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方，从无人喝彩的寂寞到最终形成一股“方大曾现象”，雪松历时多年寻访考证，梳理档案、实地走访，把碎片化的史料拼接，考证方大曾生平轨迹，出版著作、纪录片，让这位湮没八十余年的记者重现，由此催生“方大曾现象”。作为寻访者，雪松不是简单做资料整理，而是用数十年持续深耕，把个体的史学追索，变成社会公共话题。
《与小方同行》，冯雪松著，新世界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去年9月收到好友冯雪松先生的新作《与小方同行》（新世界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一口气读完，好书让人手不释卷。
文如其人，自2002年与雪松相识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在字里行间，雪松还是那么执着认真、有担当、重情义。在他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珍藏方大曾》等系列著作中，在书里呈现的上千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底片和当年报章中，其中记述的从宛平城—保定—口泉—大同—蠡县—天津—红格尔图等一段段旅程中，我一步步认识了小方。也为雪松的锲而不舍深深感动。
每次听雪松讲一些工作上的经历，他都是笑呵呵的，在我的印象中，没有雪松办不成的事情，究其原因，首先当属他的执着。
如果没有1999年冯雪松从一堆故纸中发现陈申先生的传真，小方壮丽而短暂的二十五年人生可能就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一张纸，一份好奇，又仿佛是命运的引领，把青年媒体人冯雪松带进了战地摄影家方大曾的世界。
“小方过早地消失，功业尚无法完整地被写进历史。多年来，除了家人，几乎没有过多的目光关注到他，或停留在他身上。其生命的履历，碎片般散落于陈旧图文。”寻找在中国摄影史中没有独立篇章、没有完整生平、在中国新闻史更难觅其踪的小方，谈何容易。起步之时，雪松曾经给当年方大曾出现过、采访过的地方发去信函，希望找到线索、信息或者得到帮助······均无回音，于是，雪松的寻找就在1999年冬天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开始，他从当年一页页的报刊杂志中寻找小方留下的照片、文字。背起行囊重走小方走过的每一段路程，试图从历史的遗迹中寻找小方的身影。
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流连在图书馆的过刊库里，没有目标，没有电脑检索，只能一期期、一页页翻看他可能出现的报刊……看久了微缩胶片会目眩，闻久了过刊的味道会呕吐。但是，雪松没有放弃，遍翻1930年代《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申报》《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良友战事画刊》《大公报》，一条条查阅存留的有关中法大学的文书档案，还在旧书摊上淘到刊有小方撰写报道的《今日的绥远》······
小方的生命轮廓是破碎的，遗存的作品是散碎的，雪松的业余时间也是零碎的，三重碎片摆在他面前。即便如此，雪松始终坚信，艰苦的跋涉“是一个再次‘唤醒’小方的机会”。
2000年，在8月的骄阳下，雪松踏上了小方的征程，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鹿泉到蠡县，他觉得“选择与小方采访相同的路线和季节，这一程，至少能获得一些与他当年近似的身体感受吧。”时隔近八十年，两个背着简单行囊、高大而年轻的身影，第一次重合在一起。
2002到2007年，任职中央电视台驻澳门首席记者期间，他继续到澳门和香港的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并进行分类编目整理。
2015年央视网举办了题为“一个时代的倒影——寻找方大曾”访谈节目，整个访谈过程中，无互动，无评论，无点赞，网站的同志都有些尴尬。但雪松没有气馁，他说：“‘认识’方大曾多年，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无人喝彩。”即使这般，他也不曾停下寻找的脚步。
手捧小方相片的冯雪松
2017年深秋，雪松与志同道合的陈申、孙进柱沿着当年小方的采访路线前往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沿途过集宁，访红格尔图，翻越灰腾梁，前往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王爷府、锡拉木楞庙（大庙）等地，一行人跟随小方的镜头考察八十多年前的战场，见到了红格尔图抗日战争遗址的“碉堡、战壕、掩体”，也见到了杂草遍地、处处碎石瓦砾的昔日王府。
就这样默默无闻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雪松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努力下，被尘封在历史中的方大曾形象在大众面前一点点重新展现——摄影师小方身着长衫气质儒雅，战地记者小方头戴钢盔英姿勃发。他用镜头记录下卢沟桥事件的惨烈；记录下抗日官兵的骁勇；记录下为李大钊烈士送殡队伍的悲壮；还有骄阳下的纤夫与码头工人；在令人窒息的矿井里劳作的童工；日本人在天津码头的走私货栈······这，就是冯雪松为当代人找寻到的小方和他镜头里的时代万象。
出身于优渥家庭，镜头下却鲜有风花雪月。小方一直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对准饱受磨难却依然坚强的民众。唯其如此，他才会成为卢沟桥枪声一响便冲向前线的“报道卢沟桥战事第一人”，才能义无反顾地冲向抗日战争第一线，直到年轻的身影消失于战火的硝烟中。
冯雪松把小方重新带回到大众视野，风华正茂、执着勇敢、乐观坚毅的方大曾，他的名字值得国人铭记。
