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再到新近开设的《时代人物》专栏，人物报道已成为新华社的“金字招牌”。在一代代新华人的笔下，一个个典型人物如同一座座丰碑、一团团火焰，感人至深、引人奋进，彰显了国家通讯社的责任与担当。
每一种新闻体裁都有其独特魅力。时代性是人物报道的鲜明特性，人物报道正是为时代画像的新闻体裁。它通过对先进人物的刻画，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追求。近年来，新华社人物报道以《时代人物》《成风化人》等栏目为阵地，以人物通讯写作大赛为“练兵场”，呈现出多维发力、多点开花的人物报道新格局，涌现出一批在新时代不断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品。
一、人物报道“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穆青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篇。作品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县委书记的感人事迹，“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力透纸背，震撼人心。
24年后的1990年，三位老记者再回兰考，倾情写下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夜读长文，感慨万千，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句“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展现出经典名篇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时隔数十年，今天的我们仍然能从名篇中感悟榜样力量，筑牢信仰之基。为什么这样的名篇能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读懂了人物报道在我国新闻史上的沿革，自然就能得到答案。
笔者曾在多个历史陈列馆看到人物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的影印版。这篇报道于1942年9月7日在《解放日报》刊发，作者是时任该报记者穆青与张铁夫。
这是穆青当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1942年8月，他和张铁夫等十多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到延安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社，从此开启新闻生涯。到报社第二天，穆青和张铁夫就前往陕甘宁边区创办的西北农具厂（后改名为延安第一兵工厂），采访工人赵占魁。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模糊到无法辨认的名字，但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来说，这个名字的背后却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翻阅穆青所著《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工人的旗帜赵占魁》一文，他的形象跃然纸上：“化铁看熔炉，应当说是一种最苦的劳动，再加上当时边区技术和工具的困难，就显得更加艰苦；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守在2000摄氏度高温的炉旁，顶着火一样的太阳，那滋味是难以忍耐的，可是赵占魁同志却始终在这种高温下工作着……他是这里的轴子，一切工作都随着他在转动，因此他常常不停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
文章还写道：“1943年6月熔铜时，因为坩埚坏了，一坩埚铜水（热度在2000摄氏度左右）一下倒在地上，一部分泼在他的右脚上，脚面马上烧成焦黑！可是赵占魁同志，不但一声疼也不叫，而且坚持不要别人扶，要自己走到医务所去……到六七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进攻边区，当时他的脚还没好，正在医院里，听到这消息，他马上坚决要求出院。为了保卫边区，他带着伤又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细细读之，我们会发现，赵占魁的身上惊人地映出另一位共产党员的影子——焦裕禄。同样的“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同样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这样的映照是巧合吗？是否有一条红线贯穿于赵占魁和焦裕禄这两位典型人物的发现及报道之中？
回顾历史发现，穆青采写的有关赵占魁同志等稿件，是对当时边区一些情况的直接回应。赵占魁“不仅自己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从不叫苦，并勇敢地出来接受工会生活管理委员的工作，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休息时间，经营合作社，管理伙食，想尽各种办法来节省粮食，组织生产，改善工人生活”。在几篇通讯播发后，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号召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这一运动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焦裕禄一文写作的背景，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后遗症尚未消除，党的形象在一些地区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一些县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不少群众的工作热情还没有重新燃起，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等。