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军报记者寻根行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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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文字稿 

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军报记者寻根行

第一篇代表作

记者踏访人民军队“第一军规”诞生地——雷打的石头　铁打的规矩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钱宗阳　李　琳

  春天，井冈山市荆竹山，映山红漫山遍野。

  群山环抱中，一块长约3米、宽约2米的花岗岩石静静矗立。

  “雷打石”，山中一块普通石头，但对人民军队而言意义非凡——这是人民军队“第一军规”的诞生地。

  记者探访时，遇到两茬人：一是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妻。丈夫是老兵，50年前退伍，5年前来过井冈山，因下雨路险，没能找到“雷打石”，回家后始终惦记，这次又千里迢迢赶来。二是市人武部军官黄伟，刚上任就专程来此接受教育洗礼。

  看着他们的身影，记者也在思索：“雷打石”对今天的人民军队有什么特殊意义，让一位老兵如此惦念，让一拨又一拨官兵前来追寻？

  将“一个红薯”写入军纪——

  人民军队的基因里，早已烙印下军规铁纪

  1927年秋，罗霄山脉的红薯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支队伍经过一片红薯地，饥肠辘辘的士兵本能地挖出红薯，狼吞虎咽吃下充饥。

  这一幕，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害怕“兵匪”的村民，早早躲进山里。

  这一幕，却让这支队伍的指挥员陷入深思：秋收起义后的队伍，旧的习气还未清除，新的纪律还未建立，必须严明军纪。第二天一早，队伍即将出发，他站上“雷打石”，高声宣布三条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站上“雷打石”的，正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前一天刚刚打了败仗的队伍，第一时间给自己立下铁规矩，然后重新集结整队。

  短短三条纪律，何以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黄伟的感悟是：“因为抓住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现实问题，使人民军队拥有铁的纪律，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当时，官兵中军阀作风、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弥漫，队伍随时可能散掉。”黄伟说，严明的纪律，让这支队伍再次团结凝聚。　

  寻根“雷打石”，很多关于红薯的故事让记者印象深刻：红军战士挖老百姓的红薯充饥，找不到人，就把铜钱系在藤蔓上；老百姓拿出仅有的半筐红薯给红军，官兵执意支付6张纸币……

  那时，年轻的红军官兵常常食不果腹，却给最紧迫的生存需求加上严格的纪律约束。

  “因为真正的生存，是要在群众心中‘生存’下去。没有军规铁纪的约束，今天填饱肚子，明天就可能失去民心。”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饶道良道出了自己的思考，“一个红薯虽小，却事关群众利益，因而被写进‘第一军规’，这正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

  简短的“第一军规”，划下不容触碰的红线。

  埃德加·斯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他记录了在陕北目睹的“奇特”现象——

  红军走过一丛野杏树时，四散开来摘野杏，个个装满口袋，还给斯诺带回来一把。

  同样是这支队伍，走过百姓果园时，却没人摘里面的果子，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照价付钱。

  “他们的纪律，都是自觉遵守的。”斯诺十分感慨。

  军纪严明，让红军赢得了民心，最终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传遍全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就在人民军队“定名”这天，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前，人民军队再次重申军规铁纪。这一天，距离毛泽东在“雷打石”上宣布“第一军规”，已经过去20年。

  如今，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持续推进的关键时刻，新的号角又已吹响。

  共产党和红军“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执纪越严格，军队越坚强

  有纪律，就有约束。

  “受不了纪律约束的人，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采访，教授颜清阳谈起一件事——

  1928年5月，红四军一个司务长去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老百姓的猪赶走。红军查实后立即严惩，很快挽回了声誉。

  “对敢于逾越纪律红线的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党都不会手软。”颜教授说，回望我党我军历史，这样的决心一以贯之，既不怕揭短亮丑，更不会搞法外开恩、下不为例。

  1937年秋天，延安陕北公学校园的小山上，英国记者贝特兰好奇地关注着山下的一场审判大会。

  处理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革命功臣应该从轻判处，另一派则要求从严从重。

  最终，“执纪务必从严”，贝特兰很快听到一声枪响。被处极刑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黄克功。

  “当时，许多人为黄克功求情，他自己也请求戴罪立功。但毛泽东坚信，共产党与红军，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颜清阳说，而同一时期，国民党却释放了枪杀妻子的张灵甫。