“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多年来，小方成了雪松“放不下的心事”。从寻找到追随，情感的滋长，如同酿酒，越陈越醇，不觉中，他已成为小方的家人。这样的执念，还需要什么世俗的动机吗？
在《与小方同行》中，字里行间都能读出雪松的踏实和认真。“线索中断、拍摄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反复读方大曾的通讯，找线索，也找动力。”在北京市档案数据库里，约有五百条有关中法大学的记录，他一条条翻阅，连水电用度记录，也没有放过，他还“曾遍翻能够找到的北平一中校友录、中法大学校友录和回忆文章”，一点点地从人物关联中发现线索。
之前在撰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时，虽然“前无专述，消息散佚，写作是困难的”，但是雪松坚持“使用史料，不妄加臆断”的原则，遵循冷静和白描，面对未知，以诚实的态度交代给读者······由人物、作者和受众一同完成让小方“从消失到重现”的任务。他运用史料的这种严谨态度，作为历史专业毕业的我深以为然。
雪松说：“历史并不是书写在纸页上的冰冷文字，它存留在现实中可伸手触碰的任何地方；虽然不发声响，却拥有生命，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存在着。”在寻访的路上，雪松变身为人类学者，一有时间便进行田野调查，一处处实地追寻着小方的足迹：北京协和胡同方家故居、东单北大街基督教青年会、保定大慈阁坑坑洼洼弹痕累累的老城墙、秋老虎烈阳笼罩下蠡县的青纱帐、灰墙和碧瓦与蓝天相映之下的中法大学旧址、静静的四野空旷辽阔的红格尔图、“远隔尘世”的温泉中学旧址、隐于青峦叠嶂中的京西千灵山观音洞以及天津南开区东马路、解放路、哈密路《大公报》旧址······他或用脚步、用镜头追随着小方的镜头和目光。
在无数次研读小方照片的过程中，雪松体悟到，小方“无论拍摄民生、战争抑或风物，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身不入图画，心犹在境中”。小方“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同情者、国家兴亡的关注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正因为此，雪松将寻找前辈方大曾作为“对自己职业精神的反省，对心灵世界的净化。”
2015年9月23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在清华大学拉开序幕，关于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用业余时间以自掏腰包不收讲课费的方式，两年走完二十所大学，让更多的高校学子认识和了解方大曾。雪松到黑龙江任职后，这个公益行又陆续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在与小方同行的过程中，雪松不仅仅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更投入了深沉的情感。这份持之以恒的投入，跨越七八十年的时空，他读懂了小方是“用心曝光成像”“真心唤真情”，雪松自己又何曾不是如此？从最初“被拒之门外”“石沉大海”，到“一路寻找、一路宣讲”，他召唤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
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中，满写着生命的尊严。照片中人们“面对镜头的笑，是由衷和松弛的。”这些底层人们和“‘洋学生’方大曾间没有丝毫的距离感。”雪松也是用照相机、摄影机、用双眼、用心去解读当年小方的工作、战斗和生活，解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解读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寻找小方二十多年以来，情景入心，从宛平城灰色的城墙前、天津解放路的梧桐树下、华北平原青纱帐中、红格尔图萧瑟的秋风里、基督教青年会吱嘎作响的楼梯上，他都仿佛看到“一个年轻的、急匆匆的身影······举起相机调焦拍照，那瞬间凝固的影像立刻幻化成我手上照片中的一张”，在“脚印彼此覆盖”之中，雪松和小方无数次“身影重叠”。
雪松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对于二十余年来与他同行的人，他在《与小方同行》中逐一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谢，敏锐、精神矍铄的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用家人般的信任将小方所有遗物托付给雪松的张在璇先生、发出那封引导雪松走上寻找小方之路传真并与他一路同行的陈申先生、在寻找路上自起步之时就一直与雪松相伴的孙进柱先生、精心安排《等着我》节目制作的倪萍女士、赵忠祥先生、雕塑家李一夫先生、创意并帮助实现两代记者“隔空对话”的陈昌凤教授、一步步丈量出小方当年长城自拍地点并留影的长城学会理事张宝田先生、方大曾的表外甥范苏苏先生······都在雪松饱含深情的笔下跃然纸上。
寻找小方，从无人喝彩的寂寞到最终形成一股“方大曾现象”，雪松历时多年寻访考证，梳理档案、实地走访，把碎片化的史料拼接，考证方大曾生平轨迹，出版著作、纪录片，让这位湮没八十余年的记者重现，由此催生“方大曾现象”。作为寻访者，雪松不是简单做资料整理，而是用数十年持续深耕，把个体的史学追索，变成社会公共话题。方大曾留下的是历史遗产，而“方大曾现象”，是历史人物与当代研究者共同完成的时代产品。历史人物提供精神内核，当代人让这份内核得以复活，使更多的人看见并深受鼓舞。有学者撰文，以文化的视角看待“方大曾现象”，即是将此影响推向更广阔的边界。 历经二十七载，小方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一点点立体起来。冯雪松先生功不可没。（作者：龚晓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