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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桥者的遗产——斯诺精神的内核、历史角色与当代启示

2026-08-18 11:10:58 | 来源: 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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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7月,新华社研究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联合组织了“重走斯诺路”系列活动。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斯诺亲属、多国友人、研究学者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用一周时间重走了斯诺1936年的部分采访路线。

  7月1日至5日,参访团在延安走进红星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在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的窑洞里描摹斯诺与毛泽东深夜畅谈的画面,在延安文艺纪念馆的旧照片中搜寻斯诺的身影。斯诺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Samuel Colin Maclean)和大家一起,登上宝塔山,俯瞰延安城的日新月异。7月4日上午,“重走斯诺路”主题分享活动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把从未名湖畔斯诺墓边摘下的几片桃叶带到了分享会现场,深情期待它能伴随斯诺后人一同看到今日陕北的崭新面貌。萨姆在会上宣读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Sian Snow)从瑞士发来的书面寄语《埃德加·斯诺的遗产》。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南希·希尔(Nancy Hill)、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胡宗锋依次分享如何传承斯诺精神。国际友人代表,工合国际主席柯马凯(Michael Crook)、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王鹰(Rami Khalil)、三明学院教授吴迪(Mohammad Saiyedul Islam)、南开大学外教施大山(Alexander Schroder)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们接力快闪分享,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重走斯诺路”在延安启程 (作者供图)

  7月5日,参访团走进宁夏中卫,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腾格里沙漠防沙治沙示范工程,近距离观摩当地生态治理成效。7月6日至7日,80余名中外嘉宾到访宁夏同心县——斯诺在此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约五分之一的采访,经典照片《抗战之声》正是拍摄于此。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以《抗战之声》中红军小号手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萨姆·麦克利恩举起摄像机并说:“这一瞬间,我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在“重走斯诺路”主题座谈会上,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名誉副教授希德妮·伍德(Sidney Wood)回顾了斯诺与马海德的同心往事;马海德曾孙马铭德宣读了爷爷周幼马的发言稿,深情回忆马海德和斯诺珍贵的友谊——正是在同心豫旺堡,两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90年的时空压缩为一个个具体的地理坐标。站在这些坐标上,我们不禁追问:在一个信息过载、偏见固化、人工智能重塑传播生态的时代,斯诺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究竟是什么?他作为中西方之间“架桥者”的历史角色,对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和国际传播有怎样的启示?

 一、斯诺精神的内核:求真、平视、热爱

  要理解斯诺精神,必须回到斯诺本人的新闻实践。1936年6月至10月,31岁的斯诺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深入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实地采访。他出发前在身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五种疫苗——这就是他为“到现场去看”所付出的代价。据笔者对相关史料的研究发现,中共中央专门就斯诺提前寄来的采访问题清单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国际传播问题的最高级别会议。斯诺的到来,既是一次新闻采访,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历史性起点。

 (一)求真:到现场去看

  斯诺常说“我是一个密苏里人”(I'm from Missouri),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是“拿出证据,眼见为实”。他后来写道:“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了。”这种执着的现场主义,贯穿了斯诺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不仅在陕北如此,二战期间从莫斯科发出报道时,1960年代重访新中国时,都坚持同样的主义:到现场去看,用自己的眼睛判断。

  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在延安分享会上指出,当前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到现场去看事实、讲真话、寻真理”的精神。西安·斯诺在书面寄语中写道:“当他看到进步时,他如实报道;当他看到问题时,他也如实报道。”这种不预设结论的求真态度,是斯诺精神最核心的品质。在今天“后真相”泛滥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这种品质尤显珍贵。

  (二)平视:跨越文明的尊重

  鲁迅先生对斯诺有一个评价我非常喜欢:“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1]斯诺从来没有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看中国。来到中国后,他大量阅读孔子、荀子等诸子百家作品,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以求教的口气向年仅22岁的中国助手提出问题。在红军队伍中,他尊重每一个受访者——无论是窑洞里的领袖还是田野里的农民。这种平视,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用今天的学术语言说,斯诺具有极高的“跨文化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他能够悬置自身的文化预设,进入对方的意义世界。