因此，正如穆青后来所说：“写这个人，我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我不是在写焦裕禄这个人，我在按照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塑造他，通过一些实事，把他挖掘出来，表现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从赵占魁到焦裕禄，贯穿着一条“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红线。穆青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回答时代之问，呼应群众诉求，激起一代代共产党人对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的缅怀和致敬。
赵占魁、焦裕禄等典型人物报道并非孤例。回望新华社历史上的人物报道名篇，无不“敲在时代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一代代新华社记者站在时代潮头，追寻英雄足迹、记录时代荣光，发掘和传播着一个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誓将“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党的好干部“谷公”谷文昌，干部楷模孔繁森，归国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深藏功名、只讲奉献的“战斗英雄”张富清，将数千名女孩带出大山的“燃灯校长”张桂梅……
时代无声地抛出问题，总有人用行动掷地有声地回答。这些“答卷人”，正是人物报道的书写对象。换句话说，也只有人物报道的力量，才能让时代的强音更真实、更准确、更细腻地被记录下来。
二、人物报道缘何能捕捉“时代之光”
在时代浪潮中，个体或许是渺小的，但他们汇聚而成的精神力量却是澎湃奔腾的。人物报道之所以能与其他报道区别开来而在新闻史上闪耀光芒，正是由于人物报道具有以点带面、以平凡彰显伟大、以个体光芒点燃时代灯塔的特质，使其书写时代的功能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让受众更好地感受蕴藏在人物故事背后的时代思想内涵，进而发挥凝心聚力、成风化人的作用。
具体来说，人物报道在书写时代方面有以下特质：
首先，典型故事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回答时代之问，就要求人物报道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典型故事反映和引领时代潮流，让人民群众从人物形象中看见自己熟悉的身影，让受众从人物故事中听到时代奋进的铿锵足音。笔者参与采写的《生命，为祖国而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就回答了受众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像黄大年这样的科学家选择“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从黄大年的事迹中，人们看到了像他一样的海归科学家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他们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同样地，《“燃灯校长”送1600多名女孩出深山》等新华社聚焦张桂梅的人物报道，切中了提高教育公平性、弘扬师德师风、推动教育扶贫等时代命题，将滇西深度贫困山区里的“教育奇迹”拉到了人们面前，让人们感受到“燃灯校长”的光亮，而这光亮正是进一步推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激励更多人坚守信念与理想的精神力量。
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生前工作照（吉林大学黄大年纪念馆供图）
其次，人物报道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写道，“情者，文之经”“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说的就是文章作者的真情实感。穆青也指出：“倘若缺乏这种激情，没有爱，没有恨，那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泛泛而谈，或者现象罗列，读起来味同嚼蜡。”在谈及自己的写作经历时，他说：“写到动情处，就好像丢了魂似的。”曾采写钱三强、茅以升、张海迪等重大典型的著名记者郭梅尼也说：“记者的感情，记者的哭声，记者的泪水，读者都会感到、听到、看到的。记者感动了，读者才会感动；记者流泪了，读者才会流泪。稿子是记者的血泪啊！”
在人工智能加速走进日常生活的当下，受众对“真”的渴求更加强烈——真采访、真故事、真感情，这是记者个体进行采访而完成的写作抵抗人工智能写作干扰的有力武器。新华社人物通讯《平凡的你——走近新华社驻社武警3号哨位哨兵》正是这样真实走进、真情采访的作品。它聚焦的并非那些驻守在雪山高原、边防哨所的英雄，而是一群对于新华人来说“熟悉的陌生人”。记者以真挚的情感，跟随驻守在新华社岗亭的普通哨兵一起放哨、一起生活，沉浸式体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挖掘出与边防战士同样动人的家国故事。
