在——不是教条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一般词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闻工作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规律。
甘老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新闻实践服务，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步。此外，甘老师特别重视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构建。他欣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实践中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不但总结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吸收了世界其他国家新闻事业的有益成果 [2]”。
如今回想起来，甘老师的这些理念不仅指引了他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论创新源于对经典的准确把握和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这种既重理论又重实践的治学态度，使得甘老师的学术思想始终保持活力，并持续传承给他的学生们。
这让我想起2015 年元旦我去看望甘老师时，他特意赠我一帧“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的题字。 那年他已进入百岁之年，我也已年近70，我知道他是在勉励我继续立足中国土地，把握中国国情，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在新闻教学和科研路上不断前行。
二、理论大家：固本与开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甘老师通过撰写《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等著述，系统构建起中国共产党党报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他提出的“新闻三环理论”，以及在《新闻论争三十年》中直面学术争议所阐述的思想观点，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立场，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理论奠基：《新闻理论基础》的里程碑意义（1982年）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是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2005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甘老师90寿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发言中对甘老师所作的评价，应该说这既是对甘老师所著《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认可，也是对他一生新闻学术贡献的高度评价。
《新闻理论基础》是甘老师的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我国学者所编写的第一本新闻理论教材。此书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总印数超过20万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新闻理论著作和教材。记得那些年全国新闻界评定技术职称，规定阅读的新闻理论教材就是这本书。
该书搭建起了我国党报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体系，是甘老师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建构的最初尝试，也是其代表性理论成果。
该书的理论框架如下：
绪论：第一节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第二节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第三节怎样研究新闻学。
其他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第一章新闻：第一节什么是新闻、第二节新闻的起源、第三节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第四节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第五节关于新闻的定义；第二章舆论：第一节什么是舆论、第二节舆论的力量、第三节对舆论的引导：第三章新闻事业：第一节新闻事业和舆论、第二节无产阶级和新闻事业、第三节新闻事业的性质、第四节新闻事业的某些特点；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作用：第一节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第二节旧世界的揭露者、第三节新生活的建设者、第四节科学文化的传播者。
下篇为第五章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第一节反映事实的真相、第二节反映时代的真相、第三节反映时代的本质，第四节联系实际、指导实际、第五节新闻事业和调查研究；第六章新闻事业和群众：第一节群众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第二节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第三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第四节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第五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第七章新闻事业和党：第一节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第二节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三节坚持党的组织路线、第四节关于新闻自由[3]。
上篇从解剖新闻和舆论开始，论述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专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这三者的关系。甘老师希望通过对三个关系的分析来阐述新闻事业一系列根本问题。在他看来，把这几种关系弄清了，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也就明确了。
从以上框架和内容看，该书所阐述的党报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反映事实真相，联系现实生活、联系人民群众、加强与党的联系，以及新闻工作应该坚持党性人民性统一、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确处理好新闻自由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内容，都是党的新闻工作中一些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