  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

  抗战时，我们党郑重宣告：“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某连司务长贪污10元伙食费。有人考虑司务长是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认为处分不宜太重。从井冈山走来的陈毅严肃批评：侵害战士利益，老红军又怎么样？

  相形之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制订的《收复区人民约言》虽然提到贪污1万元以上者即严惩，实际却沦为一纸空文，各地“接收大员”腐败愈演愈烈，被群众戏谑为“五子登科”。

  “执纪不严，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今天突破一点，明天突破一点，最后千疮百孔。”谈到不同的执纪尺度、不同的前途命运，颜教授深有感触。

  铁纪如刀，才能去腐生肌。任何一支队伍，难免有人掉队。正是靠着纪律的重锤锻打，人民军队才能一次次祛除杂质、提纯队伍。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率部攻占茶陵县城。

  走出深山老林，走进花花世界，陈浩感到“乱花渐欲迷人眼”，与副团长等人整日花天酒地。

  更严重的是，面对敌人拉拢，一再违纪的陈浩很快变节，带着主力部队企图叛逃。危急时刻，毛泽东连夜赶路截住部队，果断逮捕叛徒。

  望向历史深处的细节，发人深省：贪腐者要么是从小事小节开始，在“温水煮青蛙”中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要么是因为抵不住形形色色的享乐诱惑，一步步突破纪律红线，彻底走上歧途。

  今天，叛徒的名字已经被刻在耻辱柱上，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低估“蛀虫”的腐蚀性。

  “党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坚决不干。党不让贪污腐化，有些人却受不了诱惑而堕落，还谈何忠诚？”同行的江西省军区一名党员干部激动地说，“要想打赢未来战争，必须在战争来临之前消灭那些‘蛀虫’！”

  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回望征程，我们越加清醒，充满信心：军队越反腐越坚强，越纯洁越有战斗力！

  执纪力度大了，挖出的“淤泥”自然就多了——

  铁纪锻打，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出井冈山向东南，记者来到遂川县。清澈的遂川江穿城流过。

  “192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率军攻下这座富庶的县城，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青砖翘角的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前，6座精致的铜像吸引了记者目光，解说员娓娓道来，“占领遂川后，毛泽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向部队宣布‘六项纪律’。”

  “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和煦的春光下，这些铜像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六项纪律”的场景。

  “打了胜仗后，红军不是忙着庆祝，而是进一步健全纪律规矩。”遂川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副主任方菲感慨地说，“正是靠着这种一边对敌斗争、一边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人民军队才越打越强。”

  一路走来，近距离触摸“第一军规”从形成到完善的历史脉络，记者心生感叹：铁纪锻打，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始终自我约束、坚持自我革命的队伍，才能披荆斩棘、走向胜利。

  余贲民，秋收起义时的副师长，后来成了红军“大管家”。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皮盒子，是他当年保管红军缴获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用的。

  结婚时，岳母想让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余贲民却说：“我这里有不少戒指，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直到牺牲，管钱的他仍穿着自己编的旧草鞋。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一位位像余贲民一样守纪如铁的英雄，让记者崇敬。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无字碑前，鲜花芬芳。

  有高尚，也会有卑劣。记者走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图书档案馆，馆长熊轶欣递来厚厚一摞红色报刊资料。记者翻阅看到，从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持续揭露查处了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问题。

  几年间，从井冈山一路转战，红军愈加壮大，但铁纪锻打始终如一。

  “那个年代，大多数党员干部清贫而干净，但也有少数人经不住诱惑腐化堕落。”熊馆长介绍，“我们党十分珍视队伍的纯洁，始终直面问题、刀口向内，极大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

  成立监察委员会，出台巡视条例，建立经济审计监督制度……一篇篇字迹斑驳的报道，记录着中央苏区不断完善执纪监督手段的历程。看到这些，记者感慨万千：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岁月里，有哪个政党能有如此决心和力度“自己给自己动刀子”？

  “纪律规矩和执纪举措日趋完善，党发现贪腐的手段不断丰富，中央苏区陆续查处了谢步升、左祥云以及于都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集体腐败等案件！”熊馆长说，执纪力度大了，肯定会挖出沉底的“淤泥”，这是大浪淘沙的必然规律，也是正风反腐向纵深挺进的必然阶段，恰恰说明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不断提高。

  重锤击下，火花四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铁腕肃贪，不仅没影响党的形象，群众反而拍手叫好！”熊馆长介绍，在中央苏区5年多时间里，总人口只有23万人的兴国县，参军参战的就有9.3万余人。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时，家家户户踊跃支前，还创造了“30万于都人民保守一个天大秘密”的奇迹。

