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中说，您“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的信念“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1]这封回信，将一支尘封于解放战争烽火中的新闻队伍重新拉入公众视野，也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赓续红色血脉、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时代启示。
一、历史语境与形态特征：新华社“四大队”的诞生与“嵌入型流动编辑部”实践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以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2]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3]
伴随这一重大战略调整，新华社顺势开展规模空前的组织重组，适配战时舆论宣传与通信联络工作需求。其中，社长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转移到太行地区，副总编辑范长江则率领一支工作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承担新闻通信联络职责。[4]这支工作队定名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人员组成。“四大队”以40余人起步、后扩至100余人，在2000余华里、12个县的转战途中，坚持新闻生产从未中断。[5]
毛泽东曾将“四大队”与军事电台并列，称为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文武两条线”中的“文线”。这一评价不仅是对“四大队”历史贡献的肯定，更揭示了新闻舆论在革命战争中的战略地位。[6]
依托战时特殊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模式，“四大队”形成了独具红色新闻特质的“嵌入型流动编辑部”实践形态：“四大队”以军事化编制随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嵌入党中央决策核心一体化行军，是一个集“收、发、编、印”于一体，以复合型精干队伍实现全流程新闻生产的“嵌入型流动编辑部”。“嵌入”与“流动”的双重属性，构筑起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核心实践范式，也是对党随军办报、流动宣传红色新闻传统的传承延续。抗战时期《拂晓报》与华北版《新华日报》随军转移，在战火间隙编发出版，即已呈现出“流动宣传”[7]和“游击办报”[8]的理念。这一脉络延续至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始终嵌入党的建设、政权建立、军事行动与经济建设等中心工作之中。[9]
“四大队”作为“嵌入型流动编辑部”，其特殊性首先体现于结构层面的嵌入——它并非一个独立的新闻机构实体，而是作为中央纵队（代号“三支队”）的内设功能模块，嵌入军事指挥体系的政治关系网络与物理空间网络之中。在功能复合性方面，它集编译、电务、出版、后勤于一身，实现了“收、发、编、印”全流程的闭合运作。与此同时，有限的人员编制涵盖了编辑、翻译、报务、机线、天线等多工种，将新闻生产的完整链条压缩在一支精干队伍之中。
这种嵌入性构造，使新闻组织与政治决策系统在极端环境下形成了一个高度耦合的“信息—决策”共同体，承担起信息采集、舆论动员、对外传播与制度奠基四个维度的历史功能。
二、四个维度的历史功能
（一） 信息耳目：战时情报采集与舆论研判
在转战陕北的信息隔绝环境中，“四大队”首要职能是充当党中央的“信息耳目”。据《新华通讯社史》记载，“四大队”每天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10]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杨文翔指出，在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需要研究大量资料，但当时很难看到报纸，即使能看到，也往往严重滞后。因此，“四大队”每天抄收的新闻外电就成了党中央了解外界情况的重要渠道。[11]
从退回的电讯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中央领导同志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批注。[12]这种“抄译—批注—决策”的信息闭环，使党中央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仍能掌握全球舆论动向与敌方宣传策略。1947年6月的一天，“四大队”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称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党中央立刻命令向山上转移，最终转危为安。 [13]这一事例表明，“四大队”的信息采集不仅服务于舆论传播，更直接参与了军事安全决策。
（二）权威喉舌：战报发布与舆论反击
“四大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传送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1947年5月9日，新华社播发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这篇稿件原稿由记者林朗从前线发到“四大队”，经过范长江修改后送周恩来审阅，由周恩来在窑洞住地口述、编辑赵棣生笔录最终定稿。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祝捷大会上，周恩来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14]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转播全国，有效回击了国民党关于“中共首脑已逃离陕北”等谣言。[15]