用现在眼光看，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印迹，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恰恰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即体现出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状况下一些新闻观点的严厉批判和深刻反思。例如，书里对新闻报道中“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的论述，对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与党三者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他对极左路线不顾事实、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和背弃党的正确主张这些做法进行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些内容对于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影响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甘老师在给我们人大新闻系8名首届研究生上新闻理论课时，痛快淋漓地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激情讲演。作为一个青年时代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一生都在为党的新闻事业不懈奋斗的新闻学者，甘老师对极左新闻观点的政治批判和学理分析，拉开了我国新时期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改革的序幕。
此后，我国出版的一些新闻理论教材大都是以此书框架为基础，搭建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陆续出版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康荫编写的《新闻概论》（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美、童兵编写的《新闻理论教程》（1993年）、复旦大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编写的《新闻学概论》（2001年），以及笔者在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教时编写的《新闻学导论》（1990年）等一些有一定认可度的教材，其理论框架、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甘老师《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的影响。由此看，甘老师无愧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二）观点创新：提出“新闻三环理论”与“新闻控制理论”等
在《新闻学原理纲要》中，甘老师系统阐述了新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究新闻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我国新闻学的“传统”等，以及对新闻学研究的出发点——事实、信息、新闻、舆论、新闻事业、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新闻事业与人民、新闻事业中的控制与自由、新闻事业的风格、新闻工作者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特别是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辨析中，他在肯定传播学学术价值的同时，强调了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特殊性，批判了“新闻无学论”以及用西方传播学试图取代新闻学的倾向[4]，这些观点，对当前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
甘老师提出的“新闻三环理论”[5],旨在厘清新闻信息的层次与边界。他将信息划分为三个环状层次：最外层是广义的“信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出的一切信号；中间层是“新闻”，指具有传播价值的新近事实信息；最内层是“发布新闻”，特指经新闻机构筛选、加工后公开传播的新闻。该理论深刻阐释了新闻报道是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加工而成的，强调了新闻机构作为“把关人”的角色，并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应经得起历史检验，体现了甘老师对新闻客观规律的尊重。
在新闻自由与控制的辩证关系上，甘老师提出了“新闻控制理论”[6]。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并不存在。任何新闻事业都会受到特定阶级、政党或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必然的。关键在于这种控制的性质是代表多数人利益、服务于社会进步的控制，还是为少数人特权服务的控制。他认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公开承认这种控制的必要性，并致力于探索如何将必要的控制与充分的新闻自由相结合，以维护新闻工作根本原则并激发新闻机构的活力。
晚年，甘老师敏锐地意识到新闻体制必须顺应时代进行改革。他力主新闻界扩大改革开放，打破国际新闻垄断。他认为，新闻改革的基本出路在于法治，应通过立法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使新闻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三）坚守真理：《新闻论争三十年》梳理与反思学术发展历程（1988年）
甘老师的《新闻论争三十年》是一部反映中国新闻理论界三十年（1957-1987）思想交锋过程的力作。该书收录了他1979年至1986年间针对我国学术界新闻理论争议问题所撰写的15篇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对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其直面争议的理论勇气。甘老师在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真理象光一样，它很难谦逊”，明确表达了他追求真理的坚定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83）中，甘老师依次论述了“新闻事业具有强烈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对人民负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对事实负责”等观点，并将其概括为“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与真实性”。他强调“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很多，但都受这几个基本观点的制约”，“这几个基本观点之间又是相互交错的，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7]。其中，他强调，“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错误的领导，只有错误的思想，没有错误的党性(这种‘党性’,不是党性)；只有办得不好、不受人民欢迎的报纸，但这不是党性的过错，恰恰是违反了党性的过错”[8]。他的这些观点既批判了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也纠正了片面强调人民性而忽视党性的偏颇认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可以说，甘老师所提的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搭建起了基础理论框架。
作为经历过“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学者，甘老师对新闻领域存在的一些“思想禁锢”现象有着深刻认识。在《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原稿为1981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的讲话）中，他指出，“左”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片面强调党报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浮夸之风也从未绝迹，有时好一点，有时却非常严重”，“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的研究”，“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对此，他强调，“新闻改革势在必行”，“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维持现状。但是改革中又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下进行，不能走到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上去” [9]。这种不回避矛盾、敢于坚持真理的学术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环境中是十分可贵的。