  “腐败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痼疾，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同样会遇到。”采访越深入，记者的感受越深刻：反腐难“速胜”，执纪如打铁，需要保持越往后执纪越严的态势，一锤接着一锤打，直至真正化风成俗、海晏河清。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竹海偎清溪，翠峰环碧水。一晃近百年，布满青苔的“雷打石”任凭风吹雨打，依旧坚固如初。这，正是人民军队从严执纪的如磐信念！

  （采访得到郭冬明、龙礼彬、司保顺、肖波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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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代表作

记者踏访《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发源地江西省兴国县——不变的本色 永远的歌

■本报记者　张科进　宋子洵　付　语

  “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92年前，在中央苏区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如此盛赞。

  瑞京即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兴国，江西省赣州市的一座小县城，它何以当此美誉？

  一连几天，记者踏访兴国的一座座红色场馆，穿行于长冈乡的田间地头、筲箕窝的寻常巷陌细细追寻，耳边经常响起这样的旋律——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苏区干部好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

  答案，就藏在这支始于兴国、传遍中国的山歌里。举目远眺，当年的苏区，如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山歌依旧、经久传唱。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唱的“清风正气歌”！

  两座土坯房里的权力观——

  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新时代的兴国，楼宇鳞次栉比。走进睦埠村，只见村广场上，一段残破的土墙赫然矗立。

  兴国县人武部政委周全介绍，睦埠村原来是贫困村，于2020年4月脱贫摘帽。拆除危旧房屋时，村民们提议留下一段土墙，铭记党的恩情，取名“铭恩墙”。

  故事背后，有一组数据令人动容：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赣州市3509个行政村（社区）都有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8.59万名干部与29.04万户贫困户结对，实现结对帮扶贫困户全覆盖。老百姓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

  向历史深处追寻，记者在喧闹繁华的街市中，发现这样两座土坯房。

  一座在长冈乡长冈村，曾住着贫农马荣海。这里的街坊邻居们，还记得祖辈代代相传的那段90多年前的往事。

  1933年春天，马荣海家里不慎失火。得知情况，乡苏维埃政府当即派出党员干部，帮他安顿一家老小，商议盖房事宜。第二天，他们发动互济会和群众捐钱募料、清理废墟，很快盖起了新房。

  另一座距此不到5公里，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胡灿的家。

  反“围剿”战斗中，反动派军队纵火将胡灿家的房子烧了。赶跑敌人后，有人劝他给自己分栋好房子。以胡灿当时的情况，他完全可以这样做。

  “共产党人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不是为了解放自己，这里也是住。”胡灿不为所动，带领家人在原址重建土坯房，称作“也是居”。

  为百姓，可以倾尽全力；为自己，决不贪占一分。两座土坯房，折射出苏区干部的权力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潋江书院，坐北朝南，朱门丹窗，见证了无数历史沧桑。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起草兴国《土地法》，并主办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

  土地，是老百姓的命脉；老百姓，是共产党人的根。兴国县党史专家黄晓明告诉记者，毛泽东当时反复告诫党员干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众”。

  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记者见到一张小木桥的照片。兴国溪流众多，这样的桥，当年很常见。

  1933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农村地区调查，在樟树塘路过一座危桥，随即嘱咐乡干部派人修理。时隔几个月，毛泽东给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写信时，还特别提到：樟树塘的小桥修好了没有？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念兹在兹的，何止一座小木桥？在他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对如何关心群众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涉及分田造屋、架桥铺路、柴米油盐等，可谓无微不至、无所不包。当地群众感动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

  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老百姓见证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真心拥护共产党。

  “母送子，父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一时间，兴国成为苏区合作社运动最普及的县、参军参战组织最完备的县、捐献军粮最多的县、推销公债最多的县、扩红最多的县。

  行笔至此，记者不禁想起离开睦埠村时，在水泥路旁看到的标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从“真心实意为群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的地位和分量，在党的心中从未变过。

  好作风是带出来的——

  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潋江镇筲箕窝，绿树掩映着江西军区旧址。记者到来时，正碰见一群村干部列队台前，组织学习教育。

  从他们的讨论发言中得知，兴国县正广泛开展新时代农村党员干部“十带头”先锋创绩活动——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志愿服务、带头树立正气……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我党我军党员干部就因“十带头”而为百姓赞颂，“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

