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方主流媒体应以建设性理念重构舆论监督功能定位，将自身角色从“社会瞭望者”转向“协同治理者”，建设小、精、专、深的人才团队，借助品牌深耕、内容提质、技术赋能、外部保障的多元协同，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
凭借难以替代的地方性优势和人才资源，地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以舆论监督报道为抓手，在为一方群众排忧解难、促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然而，当前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生态的平台化和网络舆论环境的复杂化对地方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提出了严峻挑战。作为党的舆论工作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树立具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观。
地方主流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建设性转向
主流媒体如何在复杂的平台环境中引导好舆论？建设性舆论监督是有效路径。有学者探讨了建设性新闻与舆论监督的关系，认为建设性舆论监督不仅强调促进负面事件的解决，更注重对媒体、社会和政府的价值延伸。舆论监督报道的建设性意在锚定“解决问题、助力建设”，成为推动治理升级、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抓手。舆论监督报道的“建设性”将监督与“揭露”“曝光”等负面印象解绑，可以有效避免“舆论”升级为负面“舆情”，从而以更良性的方式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那么，如何树立建设性舆论监督观？
首先是坚持为民服务的初心。舆论监督报道中存在两种易犯的错误：一种是为监督而监督，监督伪问题，或无视现实因素，或吹毛求疵；另一种是监督蜻蜓点水、浮于表面，根本原因都是没有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为民服务是具体的选题标准：是否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否触及社会治理的痛点堵点、是否具备公共讨论价值。只有以此为准绳，才能避免监督报道陷入自我循环或隔靴搔痒的困境。
其次是从“社会瞭望者”向“协同治理者”转变。地方主流媒体应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立足专业性，促进社会治理，而非仅仅延续“寻找线索—曝光问题”的旧模式。在具体实践上，地方主流媒体应致力于主动搭建政府、公众、专家之间的对话协商平台，寻求自身在地方治理中的有效参与。一方面，准确传递公众诉求，为政策优化提供民意参考，另一方面及时解读政策意图，引导公众理性参与，使舆论监督报道成为连接民意与治理的桥梁。例如，浙江省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看见”栏目通过“现场曝光、报道整改行动、追踪整改成效”的“1+1+1”模式，外加设置“百姓评议”板块和“效果评价”环节，推动建立起“晚8点播出，晚9点必须研究整改”的高效响应机制，成为地方主流媒体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转型样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前一步”栏目将相关利益方、职能部门与群众代表邀请至同一现场，推动矛盾现场解决，将媒体角色从单纯的“曝光者”拓展为“监督者、解决者、服务者”。
地方主流媒体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路径
舆论监督观的重建，最终要落脚于新闻实践，媒体要在敢于监督与善于引导、揭示问题与推动解题之间求得新平衡。
建设小、精、专、深的人才团队。对地方主流媒体而言，筑牢品牌、建设好人才队伍是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根基所在。长期以来，地方主流媒体深耕民生新闻，在本地积累了较好的口碑，形成了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舆论监督品牌，并顺利完成影响力的平台迁移。围绕品牌，地方主流媒体大都已形成一支训练有素、技能过硬的舆论监督报道队伍，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统媒体经济效益持续下滑，这一批中流砥柱大量流失，监督报道人才出现断层。当前，地方主流媒体需要维护好品牌和人才这两个关键存量，强调内容品质，打造小、精、专、深的舆论监督专业团队。同时注重新生力量培育，确保报道的专业水准不因人员更替而衰减。
打造有深度、锐度和效度的内容。融媒体时代，舆论监督者同时是被监督者，任意一点细微差错、误判都可能经由网络“放大镜”，成为引发次生舆情的锚点。因此，舆论监督报道要做好迎接更广泛、更多元审视的准备。具体而言，要在建设性舆论监督观的指导下，结合核心采编技能，在内容的深度、锐度和效度上下功夫。
深度是对事实的把握足够深入、全面。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毁林挖山非法扩建！青岛崂山风景区何以变墓地？》报道发出后，不仅促使青岛市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50余名公职人员被追责，还推动全国殡葬领域开展腐败乱象专项行动。这样的监督力度正是源于记者数小时艰苦暗访取证，层层抽丝剥茧形成的完整证据链。
锐度是对公共利益坚定、锐利地维护。笔者所在民生栏目在2025年初发布《西安赛格购买羊毛衫 100%羊毛含量检测只有4.1%》报道，该报道并未停留在帮助求助者解决问题，而是对四家涉事门店全方位取证，以国家级质检报告为铁证，推动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该报道全网传播量超过1500万，最终促使商场、商家对相关消费者作出赔偿。缺乏锐度会导致舆论监督报道丧失应有的锋芒，只要是符合为民服务的初心、本着建设性监督的理念，地方主流媒体就应敢于监督，在深度调查基础上，体现立场和态度的“锐度”。