甘老师的这些观点提醒我们，新闻理论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甘老师在该书中所展现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当下很值得学习和发扬。
甘老师既敢于坚持真理，也勇于承认错误。例如他多次谈到1957年对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任意上纲上线的批判是错误的，并在1980年到兰州参加西北五报学术研讨会期间当面向王中先生认了错。但同时他也认为，向王中先生认错不等于全都赞同他的观点。直到2015年他还对我说，即使是现在我也不同意王中先生提出的“报纸是商品”的观点。
三、学界泰斗：整合与建制——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甘老师创办了《新闻学论集》、组建了我国首家舆论研究所，主编了《新闻学大辞典》，通过这一系列学术资源整合和建制化探索工作，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回应“新闻无学论”付出了辛劳和心血。
（一）创办并主编《新闻学论集》（1980—1999年）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新闻学界面临双重困境：一是长期受极左路线冲击和影响，学科独立性被削弱；二是新闻理论僵化，亟待突破革命战争年代形成，“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激化的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单一宣传范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新闻学术界思想解放开辟了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80年创办了《新闻学论集》[10]，由甘老师担任主编。在第一辑《出版说明》中，甘老师表示：“本论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探索新闻学的规律，促进新闻学的发展”[11]。该刊与1979年由甘肃日报社创办的《新闻理论与实践》[12]，和1980年由陕西日报社创办的《新闻研究》[13]等刊物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后首批新闻学术期刊群。这些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进入系统性拨乱反正，变革重建的阶段。
《新闻学论集》在出版形式上突破高校内部刊物的局限，采取“以书代刊”的独特模式：每辑独立书号，按书籍形式公开出版发行。在内容架构上，该刊涵盖新闻学三大领域：在新闻理论方面，聚焦新闻定义、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新闻自由等核心命题，集中体现了当时新闻学界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解放。如他本人提出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虽然一些学者对他将“新闻”定义为“特殊手段”有异议，但这一定义引发了学界对陆定一传统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反思，有利于创新和深化对新闻定义的认识。
在新闻史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研究是该刊特色之一。蓝鸿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赵水福的《列宁领导〈经济生活报〉的实践》等文章，系统梳理了经典作家的新闻实践，为新时期新闻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方汉奇的《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从历史维度深入分析了言论控制问题，在新闻史学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新闻业务方面，刊发了一些结合采编实务探讨新闻业务改革路径的文章。如郑兴东的《试论版面语言》开创性地分析了报纸版面设计的传播功能，为版面编辑学奠定了基础。黄卓明的《试论广告》则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的新变化，探讨了广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角色，显示出学术界对市场经济问题的早期思考。这种兼容宏观思辨与微观考据的多元文风，体现了该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宗旨。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新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新闻学论集》出版的前18辑，是中国新闻学从阐释政治话语走向学术自主表述的关键见证。它不仅留存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手史料，更昭示了学术研究须在政治性与科学性、主体性与开放性之间保持平衡。
（二）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86年）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与民意诉求日益多元，但当时官方媒体缺乏“自下而上”的舆情反馈平台和机制，使得国家部分政策与社会民意出现脱节现象。1986年，时年70岁的甘老师在“四无”（无经费、无编制、无办公室、无设备）条件下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舆情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甘老师将该所定位为“沟通民意的桥梁”，主张用科学实证方法替代传统经验判断来进行舆情收集、分析和研究。他表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14]。
在甘老师带领下，研究所率先引入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态度量表”测量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党风社风、媒体工作等的看法。1988年，研究所开展了“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结果显示，有87％的受调查者认为新闻媒介在报道政务与决策方面的公开程度不高，65％的受调查者认为新闻报道存在信任危机，62%的受调查者对新闻舆论工作不满，主张变革现行的新闻体制和宣传模式[15]。这次调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国内外20多家报刊予以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多一些阳光 多一些透明》援引调查数据指出，“实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离不开透明度；纠正和杜绝不正之风，离不开透明度；密切领导与群众关系，争取群众为国分忧，离不开透明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呼唤着：透明些，更透明些！[16]”
基于舆论研究所的实践，甘老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一向多声”，即“一个方向，多种声音”的观点，主张社会主义舆论场应在坚持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容纳多元意见表达与批评监督，形成党统一指挥下的“多声部合唱”而非“单一声调”。这里的“一向”，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多声”则是指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当时甘老师支持报道1980年发生的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等负面事件，认为公开真相才能更主动地引导舆论。