  领导带头，今昔同辉，一脉相承。

  漫步旧址，一间小屋的两侧，分别张贴着早期军区领导和下辖分区领导的名录，以及画像和主要事迹。

  驻足凝视，目光定格在他们离世时的年龄：军区司令员蔡会文，28岁；第一分区政治委员余泽鸿，32岁；第二分区司令员张方说，35岁……

  记者数了数，名录中的指挥员，有近三分之二牺牲在战斗第一线。他们都倒在了人生最好的年华。

  在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我们再次为3位红军将领落泪。

  反“围剿”战斗中，红1师师长李实行、红11师师长曾士峨、红4师代理师长邹平，冲锋在前、悍不畏死，全部壮烈牺牲。

  眼里噙着泪花的讲解员说，这样的领导干部，在苏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接着一个。

  平时率先垂范，形成习惯；战时带头冲锋，成为本能。

  好作风是带出来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封锁，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中。

  盐，成了苏区最稀缺的物资。

  为省下食盐分给群众，苏维埃政府限定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供应旧秤4两食盐。因为缺盐，周恩来身体虚弱，警卫员看着心疼，偷偷在食物里放了盐。周恩来尝出来后，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坚持把食盐转送给重伤员。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领导干部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

  1933年秋天，临时中央政府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长冈乡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动员妻子把银饰换成公债券。在彭国亮等干部带动下，长冈乡超额完成公债发行任务；

  1934年，苏区经济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下陷入极度困顿。陈云、邓颖超等20多位领导干部联合签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不领夏季衣服，以支援革命……

  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长冈，100名青壮年男子中，80人参加红军；

  兴国，全县23万人，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

  毛泽东高度评价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并亲笔题写“模范兴国”。

  记者来到兴国县将军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镌刻着这4个大字的雕塑。在它的两侧，矗立着8根柱状火炬，6根分别代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另外两根上面的题词格外醒目：“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兴国！兴国！记者不禁想起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笔下的一段描述——1936年，斯诺来到陕北，看到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朱德用的是马尾毛做的牙刷、林伯渠靠绳子固定一条眼镜腿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此兴国并非彼兴国，又何尝不是彼兴国？

  兴国之光，辉耀千秋！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靠的正是这种好传统、好作风。

  常思常省的“启耀之问”——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在不同场合，习主席提到一个廉洁自律的好榜样：刘启耀。

  一次突围中，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带着13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边乞讨边寻找组织。在两年多时间里，他未动公款分文，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刘启耀纪念馆，坐落在龙口镇。步入其中，记者发现更多的历史细节——

  一次激战结束，敌人从我军游击队员遗体上搜到一张身份证明，上面写的是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旋即在报纸上大肆宣扬。

  纪念馆陈列的瞿秋白在长汀监狱所写的“供词”复印件上，也明确标注：刘启耀在战斗中阵亡。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刘启耀已经牺牲。身携巨款的他，只要稍有贪念，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吞占这些财物，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

  然而，刘启耀的故事，正是一面不言自明的“人镜”。

  刘启耀有一个雅号，叫“十二分节俭主席”。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被敌人重重包围，经济困难。刘启耀想尽办法省吃俭用，铅笔用到短得握不住了，他就绑在小竹棍上接着用；一张纸别人用一遍，他却反复用三遍……

  当年在苏区，不是只有一个刘启耀。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至今令人敬仰，令人难忘——

  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他为苏维埃筹集了大量款项，自己与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只领5分钱菜金；

  李富春，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他让妻子缝制一个马褡子，下乡调研时用它随身携带米和辣椒干，不占群众半点便宜；

  张其德，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他负责全省食盐分配，自己却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红军走了，白军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片红土地陷入黑暗。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白军每占一地，都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追缴九年租谷”等变本加厉的盘剥，使苏区沦为人间地狱。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一首《映山红》，句句期盼，如泣如诉。苏区百姓渴望的，是红军归来，是重返“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山歌，是有灵魂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离开刘启耀纪念馆时，遇到一拨来这里开展廉政教育的地方干部，不少人肃立在纪念馆尽头的墙壁前，若有所思地凝视一行大字。记者走近一看，不禁心头一震——

  “启耀之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常思常省的重大课题。

  （采访得到黄晓明、武伟、梁志伟、张皓、肖力民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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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代表作