  萨姆·麦克利恩在延安分享会上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清全部真相。我们应该努力保持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畅通,即使面对逆风和困难也不要轻易放弃彼此对话。”这是对斯诺“平视”精神最好的当代诠释。

 (三)热爱:从“看见”到“理解”

  斯诺的记录不仅仅是客观的新闻报道,更包含着深层的人道主义热爱。他在1929年华北大旱中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这一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同情与理解。正如西安·斯诺所言,她父亲的工作“首先植根于人道主义”(rooted in humanism),这种人道主义使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归类。他不是共产党人,但他理解中国人民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他不是宣传者,但他被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坚韧和信仰所打动。这种从“看见”(seeing)到“理解”(understanding)再到“热爱”(devotion)的递进,是斯诺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星照耀中国》这样跨越时代作品的根本原因。

  今天,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初晓波副校长从那里摘下桃叶带到延安——这片叶子从未名湖到延安窑洞,仿佛完成了斯诺精神90年的跨越。

  二、架桥者的历史角色:从1936到2026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接见美国老朋友时,见到了斯诺的后人亚当·福斯特,他深情地说:“中国人民一直记着斯诺,是他最早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2]一句“一直记着”,分量极重。今天启动全球斯诺研究计划,正是对这份“一直记着”最切实的回应。

 (一)突破“新闻封锁”的第一人

  1936年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能够进入陕北苏区。斯诺的采访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伦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球,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它不仅是一本新闻纪实,更是一次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破局”——打破了国民党长达九年的舆论封锁,让世界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中国革命。毛泽东后来深情地说:“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3]

  (二)推动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

  斯诺的“架桥”角色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上,更体现在中美外交的关键时刻。新中国成立后,他三次访问中国(1960年、1964-1965年、1970年),在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坚持向美国政界和公众传递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1970年10月1日,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并肩而立——这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外交信号。斯诺的老朋友宋庆龄说,斯诺“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4]

 (三)90年的“世纪回响”

  《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效应呈现出四个波次:第一波(1937-1940年代),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认知。白求恩大夫曾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二波(19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红星照耀中国》再次成为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第三波(21世纪以来),《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成为八年级必读书目,每年有超过1400万中学生阅读。在北京大学,我和范士明教授合开了《重读经典〈红星照耀中国〉》课程,燕京学堂的欧美留学生用英文原著来读,中国学生用中文译本来读——课堂上的碰撞证明,这本书依然具有跨越文化的对话能力。

  2026年“重走斯诺路”系列活动,正在开启第四波传播。当新华社的镜头对准延安窑洞、同心清真寺、北大未名湖,当中外青年学者沿着90年前的路线重新出发,斯诺的故事正在获得新的讲述方式。正如延安日报记者所写:“九十年前,从延安出发,斯诺曾让世界看见中国;九十年后,从延安再出发,新一代的‘架桥人’正携手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三、对当下国际传播的启示:从“宣传”到“讲述”

  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一是“传而不通”——传播渠道在拓展,但真正被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内容有限;二是“话语权赤字”——西方主流媒体仍然掌握全球议程设置的主导权,中国的自我叙事往往被解读为“宣传”;三是“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推荐正在强化已有偏见,让跨文化理解更加困难。

 (一)斯诺模式的三个启示

  面对这些困境,斯诺的新闻实践提供了三个值得深思的启示。

  第一,回到人。斯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写的不是宣传,而是人。他写彭德怀脱下棉衣的那个瞬间,写毛泽东夜里跟他聊天时的坦率,写小号兵脸上的笑容。讲“人的故事”才能打动人。今天讲中国故事也一样——不要简单讲数字、讲路线,要讲人,讲具体的人在特定处境中的选择与命运。在“重走斯诺路”同心站的座谈会上,马海德曾孙马铭德宣读爷爷周幼马的发言稿,深情回忆马海德和斯诺的友谊——正是在同心豫旺堡,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就是“人的故事”的力量。

  第二,回到真实。斯诺从来不替别人做宣传,他只呈现事实。他晚年多次修订《红星照耀中国》,订正早期的疏漏与误判。正是这种自我校正的求真态度,让他的记录历经数十年仍具说服力。对今天的国际传播而言,最大的启示是:不要试图“说服”,要让事实去“呈现”。真实是最好的传播,真诚是最好的说服。参访团在宁夏中卫实地考察腾格里沙漠治沙工程、在同心县调研枸杞种植基地和乡村振兴成效——让国际友人亲眼看到变化,比任何宣传片都更有说服力。