（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1993年）
由甘老师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是一部中国新闻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文献。其副主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副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副主编钱辛波，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前所长、高级编辑成一，中国记协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洪一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等。参与撰稿的有100多位学者，其中包括方汉奇、张之华、赵玉明等知名学者。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新闻学专业辞书，它系统总结了20世纪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呈现了完整的新闻学知识图谱，填补了我国新闻学工具书的空白，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闻学大辞典》全书分为新闻学理论词语、新闻学业务词语、新闻事业、新闻界事件、新闻界人物、新闻作品及新闻奖、新闻学论著与期刊、新闻法规和文献文件等八大类，收录词条约5000条，字数达180万字。这种分类方式既呈现了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又兼顾了历史脉络，使辞典兼具百科全书的系统性和编年史的历史感。正如甘老师在序言中所说，这部辞典“横看是一部新闻学百科辞典，竖看是一部新闻史”[17]，实现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
在内容上，该辞典展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其词条不仅涵盖传统的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三大领域，还包括传播学、舆论学、宣传学等新兴学科的相关条目，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学界吸收西方学术成果的积极开放态度。辞典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当时一些“敏感概念”也给予客观阐释。辞典还创造性地将大陆与台湾的新闻事业按历史顺序混合编排，体现了“把大陆和台湾统一起来”的编纂思想。
作为一部学术工具书，《新闻学大辞典》在词条阐释上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每个词条都力求定义准确、解释简明、引证翔实。以“新闻价值”词条为例，辞典不仅给出了准确定义，还详细分析了其构成要素和判断标准，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实践指导意义。这种将学术性与实用性统一的特点，使辞典既可作为研究参考，又能满足普通读者的查阅需求。
《新闻学大辞典》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新闻学从“无学”到“有学”的转变，正如甘老师在序言中所期待的，它对“新闻无学”思潮“激起了一阵浪花”[17]。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部辞典迄今依然是我国新闻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这应该是甘老师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杏坛名师：耕耘与奉献——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实践家
甘老师从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系任教开始，在新闻教育岗位上奋斗了60多年，可以说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从兴起到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他以其人格魅力和学术坚守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毕生奉献：一生挚爱新闻教育
甘老师的新闻执教生涯与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轨迹紧密交织。1954年，他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开始了他的传道授业生涯。随着院系调整，他于1958年随北大新闻学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特殊历史时期，1973年人大停办，他随新闻系老师重回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1978年人大复校后，他又再返人大新闻系。这段伴随着时代变迁的辗转经历，诠释了一位学者对新闻教育事业的执着守望与深沉热爱。
甘老师的新闻教育思想植根于其60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具前瞻性的育人理念。他提出新闻教育应遵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强调新闻人才培养应具备国际视野，能够适应并引领现代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信息传播与舆论对话。这一宏观定位，决定了其教育思想不仅关注专业技能的传授，更注重学生整体素养与历史责任感的塑造。
在新闻学科定位上，甘老师提出应厘清新闻学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尽管二者有着许多内在关联，但其根本性区别十分明显：新闻重在真实客观地报告事实和反映生活，而文学则允许虚构与艺术创造。他甚至建议将新闻学专业置于历史学院之下，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眼光，使其能以史家笔法记录时代，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与纵深感。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新闻学专业本质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新闻教育应强化史学素养的独到见解。
在具体教学实施上，甘老师极力主张新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实践。他观察到传统教学模式易导致学生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新闻岗位要求，因此提倡新闻院校应积极为学生创建实践平台，如创办学生报纸、建设校内广播电视台等，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积累采编经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无缝衔接。他认为，新闻学的实践性特质要求教育环节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学生需深入社会基层，了解国情民意，方能写出有生命力的报道。
与此相应，甘老师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提出新闻教育实行一线新闻工作者与院校教研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他还主张优化教师队伍的年龄与知识结构，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教学梯队，并鼓励教师既从事教学也投身科研，通过学术研究反哺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等。