这一时期，前线捷报频传，新华社播发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华东野战军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等重要新闻，《蒋介石的末路》《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局势的评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重要评论。[16]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各类文稿70余篇，不少是由“四大队”电台发到太行，再转发全国的。这种领袖直接指挥并参与新闻工作的模式，确保了新华社报道与党中央战略意图高度统一。[17]
（三）对外传播：英文广播与国际话语权争夺
“四大队”的历史贡献不仅限于国内舆论动员，它和“临时总社”、太行总社共同奋斗，保证了英文广播的持续播出。
新华社在延安时就开办了英文广播，以便更直接、迅速地把中国革命和解放区的情况进行对外传播。1947年初，周恩来亲自布置了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强调新华社的广播（包括中文广播、英文广播和口语广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中断，而且对外广播的功率还要加强。新华社总社队伍开始转移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组建临时总社，接替行军中的新华社总社的广播工作，保证了广播没有中断。临时总社不仅与行军中的总社保持联系，还与转战陕北的“四大队”保持联系，电台联络24小时不断，在报道方针和政策上得到诸多指导。新华总社抵达太行后，编辑部从1947年8月起恢复半月一次的国内述评和国际述评，英文广播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18]
始于延安时期的新华社英文广播，到太行、平山时期得到逐步加强，打开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口[19]。新华社对外新闻早期的工作者之一陈庶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全世界都在等新华社的英文战报，因为国民党的中央社“不可靠”。[20]在西方媒体主导国际舆论格局的背景下，中共坚持自主发布英文新闻，是早期系统化国际传播实践的开端，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历史源头。
（四）制度奠基：组织范式与精神传承
“四大队”为期一年的转战实践，在制度层面留下了多重遗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时新闻工作的范畴。
1.“流动编辑部”的组织范式。“四大队”以军事编制管理新闻队伍，在转战途中每到一地，同志们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用老乡家的门板当桌子，有时趴在炕沿或灶台上抄收电讯、编译稿件。曾任新华社电务处三科副科长的杜牧平等人回忆，为了与敌军无线电测向定位作斗争，发送千字以上电报时，电台就移至6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发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21]这种高度机动、弹性部署的“流动编辑部”模式，确立了党媒服务中心工作、紧跟决策核心的组织原则。
2.文献出版与知识沉淀。1948年3月，“四大队”在米脂县杨家沟编印《陕北集》，收录1947年3月至12月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撰写的文件、社论、时评等45篇。这部文献成为“四大队”紧紧跟随党中央的重要见证。[22]《陕北集》的编印体现了战时新闻工作不仅追求即时传播，还注重知识沉淀与历史记录，为后来的党报党刊文献整理提供了经验。
3.复合型人才建设的雏形。由报务员、编辑、翻译、技术人员组成的复合结构，使“四大队”在极端精简的条件下实现了信息生产的全流程覆盖。陕北转战一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四大队”人员言传身教，其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刻影响了这支队伍的成长，[23]并内化为后来“新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当代启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历史镜鉴
“四大队” 所发挥的历史功能，为当代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启迪。
（一）从“决策贴近”到“战略嵌入”：组织形态的当代延展
“四大队”紧紧跟随在党中央身边，“不是简单的空间上的伴随，而是政治上的绝对忠诚”。[24]在物理空间上嵌入党中央的转战纵队，在决策链条上服务党的战略指挥体系，这一嵌入性组织特征确保了信息传播与政治决策的一致性。当代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虽然不再面临战时环境的生死考验，但“嵌入性”逻辑仍有现实意义。国际传播机构需要嵌入国家的战略决策信息流，建立常态化的全球舆情监测与研判机制，实时抓取西方主流媒体、海外社交平台叙事，精准研判海外舆论偏见与负面议程，前置制定对冲传播方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本身就要求国际传播工作从“外部配合”转向“内部嵌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从“抄译外电”到“主动定义”：国际话语权的重构
“四大队”在战时“抄译外电”、新华社坚持英文广播，其本质是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环境中争取国际解释权。当代国际传播对媒体角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中国媒体需要从信息接收者变为议题供给者，从被动回应者变为主动定义者。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队”主动发布战报、政策宣言，抢占舆论先机；当前国际舆论博弈中，主流媒体需主动围绕中国发展、全球治理、地区热点打造原创报道，扭转“西方定义世界”的失衡格局。
（三）从“陕北电波”到“中国声音”：信源品牌的迭代