记者追寻抗大学员战斗足迹，感悟“抗大之约”的语重心长——“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本报记者　彭冰洁　宋子洵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延安，这片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热土，诞生了一所著名军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不到10年，抗大办学8期，衍生出14所分校，培养出10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抗大的故事，像宝塔山上的天光云影，气象万千；又像延河之水，常流常新。此次追寻，让记者深有感触的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939年曾两次向抗大学员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

  这个“抗大之约”，字字千钧，语重心长——

  “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有永恒的信仰，才有永远的奔赴”

  踏陇上、走塬下，记者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抗大之约”？

  国防大学教授钱均鹏介绍了当时的背景：“当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悲观和迷茫情绪笼罩着国人。为此，毛主席号召抗大学员要坚持革命到底，不要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毛主席说，‘革命的面目’就是‘抗战到底’，就是‘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乃至‘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

  “如何才能做到‘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钱均鹏说，此前，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要下“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这“三个牺牲”，非但没有吓跑抗大学员，反而吸引了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奔赴抗大。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一张抗大各期学员名录映入记者眼帘。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仅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就有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

  记者从名录上发现，奔赴抗大的青年中，甚至出现了国民党高官的亲属，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等。1938年，陈慕华进入抗大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成为八路军第一位女参谋。她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少将。

  奔赴延安、走进抗大的，还有许多爱国华侨。1938年，司徒慧敏从香港秘密奔赴延安，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女”变为在窑洞中吃小米、纺棉线的抗大学员。她的父亲是旅美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爱国青年如洪流般执着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讲解员付玲莉这样说：“无论家庭出身，无论生活背景，有一样的理想信念，就会有一样的奔赴行动。”

  付玲莉将记者带到一组展板前，只见上面有几组数据：从一期到6期，抗大学员从1065人发展到13390人，人数增加了10倍不止；抗大一期学员1065人，毕业时党员多达1025人。此后每一期学员都踊跃申请入党，近80%的学员在抗大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参观的人流之中，记者与一群来延安上现地教育课的国防大学学员不期而遇。钱均鹏教授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抗大学员，影响数千人参军抗日”的故事——

  1938年的雁北，日军疯狂扫荡，抗大女学员、归国华侨李林主动请缨前往。面对群众起初的“闭门羹”，她以纸笔立誓：“欲燃星火，先暖人心——今日起给老乡挑满百缸水”……在她的努力下，短短两年，24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1200人的武装力量。

  1940年4月，怀胎3个月的李林率部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日军合围之际仍坚持战斗。牺牲前夜，李林在笔记本上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后来，这句话被刻上雁北千所学校的墙壁。

  “有永恒的信仰，才有永远的奔赴！”钱均鹏动情地说，李林牺牲后，雁北涌现出12支“李林支队”，为八路军输送兵员4300人；南洋华侨以“李林中学”为名募捐，购药20吨支援抗战……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伴着国防大学学员们的歌声走出纪念馆，记者仿佛看到另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阔步向前——

  前不久，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传来喜讯：今年该校毕业生中，有39人被军校录取。这座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中学，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在先辈精神感召下，该校学子携笔从戎、献身国防蔚然成风。

  “永葆纯洁光荣，要靠以上率下”

  巍巍太行，层峦叠嶂。

  从延安出发一路向东，记者沿着当年抗大师生东迁的足迹走来，听到太行山上处处流传着师生们的故事——领导带头背粮，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行军途中帮忙挑水、扫地、宣传抗日……

  “这样的好作风，是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的。”在河北邢台信都区浆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上世纪30年代，抗大总校东迁太行敌后。一路上，时任教育长罗瑞卿将马让给生病的学员、体弱的同志或腿脚受伤的战士，自己拄着简易拐杖，和普通师生一起，每日徒步行军数十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辗转迁至浆水镇一带，校部办公地点就设在前南峪村。”杨馆长介绍，浆水一带广泛种植核桃树、栗子树、柿子树，但没有任何学员动百姓一个果实。

  “永葆纯洁光荣，要靠以上率下。”长期研究抗大历史的杨馆长向记者讲了两个故事——

  1941年山东抗日根据地闹饥荒，抗大一分校面临断粮危机，师生们坚决不动老百姓的“救命粮”，夜间冒死穿越胶济铁路日军封锁沟背粮。校长周纯全长征时负伤导致右眼失明，坚持走在队伍最前面，和学员一起背粮。结果，全校师生靠肩挑背扛储备大量粮食，不仅实现自足，还救济了无数群众，当地百姓纷纷送子弟参军入学。

