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超人《英雄登上地球之巅》
登山报道,本就是一项体育动态,无非风雪严寒,高山峻岭,登山队员不畏艰险,奋勇攀爬,登上顶峰,大家热烈喝彩,不久过眼烟云。
但郭超人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面世,则长时间轰动全国,作者受到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接见。作品成为经典,被收入多种选本和教材,至今仍为新闻学子们所研读。何也?
郭超人站位于时代制高点上。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援建的诸多工程陷于停顿,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协议,并暗示:没有苏联人参加,中国人单独攀登世界最高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赫鲁晓夫说,没有苏联,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没有苏联人参与,我们自己能否攀上珠峰?没有苏联人援助,我们自己能否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全国人民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激励?
郭超人深深感受到了此项报道之要,他从各方面做着几乎穷尽的采访准备。
气压舱里实验,相当于海拔6000米时他呼吸困难,7000米时心慌,极限的8000米时冒汗。他要求继续抽压到8800米(近珠峰高度),并接受智力测验,提问的3道算术题,作对2题,笔误1题。
体能准备达当时三级登山运动员标准。在适应性行军中,他攀爬至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继而随侦察分队前进,直抵海拔6600米—被称为“珠穆朗玛峰大门”的北坳冰墙之下。此间,他亲眼看到了珠峰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色和瞬息万变的高山气象,亲自尝到了高山缺氧还要有效负重的攀登滋味,亲身体验了登山队员与大自然搏斗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感情,耳闻目睹了祖国四面八方普通工人、干部、学生、解放军战士对这次活动的支持。这个底子,为其生动报道登山壮举,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比如“写登山运动员怎样吃力,写我自己(的感受)就行了,”事后他说。
至于报道过程中的一次次具体准备,更是细密有加。队员们登顶成功返回,到海拔8700米时没氧气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通知超人所在的海拔5120米大本营:登山队员到后只能停留2小时,简单医疗和喂饭约需1小时,机动时间仅剩1小时。
怎样在1小时内采写疲惫至极、头脑昏昏沉沉的人?基于“我最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全国读者最希望知道什么、在我已有材料之外还有哪些更精彩的东西、还有哪些细节”这几个大类,郭超人准备了20多个大问题、四五十个小问题。具体如:顶峰全是雪还是一部分是雪一部分是岩石,顶峰的雪是软的还是硬的?看见石头了吗,石头是蓝色还是白色……这里面,个别问题需稍费些口舌,大部分问题则是方便到队员们只说“是”或摇头即可。
由于准备周全,实际采访时,几乎每一分半钟解决一个问题,约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巅峰报道中的几乎全部素材。于是,《英雄登上地球之巅》中的典型描写,活灵活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珠穆朗玛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为了避免深夜行军发生意外,就都匍匐在地上,依靠地上模糊的雪光反照,辨认路途前进。
深深的黑夜,仅有星光和反照的雪光里,你怎么就断定自己到达了珠穆朗玛的顶峰?这是巅峰报道的核儿,笔墨不精则不能服人。
夜深了,远处山下一片漆黑,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越加显得低矮了。
…………
在越过一片点点白雪的岩石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峰山区的群峰的一座座黑影,都匍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在他们三人的头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再向上攀登的山岩了。
这段场景再现,源于郭超人反复问三名队员之所得:是不是再也没有比你们到的地方还高一点的地方了?是不是向任何一个方向走都是朝下走了?
果然,后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盯住的就是这一点:夜里,你们怎么判定是顶峰的?
郭超人回答:从东北的背坡登顶,只有一条路。据登顶队员们介绍,他们爬着爬着,发现自己继续走的话,就开始往下去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露出满意的神色。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发表前的1960年5月27日,新华社以“新华社珠穆朗玛27日电”为电头,发出两条登顶成功的电稿。中国青年报5月28日把新华社1条电稿和1条贺龙副总理致中国登山队的贺电以及共青团中央致中国登山队的贺电拼在一起放头版头条,同时配发社论。《人民日报》5月28日采用时则将新华社的两条电稿拼在一起,放头版二条。
两条电稿是动态消息,重要信息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展开和详写的,是一周后即6月3日发表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这篇通讯的9个小标题中,有3个分别是“党小组会”“共产党员的本色”“无私的阶级友爱”,揭示了英雄们战胜重重天险,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动力之源。

1960年5月17日,中国登山队突击顶峰的队员们举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白色石膏像在珠峰大本营宣誓。 资料图片
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停下来,就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举行了党的小组会。
王富洲——这个地质学院的毕业生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也要前进!”
从小在高原森林里伐木养成一副倔强性格的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
…………
他(刘连满)想起了正在与顶峰搏斗的三位战友,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着严重缺氧和疲劳的袭击,这最后一点氧气也要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便毅然地连忙关紧了氧气筒的开关。并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昏沉地睡去,他在信中写道:我看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时用吧……
关键时刻,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党员的忘我、群体的齐心协力,成为成功的关键。
登山报道,不把笔墨停留在登山活动自身,而是让它迸发出中国人“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不能夺取的胜利。这“从一个侧面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脉搏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2年郭超人讲课时如是说。

1960年,屈银华登顶珠穆朗玛峰获得的奖状。 资料图片
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激情,将1960年这场惊心动魄的攀登,凝固为镌刻民族精神的赞歌,成为滋养民族精神、激励当代奋斗的重要源泉。它告诉世人:真正的巅峰,不仅是地理的高度,更是精神的高度;真正的英雄,不仅是挑战自然的勇者,更是守护家国、坚守信仰的脊梁。
今天,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珠峰攀登甚至成了一项商业活动。然而,技术的进步永远无法替代精神的力量。当我们面对新的“地球之巅”—无论是攻克美西方卡我们“脖子”的科技难题,还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挑战,那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都仍然不可或缺。它还告诉我们:大胜往往不是单枪匹马的突围,而是团队协作、生死与共的成果。个人命运融入集体事业,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为了大局甘愿牺牲小我的精神内核,是构成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崛起的深层动力。
新闻的真实性、现场的冲击力与文学的感染力,让《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成为一篇记录国家壮举的新闻经典。它证明好新闻永远扎根现场、心系人民、胸怀家国。
在这个算法几乎可以计算一切的时代,有人猜想,未来的记者、编辑会不会被AI替代?郭超人那一套思考和实践还灵不灵?
我们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前看500年后看500年,但就我们目前的认知,是可以推演出一个时期内AI对局的。
起码我们知道,AI目前主要是对存量的处理和重组,发现与创造类的增量,它尚缺。郭超人报道登山先参与登山之体验,站位国家大局民族前途之思考,深入第一现场观察捕捉细节,尤其是个性化文风,AI岂能取代?更不要说数据大模型无法算计的人性底色、人格毅力和良知。
如果你认为上网打电话、搜社媒、自媒、靠AI生成,就可以完成新闻的采编,那你可能永远都要在新闻素材自身的“等高线”处,翻来覆去地玩既有存量。
(作者解国记系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编辑:夏欢;责任编辑:邱艳、杨永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