军队典型人物的报道采写更是如此。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九死一生的战士，如何能让普通受众产生共鸣？在新华社人物通讯《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中，赫赫战功曾长年被张富清埋在心底，但当不断有相关机构向老人提出收藏其军功证书时，张富清坦言：“我现在还舍不得、离不开，但是我想将来，还是会捐赠给国家，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国家。”一段朴实的话语，道出张富清真实的内心所想，也将其情感、选择置于普通受众可以体会的经验之中，进而更好地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人物报道所能展现出的深刻思想性。思想性历来是新华社新闻报道品质的重要体现。对于人物报道来说，它的采写主体是“人”，要把人写活、跃然纸上，需要运用思维去构架、以思想去升华，而不是对采访素材的简单拼接和罗列。这方面，新华社记者朱玉采写的《任长霞生命中的最后36个小时》架构文章的水平之高令人印象深刻。文章开篇这样写道：“如果将任长霞生命中的最后36小时对折，会发现4月14日早晨7时，是36小时的中心。”接着另起一段，写道：“这时，任长霞准备起床了。”此时，文本中的时间变成一张纸，在朱玉笔下被轻巧对折。有了这样的起笔，那些散落在采访笔记中的一个个片段，便如山中岩缝间的小溪般汩汩流淌。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特色：起笔奇崛，通篇以时间顺序行文，行至“在郑少高速公路280桥东190米处”，时间里的一分一秒被陡然拉长，如慢镜头一般呈现在读者面前，再至结尾一气呵成，令人读之怅然若失，又字字锥心。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了作者“时间对折”的思维构架，这篇文章或许就要失色许多。
三、新时代人物报道的探索与回归
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传播手段日新月异、舆论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人们更需要看到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真挚真切的情感表达、朴实清新的叙事风格。作为传统新闻体裁的人物报道，在过去的实践中形成的组织性较强、模式化、脸谱化较重的文本形态，已不能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
一方面，从媒介生态环境来看，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已经被开放互动、协同叙事、差异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另一方面，从受众需求看，受众对故事真实性、人物亲和感的需求更加凸显，对于细节缺位、语言空洞、笔法单调、“人物弧光”不完整的人物故事产生明显的抵触心理，更需要能产生共鸣、引起共情的人物报道。新时代人物报道有待探索出一条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路。为此，新华社记者做了大量探索。
首先，突破窠臼，强化平民视角。2026年伊始，新华社国内部全新推出《时代人物》栏目，受到媒体用户、专家学者和广大受众的广泛好评。
在栏目筹备阶段，大家就一致认为，长篇通讯与小切口短篇作品相结合，应成为这个栏目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在新闻人物的选取上，该栏目刻意避开传统的典型叙事框架，从长安街上的“掌灯人”到四川守望“康巴第一关”的普通藏族民警，从奋战在500米井下的“矿二代”到长江“背篓轮渡”摆渡人，从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民警在“生命禁区”升起国旗，到荆州大地父子两代匠心守护千年文物，这些报道都生动刻画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在各条战线发光发热的基层一线人物，既见性格风骨，又见家国情怀。
有关长安街“掌灯人”的报道播发后，很多业内同仁反馈说，过去在一些重大节点采访，只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人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还是第一次了解到长安街上的华灯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建成的，有这样一群人在寒夜中精益求精地巡检华灯，他们用默默无闻的劳动见证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些时代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是新华社国内部同各分社记者联动，挖掘打磨推出的奋斗者代表。这些报道能取得热烈反响，再次证明了真实具体的“身边人”、取材于身边故事的平民视角，对人物报道产生影响力所起的作用，正所谓平凡中显伟大，细微处见精神。
其次，设置“闪光点”，捕捉“高光时刻”。在碎片化阅读主导的网络环境中，典型人物报道的成功并不单纯取决于对人物事迹的完整再现，也要依靠“闪光点”与“高光时刻”的精准捕捉。一个关键特征、一个独特角度，甚至是一句话，往往能引发网民共鸣，造就出圈的爆款。
比如，新华社视频报道《太行山背英烈的人》讲道，在被山西省黎城县孔家峧村村民郭海波“背回家”的烈士里，有一个小号兵的遗骨。借助复旦大学的颅面复原工作，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牺牲80多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照片。老郭说，这样一来，来看小号兵的人，就可以和我们一样，知道他的长相，“知道了他的长相，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这十几个字，简短、有力、更有情，让采访对象老郭的形象与八路军烈士的形象产生某种呼应，更让“英雄”二字在新时代有了更鲜活、更温暖的注脚。