  第三,回到年轻人。斯诺进入陕北时只有31岁。《红星照耀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年轻人写给年轻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让中外年轻人成为讲述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在延安分享会上接力快闪,2025级本科生刘雨菡和林琪峰走完延安到志丹的全程后说:“斯诺精神就是以真诚、同情心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跨越文化的区隔和界限。”中英友谊与理解论文比赛(SACU-PKU Essay Competition)已举办九届,北大元培学院正在创排文献剧《埃德加·斯诺》——这些实践的共同逻辑是:年轻人搭建的桥梁,往往会成为最持久的桥梁。

  (二)全球斯诺研究计划:从“记忆”到“行动”

  2026年7月7日,我们正式启动了“全球埃德加·斯诺研究计划”(Global Edgar Snow Research Initiative)。这是将斯诺精神从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行动的一次系统性尝试。

  此前,中国的斯诺研究有一个“三校一园”合作框架——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延安大学和延安红星园。在7月2日延安红星园座谈会上,我以《从三校一园到六校一园》为题阐述了升级构想:新增三所美国大学——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UMKC,收藏约三万件斯诺原始档案)、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正在数字化斯诺1936年和1939年收集的珍贵文献资料)、杨伯翰大学(建设海伦·斯诺档案数据库)。三所中国大学加三所美国大学,横跨太平洋,覆盖斯诺研究的全部核心资源。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希德妮·伍德在同心座谈会上呼应了这一构想,她说:“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

  我们计划将北京大学的斯诺研究数据库做成英文版,与UMKC、哈佛、杨伯翰的数字化资源互联互通,形成开放共享的全球数字档案平台。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跨国学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全球学者提供前所未有的研究便利——同时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以学术为基础的对话空间。

  (三)“寻找斯诺”:让年轻人重走架桥者的路

  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在纽约哈德逊河畔附近——但后者的具体位置鲜为人知,甚至正在被遗忘。我们发起了“寻找斯诺”活动——在北京寻找斯诺,在纽约寻找斯诺,在堪萨斯城寻找斯诺,在延安寻找斯诺,在同心寻找斯诺。让今天的年轻人重新走近这位100年前的年轻人,在他走过的路上重新思考:在一个充满隔阂的世界里,如何才能真正地理解另一个文明?

  2026年7月6日,在宁夏同心县预旺镇《抗战之声》拍摄地,萨姆·麦克利恩举起摄像机,像他的先辈90年前一样,记录下这片土地。他说:“纪念斯诺,不仅要记住他当年做了什么,更要在今天继承他的精神、学习他的勇气,以开放的态度去探索、去倾听、去提问。”

  斯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不要“宣传”中国,要“讲述”中国。用人的故事去打动人,用真实的力量去说服人,用年轻人的语言去连接年轻人。在一个算法推送偏见、“信息茧房”固化认知的时代,这种“到现场去看”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更稀缺、也更珍贵。

  “重走斯诺路”不仅是一次空间上的重走,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回归。从延安到中卫,从同心到北大,从北大到堪萨斯城,这条路连接着历史与未来,连接着中国与世界。正如外国友人在“重走斯诺路”中体会的“红星依然闪耀”:斯诺以平等、求实、全面认知中国,以理解、友谊、合作连接世界,这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依然照亮着今天的路。斯诺曾留下这样的遗言:“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附近。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这就是架桥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作者孙华系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鲁迅.1936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新华社旧金山11月18日电题:“在历史关头,我们共同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出席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纪实,(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 杨旭 牟宗琮)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992.htm.

  [3]毛泽东和斯诺之间的真诚友谊[N].人民日报,1982-2-15.

  [4]宋庆龄1972年6月撰写的文稿《纪念埃德加·斯诺》,中文打印稿,共三页。英文稿发表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期[OL].https://sswgw.org.cn/wwdc/sqlww/7019.htm.

  本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8期

责任编辑: 普韵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