甘老师自己挚爱新闻教育，也鼓励自己的学生投身新闻教育，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1981年10月，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即将毕业。当时毕业分配有三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党政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留在高校当老师。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和甘老师的建议有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不是最佳年龄，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去媒体只是去圆个人的“记者梦”，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记者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讲台。
如今45年过去了，回头看，我打心眼里感谢甘老师帮我作的这个职业选择。当教师能够“揽天下英才而育之”，这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职业。这些年我学新闻、教新闻、做新闻、研究新闻，实现了年轻时所确立的新闻理想，深深体会到了当老师的乐趣。
（二）组建学会：心系新闻教育事业全局
1984年，在中国新闻教育面临新时期发展需求的关键时刻，甘老师与温济泽老师等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一级学会）。这一重要学术组织的筹建背景可追溯至1983年。当时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新闻教育协作平台。经过一年的筹备，1984年11月2日学会正式在北京成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邀请学会首届理事到中南海座谈，共商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发展大计。他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新闻要跟上新的信息技术》的重要讲话。在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上，温济泽当选为会长，甘老师和王中等当选为副会长。这一职务是对甘老师在新闻教育界声望的认可，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来推动全国新闻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创始副会长，甘老师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即使年事渐高，他仍坚持参加学会在桂林、合肥、武汉、成都、兰州、郑州、宜昌等地举办的年会，与全国新闻院校老师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学会在甘老师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搭建起一个全国新闻教育工作者交流合作平台，打破了以往各院校相对封闭的状态，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2003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按照主管部门要求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二级学会）后，延续并拓展了甘老师等老一辈学者奠定的学术交流传统。回顾甘老师在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工作及其对新闻教育事业全局发展的关怀，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新闻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与责任担当。
（三）人格典范：强调国格、人格与报格的统一
甘老师曾坦言：“我的学术青春是从62岁开始的”[18]，这并非谦辞，而是其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他非但未显退意，反而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学术研究，仿佛生命的新篇章刚刚启幕。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无关年龄，只关乎信念与坚持，因此他始终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信条，将终身学习视为学者本色。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他仍坚持每日读书、看报、思考、写作。甘老师认为，思想的停滞才是真正的衰老，他常对身边人说：“只要活着就要读书、看报、思考、写作”，正是由于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社会的关切，使得他的晚年依然充满创作活力，笔下始终流淌着对时代与民族的深刻洞察。
甘老师对学术的坚守近乎执拗，他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自勉：“战士战死疆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书斋也是光荣的”。这不仅是对学术事业的极致推崇，更是其人生价值的宣言。他将书斋视作学者的战场，将学术耕耘等同于战士的冲锋，宁愿在求知和著书立说的道路上耗尽最后一息，也不愿在清闲安逸中虚度光阴。这种精神源于他对“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三者统一的深刻理解。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在这“三格”中，个人操守（人格）是核心，职业操守（报格）是体现，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国格）是归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支撑这一理念的是甘老师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那份始终不渝的真挚感情。这份感情历经岁月淬炼，愈发深厚。尽管甘老师的人生历程中曾遭遇过一些曲折和考验，如1960年在人大新闻系学术批判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批斗迫害，甚至在组织关系问题上还有过一段“脱党40年”[19]的波折经历等，但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幸遭遇，都没有动摇过他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几十年来，甘老师始终以赤子之心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步。他将这种深沉的情感化为行动的力量，无论是著书立说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还是倾注心血培育桃李，亦或是通过书法题词“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传民情，道民意，呼民声”寄语后学和业界等，都体现出他的坚定信仰、广阔胸襟和炽热情怀。
（四）育人理念：注重德才兼备、理实并重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生导师和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甘老师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自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他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的新中国首批三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另两位是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到退休为止，他陆续指导了十几位硕士生和博士生。很幸运，我有幸成为他首批招收的两个研究生之一。