效度是衡量所采用手段与要达成的目标是否相适配。例如，报道是否需要“留白”以给各方回应空间，是否淡化与公共价值关联不大的细枝末节，是否克制主观情绪而客观陈述事实，这些操作层面的考量都要与报道效果这一目标相匹配。效度还体现在对报道节奏的把握上，何时发布、如何跟进、怎样收尾，都需要与治理节奏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建设性。
将技术工具与监督理念有机融合。在平台化传播格局中，技术不仅是内容呈现的手段，更是提升监督精准度、扩大引导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地方主流媒体应围绕建设性目标探索“技术之善”，将技术工具与监督理念有机融合，避免为技术而技术的形式主义倾向。
呈现形式多模态化。传统的舆论监督报道形式已难以完全适配平台叙事逻辑，创新是大势所趋。但形式创新必须服务于内容，既不能固守传统模式，也不能盲目追逐形式新颖，而应综合考量监督主体、具体事件、监督目标和受众接受习惯等因素，进行适度创新。例如，贵州广电的评论作品《记者卧底调查货车司机招聘骗局，这世上没有完美的骗局，只有还没抵达的正义》将传统调查式舆论监督与“主播说”形式相融合，形成本地舆论监督报道的评论化表达，在平台获得较高的传播量和互动量，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辅助。在实践层面，AIGC已嵌入主流媒体内容生产链条。例如，浙江广电的“智媒果”平台、山东广电的“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等技术工具逐渐实现新闻生产从人工主导向人机协同的转型。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应用于数据挖掘、政策比对、类案检索、舆情预测等环节，帮助记者快速梳理复杂事件的背景信息，发现潜在关联线索，提升监督报道的专业性和效率。但要注意的是，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位为辅助工具，避免技术依赖导致的事实偏差。
形成有利于建设性监督的环境。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可持续开展，不仅靠媒体单兵作战，还需要构建外部支援体系。这要求地方主流媒体在练好内功的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平台协同和公众信任，形成有利于建设性监督的环境。
首先是政策支持。舆论监督报道往往触及敏感议题，若无制度层面的保障，媒体容易陷入监督乏力的困境。政府部门应扭转舆论监督就是“惹事”的负面思维，以“不怕事”的积极姿态回应媒体监督，形成良性闭环。例如，笔者所在栏目2025年5月暗访调查发现，西安市多家中老年活动中心“挂羊头卖狗肉”，涉嫌聚众赌博，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公安局联合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部分中老年活动中心违规经营及涉赌棋牌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商户拆除门头、停业整顿，涉嫌违法的依法取缔。这一闭环体现了政府以制度性姿态回应媒体监督、将舆论压力转化为治理动能的积极取向。此外，在实际操作中，地方主流媒体可建立与宣传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就重大监督选题进行事前沟通与风险评估，争取在关键时刻获得官方背书，使建设性监督从媒体自发行为转变为制度化的治理参与。
其次是平台协同。开展舆论监督报道是地方主流媒体的职务行为，理应接受社会监督，但这种监督必须是理性的，否则只会破坏舆论监督生态。平台已经从内容传播载体，演变为覆盖信息“生产—传播—反馈—变现”全流程的基础设施，实质上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行动者，因而有义务为媒体顺利开展其职务工作提供良性环境。例如，为舆论监督报道提供流量倾斜、积极干预媒体相关投诉等。平台理应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以技术手段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主流媒体开展建设性监督报道提供清朗、健康的平台氛围。
第三是受众口碑。制度性保障不仅来自政府和平台，也来自更广泛的社会信任。地方主流媒体应通过实质性成效积累公众信任，将“受众口碑”转化为监督报道的社会资本。在平台化传播环境中，受众口碑能够有效对冲算法不确定性和舆情波动风险，为媒体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政策支持提供制度授权，平台协同提供技术保障，受众口碑提供社会信任基础，三者共同构成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外部支援体系，为主流媒体有效开展监督报道提供良好环境。
结 语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任重而道远。地方主流媒体要转变舆论监督的传统思路，以建设性理念指导新闻实践，借助品牌深耕、内容提质、技术赋能、外部保障的多元协同，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
同时，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也是塑造社会舆论风气的积极手段。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诸多难点、堵点，只有打破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致力于客观揭示新闻事件背后更本质的真相、更复杂的因素，才能以更科学、更理性的价值观念引导舆论。相比舆论监督报道本身发挥的社会效益，这种观念层面潜移默化的效益可能更加可贵。
（作者侯璟系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都市生活中心主任，师驰系该中心编辑，翟羽系该中心副主任）
原文刊发于《新闻战线》2026年9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