第三，“以短带长”，丰富报道生态。媒体融合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即时、海量、交互、跨屏等新特征，人物报道也概莫能外。有学界业界人士就此将长篇人物报道的存废问题抛出，提出以短代长、弃长取短。笔者认为，不能因传播环境的改变而将短篇、长篇报道对立起来，切片或竖屏作品与长篇报道可以并行不悖，它们之间并不是“以短代长”的关系，而是“以短带长”的选择。《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文万余字，至今仍不失为传世名篇。
在“以短带长”这一点上，新华社人物报道善用技术赋能，依托技术革新驱动人物报道拓宽传播生态，在移动化、社交化、分众化方面进一步探索，使新媒体思维不断融入策采编发传全流程。比如，《平凡的约定，如山的传奇——南太行深处的“中国好乡邻”》等一批重大典型人物报道采用“1+X”模式，通过“通讯+评论+视频+记者手记”的方式形成报道矩阵；新华社人物访谈栏目《扬声》在传播时采用“长片+切片”的组合传播方式，实现“长片树品牌、短片引流量”的良性循环。
在业务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是人物报道与人物本身的贴近性。有的人物报道采访深入、辞藻华丽，但换一个名字，似乎仍然能行得通——这是在2017年兰考脱贫后，笔者前往兰考采写《兰考：会它千顷澄碧》后不久，一位前辈对初稿给出的评价。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一直在讨论人物报道如何“延展”，却鲜少讨论它如何“回归”。
这里说的“回归”，主要指的是文章和人物关系的唯一性和明确指向性，即文章的全部内容、细节，只能指向采访对象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从标题、开头到全文，这根弦都要牢牢绷紧。
回归，需要下苦功夫，用笨办法，走进人物“后台”。一位同事曾分享过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观点。他将社会互动中的空间区分为“前台”与“后台”，认为人在公共场合是“前台表演”，会根据社会期待调整自己的呈现方式。真正的“后台”，才是卸下伪装之后的样子。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人物的“后台”。记者在采访一些人物时，双方相对而坐，刚聊几句，对方可能就会流露出“完成任务”的应付心态，这个时候，有的记者或许会选择问完问题、拿到资料，草草了事，但这绝不是人物报道的正确做法。记者要用锲而不舍的追问、思考与共情，让采访对象丢弃那些完成任务的想法和冠冕堂皇的话，打开他们的心门，走进他们的人生。
回归，也需要触摸灵魂，让受众爱看，让“可亲”与“可敬”融合。走进人物“后台”或许只是完成一篇人物报道的开始。没有触及到人物精神层面的报道，会让受众感到冰冷、刻板、没有温度，自然就没有“可亲”“可敬”之感。在采写《生命，为祖国而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一稿时，牵头记者吴晶就和笔者反复讨论细节的取舍与“可亲”“可敬”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在稿件中保留了“对学术研究要求苛刻”“有时急躁、发火，还有一次摔了手机”等细节。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些细节的关注与认可。有学者指出，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这些“可亲”的铺垫，让受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这样的报道才更有可能让典型人物脱下脸谱化、概念化的外衣，展现“可亲”的形象，具备“可学”的基础。
无论如何探索创新，仍有一点需要时时注意，就是人物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以笔者牵头采写的《平凡的约定，如山的传奇——南太行深处的“中国好乡邻”》为例，在接到这一任务时，笔者也在疑惑：真的会有这样一群大山里的人20多年如一日地无偿照顾同村残疾人秦海松吗？在采访过程中，笔者反复向南太行深处的山西省平顺县黄崖沟自然村的村民们抛出这个问题，最后得到一个答案：起初，他们并没想过照顾多久，他们对秦海松没有太多感情，而是为了遵守和老支书之间“一日三餐，两天一轮”的照护约定；后来，这个习惯一年年持续下来，他们和秦海松之间也有了某种亲人般的牵挂。而挖掘其内核，则是他们朴素的“咱们过得去了，也让海松过得去”“有我们一口，就有他一口”的观念，是厚植于乡土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道。
2025年10月11日，山西省平顺县黄崖沟村村民桑建国（左）给残障人士秦海松理发（陈聪/摄）
从参与采写《心灵之火，永不熄灭——追忆清华大学教授赵家和》开始，笔者从事人物报道已有十年。十年间，笔者参与采写推出了科学家黄大年、植物学家钟扬、“孤岛夫妻哨”王继才和王仕花夫妇、两院院士刘永坦等多个重大典型人物，但越耕耘越觉得自己笔头稚嫩，不敢妄下定论。唯有一点切身体会，就是从事人物报道的记者，大量劳动沉于深海之下，浮上来的只是可见文字的十之一二，甚至百之一二。在人物报道作品中，记者照见的是采访对象的灵魂，也照见了自己的灵魂。这正是人物报道的魅力所在，也是有志于人物报道的记者的信念所在。
笔者时常回味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曾说过的话：“我下过乡，在春天乡野之夜，曾听到过庄稼拔节的声音。从没想过，多少年之后，我竟在自己的内心也听到了这种声音。我告诉自己，做记者、写稿子，让你成长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典型人物正是浪潮中奔涌的浪花，而我有幸被一个个典型人物的精神品格所滋养，生命也因他们而更加丰富美好。我愿追随前辈们的足迹，继续投身人物报道一线实践，尽己所能为时代画像，为人民放歌。（作者单位：新华社国内部）
本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