  抗大学员李志在突围中负伤，被村民王换于藏进自家地窖才躲过日伪军搜捕。一周后，两名抗大学员冒死穿越封锁线，送来节省的5斤地瓜。次月，王换于亲自将16岁的孙子送到抗大一分校驻地：“队伍饿着肚子打鬼子，还省粮救济俺们老百姓。这孩子交给抗大，俺放心！”

  从那之后，一分校学员人数迅速增长，同期接收沂蒙籍新学员占总数65%，大多来自受粮村庄。

  “抗大干部好作风，不仅感动了学员，也感动了人民群众。”在政治整训讨论辨析中，邢台军分区一名领导对此深有感触，“真正的优良作风，始于纪律规定的束缚，成于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弘扬，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从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看，更重要的是一代做给一代看、一代带着一代干。”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父母当年相识在抗大。他永远忘不了，参军后由于表现出色，部队决定给他提前提干。他写信报喜，不料父亲如此回信：“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金一南感慨：“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

  金一南时常想起当年入伍时，一群新兵在尘土飞扬的卡车上，一遍一遍唱着一首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这首歌，是李劫夫作词作曲的《一代一代往下传》。说起这支歌，一名老军人说：“今天，会唱这首歌的人不多了。面对种种诱惑的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承诺：永远不做这支军队的不肖子孙！”

  “革命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

  1944年深秋，18岁的烟台学生王海蜷缩在粪坑三天三夜，躲过日军搜捕后奔向抗大一分校。

  入学后，王海和战友们举着“木炮”训练仅一年，就在攻打临沂时创造奇迹——他带领学员班用仅有的迫击炮弹，首发炸塌日军中心碉堡。

  翻阅王海将军的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文字无声，却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力量。

  跨过青砖歇山顶的门楼，走进山东省栖霞市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抗大一分校旧址依稀可见当年模样。古朴的院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

  “这里是课堂，也是战场。”基地负责人栾巧梅告诉记者，办学近10年间，抗大一分校辗转100多个村庄办学，师生们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当抗战胜利的号角吹响，一分校已累计超万人。

  当年那名只能举着木棍当枪炮的年轻学生，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人民空军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带领战友与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美国空军激烈空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1984年，王海重返沂蒙山，抚摸着当年藏身的石缝感慨不已：“抗大教给我们的何止军事技能？”

  “革命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琅琅书声响在山谷，拳拳赤心映照河山。走出抗大校门，学员们为国家、民族顽强战斗，建功抗日沙场——

  杨得志刚从抗大毕业便走上晋北战场，在平型关战役中，率八路军685团担任主攻，运用山地伏击战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大工兵教员王耀南，带领学员在太行山建立地雷作坊，发明“飞行爆破雷”，在百团大战中炸毁日军正太铁路37个据点。

  “抗大学员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赤胆忠心。”回顾那段历史，栖霞市党史专家毛春雨感慨不已。

  1941年12月，山东莒南县渊子崖村遭日军1000余人合围，村内有抗大一分校30名学员，队长李凯军率领大家以步枪、土地雷阻击日军骑兵，为300余名村民赢得转移时间。30名学员战至最后一刻，刺刀拼弯了就以砖石砸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敌酋冈村宁次曾说，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甚至说宁可死去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死去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国防大学校史馆馆长姜晓德告诉记者，抗大之所以如此让敌人忌惮，归根到底是因为抗大出来的学员，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精神，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终结，而是始终发扬光大。在中国革命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抗大学员继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骨干作用。”姜晓德说，如今人民军队的每一所军校，都流淌着抗大的红色血脉。虽然一幢幢现代化教学大楼，早已代替了昔日的一排排窑洞，但每一批新学员的“开学第一课”都会讲到抗大。

  抗大炉火，代代相传；红色血脉，奔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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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获奖集纳式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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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会评委推荐语

  这是一组紧扣时代命题、彰显政治担当的精品报道。该报道紧跟新时代人民军队深化政治整训进程，以“铸魂”为着眼点，以“寻根”为切入点，以脚步丈量精神源流，以细节承载政治主题，跳出简单的旧址回访叙事，以小见大、由近及远，古今对话、事理相融，让历史不再是尘封的档案，而成为照亮当下的明灯，在历史与现实辉映共鸣中回答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根本之问，为深化政治整训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与精神启示。（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 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