甘老师在研究生培养中，形成了独特的理念和方法。他注重经典著作研读，要求研究生必须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典，以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我1978年入学读研时，甘老师给我确定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要求我和另一位同学在通读过程中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全面弄清他们的新闻思想。这期间，我们作了几千张卡片，后来据此整理出版了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
这一工作不但使我系统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经历和重要新闻观点，而且使我学到了他们的高尚品德与崇高精神，并以其作为自己一生为人为事为学的标杆。我觉得这也正是甘老师指导学生的过人之处：不但让学生知识水平得到提升，更让学生思想品德得到陶冶。
甘老师对学生的学术训练非常严格，他反复强调要“多读书，多看报，多思考”，这是他为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他经常告诫学生，要“终身学习、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每当他与学生见面时都会问“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思考、有什么进益”。
甘老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注重采取平等交流方式，尽可能营造一种开放性学术氛围。他认为“研究学问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大家都是研究者，可以放开思想，自由交流。他还对大家说：“学生如果不敢同老师辩论，就不是好学生”，他还说“学生不超过老师，不是好学生”。这种真心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学术争鸣的开明教学态度，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的思考和辩论能力。
此外，甘老师还格外强调新闻理论学习与研究要紧密联系媒体新闻实践。在我读研期间，他安排我跟他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向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业界资深人士学习，并沿途到一些报社调查新闻改革进展情况，使我能把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媒体实践相互印证，收获颇丰，锻炼很大。
通过系统而严格的培养和训练，甘老师为全国新闻院校输送了一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骨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学术谱系，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得以持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我国著名记者、《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甘惜分老师92 岁寿辰时为其题诗一首：“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这是对甘老师60多年教书育人经历及其所做学术贡献的最好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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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闻学论集》1980年9月创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办，甘惜分任首任主编，后由郑兴东任主编，1999年出版第18辑后休刊。2007年恢复出版，由郑保卫任主编，从第19辑出版至第32辑后于2015年停刊。
[1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编辑组. 新闻学论集（第一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1.
[12]《新闻理论与实践》是1979年由甘肃日报社创办的新闻学理论刊物（内部发行），以四开四版报纸形式发行，1995年停刊。1984年以前由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张默负责，之后由于清潍负责。
[13]《新闻研究》由《陕西日报》总编辑何微策划创办，于1980年6月正式面世。该刊物是“文革”后全国第一家公开出版的新闻学术刊物，由陕西日报社主办，出版至第17期后停刊。
[14] 甘惜分自述：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探索者[EB/OL].(2016-01-0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8458?commTag=true
[15]刘夏阳.改革进程中的两大难点与对策——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与分析[J].社会,1988,(06):6-8.
[16] 钟怀. 多一些阳光多一些透明[N].人民日报，1988-05-22(1).
[17]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1-2.
[18] 郑保卫.勉励后学寄语业界抒怀言志自勉励人——甘惜分老师逝世一周年追思[J].新闻爱好者,2017,(02):11-14+109.
[19] 1943年5月，甘惜分在绥蒙军区前线进行调研时不幸遭日军偷袭被俘。同年9月，他成功逃脱日军关押，安全返回晋绥军区。由于这段经历，他归队后接受组织审查，并在审查期间失去了党籍。1950年，因实际工作需要，甘惜分以“重新入党”方式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其历史上因被俘而导致的党籍问题始终作为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经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正式批复，才最终确认恢复其自1938年5月起算的党籍，承认其党龄连续计算。
作者简介: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南宁，530004），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说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郑权参与本文部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甘惜分简介
甘惜分（1916—2016），四川邻水人。中国新闻教育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1938年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1946年参与《绥蒙日报》创办工作。1947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舆论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特邀理事、吴玉章奖金新闻评审组召集人等。
著有《新闻理论基础》（1982）、《新闻论争三十年》（1988）、《甘惜分文集》（2012年）等。曾获中国传媒大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韬奋园丁奖、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 “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