转战陕北期间，新华社继续以“陕北”为电头对外发稿，[25]建立起战时权威信源品牌。当代国际传播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在全球信息过载的环境中重建可识别的信源标识。这意味着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产品需要在统一品牌策略下形成稳定的叙事调性与视觉识别，避免千篇一律的模板化包装。同时，“四大队”的实践证明，信源品牌的公信力来源于持续的在场与内容的可靠性。当前，主流媒体需通过海外分社、驻外记者站的物理存在，结合多语种新闻客户端、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的数字在场，构建“线上+线下”的复合信源网络，使“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中具有可识别性与记忆点。
（四）从“前线战报”到“讲好中国故事”：内容叙事的升维
“四大队”发布的战报兼顾宏观战略与军民个体叙事，其社论、宣言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具备事实的冲击力与叙事的感染力，最终实现了战时全民动员。当代国际传播亦需在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之间寻求平衡，用生活化、具象化叙事提升全球受众共情度与接受度；针对不同国家、文化圈层适配翻译与叙事表达，破除语言壁垒；善用普通人、真实场景构建可共情的国家形象，实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五）从“流动编辑部”到“全球布局”：采编体系的升级
从“四大队”的流动编辑部到今天的全球记者网络，物理触达与在地深耕始终是获取一手信源、构建信任关系的基础。海外采集力布局本质上是“四大队”全球视野在百年变局下的当代延展与空间重构。高质量全球采编体系的搭建，内核在于高素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梯队化建设。有学者在研究范长江新闻实践时指出，新闻工作者的“世界眼光”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起步的重要精神资源，[26]“四大队”历史传统与当代全球布局之间的精神连续性，也为我们在新格局下完善全球采编指挥链、优化海外站点功能配置提供了深层的价值参照。
结语
作为具有特殊建制性质的“嵌入型流动编辑部”，新华社“四大队”在1947年至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极端战争环境中完成了信息中枢、舆论喉舌、对外传播与制度奠基的四重使命。从传播学视角看，“四大队”的价值在于其提供了一种“战时传播范式”：以组织嵌入性确保信息传播与战略决策的同步，以复合型人才结构实现内容生产与技术保障的一体化，以流动编辑部模式适应极端环境的传播需求，以双语传播机制争夺国际解释权。这些范式元素在当代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呈现出延续与嬗变的新图景：“抄译外电”转向主动设置议题，“陕北电波”升级为多语种全媒体矩阵，门板灶台演变为智能化融合平台。“四大队”所承载的精神内核与实践逻辑，至今仍为破局国际传播“西强东弱”、夯实国家话语优势，提供着深厚的历史参照与强劲的实践动能。（作者王建华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
【注释】
[1]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N].新华每日电讯，2026-6-19（1）.
[2]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297-298.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731.
[4]张研.永远的“四大队”[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60618/cc4fc5561e7848caa82c599012098b5d/c.html.
[5][13][15][17][21][22][24]冯冰，张京品.寻访“四大队”：永不褪色的忠诚[N].新华每日电讯， 2026-6-20（3）.
[6]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182-183.
[7]郑达威，申倩华，李佳瑜.流动宣传的战斗堡垒：抗战时期《拂晓报》随军办报机制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6（1）：86-89.
[8]陈昱坤，张慧瑜.流动与稳定之间——华北版《新华日报》的游击办报问题[J]. 国际新闻界，2025（1）：89-113.
[9]俞凡，石尚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政策的历史演进[J]. 编辑之友，2025（8）：17-27.
[10]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312-313.
[11][12]杨文翔语转引自《寻访"四大队"：永不褪色的忠诚》[N].新华每日电讯， 2026-6-20（3）.
[14]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313-314.
[16]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315.
[18]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294-306.
[19]万京华.红色电波,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创建始末[J]. 对外大传播，2006（5）：51-52.
[20]红色记忆编辑组.红色记忆：新华社历史的个体记忆（第一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6-1：179.
[23]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315-316.
[25]新华通讯社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社史（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299.
[26]颜春龙，陈锐.“新闻工作者的世界眼光”：从范长江新闻实践管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的起步[J]. 传媒观察，2022（10）：97-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