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来

长江韬奋奖获奖人员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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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来同志事迹材料

  王斌来同志出生于1970年8月，199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现任新闻协调部主任，高级编辑。从业34年来，对党忠诚，政治坚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带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009年被评为高级编辑。先后7次获中国新闻奖（5次一等奖、2次二等奖），其中，参与采写的“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总书记来过我们家”系列报道，参与编辑的《“必须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参与创办的专栏“人民眼”等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5年至2025年，人民日报社所有年度考核均为优秀。2024年，入选首批国家文化英才。

  关键时刻站得出。敬业乐业，采编经验丰富，有总编室夜班、内设机构、分社等多个岗位锻炼经历。勇于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担纲重任，策划采编了一大批高质量报道。坚决完成首要政治任务，高质高效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报道和重点专题报道。牵头采写了“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时代答卷”“总书记来过我们家”“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等多组专题报道。优化重点专题新闻协调机制，高质量推进“头条工程”，牵头办好“总书记的人民情怀”专栏。2026年3月，在社领导指导下，策划推出3篇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的“总书记的人民情怀”重点专题报道，以1500字左右短篇幅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协同打造“总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专栏，展现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记录千行百业的新变化、广大群众的获得感。精心策划组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区市考察调研相关报道，近三年来牵头完成50多篇习近平总书记地方考察反响类报道，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地方频道持续推出“总书记刚刚来过这里”专栏报道40多篇。多次参加党代会、全国两会、时政报道、抗震救灾、奥运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等重大宣传报道。

  做强主业立得住。突出以学为先，努力做到书在案头、学在心头、落在笔头。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优质报道。近三年来，策划、采写、编辑一版稿件600多篇，其中一版头条100多篇。全方位展示各地决战“十四五”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生动实践和发展亮点。围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心工作策划组织了“提振消费一线观察”“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等一版栏目，取得较好反响。策划组织跨区域采访重点报道，调研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2023年，带队参加“走东北 看振兴”跨区域采访，采写了一版头条《黑龙江践行大食物观守护粮食安全》和整版报道《黑龙江振兴发展闯新路》。2024年，带队赴京津冀调研，采写一版头条《勇担先行区示范区重任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观察》。2025年，策划组织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5篇一版跨区域重点报道。担任重庆分社社长8年期间，充分发挥首席记者带动作用，把采编业务作为分社立社之本，牵头采写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越来越红火》等200余篇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和多篇记者调查整版深度报道。多年来，无论在分社还是总社，始终坚持深入基层、践行“四力”，带头参加“新春走基层”等采访。

  秉持匠心甘作嫁。坚持以恒心铸匠心，用绣花功夫干好编辑这个良心活。在总编室、地方部、新闻协调部工作期间，坚守夜班岗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责任感，精心策划、精心编改、精核细校，甘居幕后，做好嫁衣。策划编辑报纸、内参、新媒体报道3万多篇，策划、编辑版面近4000块。牵头担纲党代会地方特刊报道策划编辑任务，多次担任全国两会特刊编辑组副组长、组长。2015年，作为主创人员，创办记者调查版，精心打造“人民眼”栏目。2017年，“人民眼”专栏荣获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25年，策划了“匠心守护四大石窟”“对10城100名小哥的调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观察”等系列报道，联动多个国内分社，推出系列整版报道、内参稿件、视频产品、微信融媒产品等。努力让经济宣传报道声量充足，策划组织“走市场 看韧性 强信心”“聚力攻坚 协同发力·政策落地进行时”“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文旅融合一线见闻”等专栏报道，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创新突破敢争先。认真贯彻编委会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部署，充分发挥新闻协调部报道新闻采编工作的“总枢纽”和“总调度”作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体制机制变革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在编委会领导下，协同技术部升级建设“人民日报智媒平台”，优化采前会、编前会等机制，探索培育知识型网红，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的全媒体评价体系。聚焦重点文章可视化，培育“壹视界”重点视频转化栏目。探索推动分社与社属媒体驻地方分支机构融合发展，多措并举提高融合新闻生产能力。一是完善全媒体绩效考核办法，提升分社记者的“一体化”采制意识和能力。二是改革地方部好新闻和推荐报社好新闻评选导向，引导记者进军新媒体，人民日报客户端地方频道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和作品。三是鼓励分社记者向人民日报抖音、微信、微博账号供稿，参与直播，配合总社各部门和单位制作融媒体产品。围绕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践行“上连党心，下接民心”，锚定“提高质量、改进文风、贴近读者、引人入胜”，在社领导带领下推出《蜀道新歌》《一个新的玉树》《崖柏重生》《赣州融湾记》等一大批有思想、有新意、有生气、有个性、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和融媒产品，形成独家、重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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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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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7个月里，山西调整139名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

该下就下 刷新吏治

  违法违纪啦？没听到风吹草动；到点退二线啦？年龄还差几年……

  山西某市环保局长日前被调整为非领导职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震动，一时议论纷纷。

　　其实，这名干部被调整的原因并不复杂：该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整治环境成为全市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但这位局长工作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实现预期目标困难。市委研究认为，该干部目前的工作能力、工作状态难以打赢这场硬仗，遂决定调整其工作岗位。

　　“没违纪、没违法，就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状态不佳，这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一个典型案例。”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介绍说，“干部‘能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较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传统的‘必须下’，以及到龄退休、任期届满的‘自然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应该下’，是从严治吏的难点，更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一个突破。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完善2014年9月以来新的省委班子革弊立新、刷新吏治的有效措施与办法，山西省今年1月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对照党中央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着力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

　　“中央《若干规定》下发之前，山西在能上能下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因为直面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在能上能下方面有更高、更严、更紧迫的要求。”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坦言。

　　一年7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26人。其中，到龄免职1205人、任期届满离任152人、健康原因调整123人、违纪违法免职221人、自愿辞职151人、问责免职35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139人。在139名被调整的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内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统筹把握干部能上和能下，既要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要推动能下，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着力形成干事创业的激励效应。”

　　谁“该下”

　　10多万名干部大筛查

　　某市核查一名正处级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发现其瞒报房产。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干部家不在本地，通常是周一下午来、周五早上走，不在岗是常事；遇事推、躲、绕，本该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给副手，对上级交办的重点工作经常拖拖拉拉，工作没热情、私事跑得勤；组织诫勉谈话时态度不端正。经认真研究，市委决定免去其职务。

　　一年多来，山西坚持以查档案、查个人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六查”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对虽无违法违纪行为但“为官不为”的干部，对组织掌握的在岗涉案、纪检机关暂不查处但工作不在状态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

　　“六查”是山西刷新吏治的“非常之举”。

　　“当时的山西经历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腐败案件量多面广，涉及干部多，诸多案件尚未办结。”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同时，空出的大量职位亟须选任一批干部补上去，但又要防止‘带病’上岗。”

　　两难困境，如何破解？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2015年1月，山西全面启动“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不胜任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作为、善担当干部”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批”工作。“六查”成为开展“三个一批”的甄别手段。

　　“履历、业绩、工作表现，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名干部谈起自己经历的“六查”，感慨不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真是动了真格。”

　　“六查”真刀真枪：不局限于查档案、查个人事项的“纸面”上，还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纪检、组织等相关部门认真梳理，核查线索，查办案件。组织部门的同志表示，“六查”运用“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显微镜”等查核工具，从宏观整体到微观细节，对拟提拔干部做了全方位“体检”。

　　遴选一大批优秀的“能上”干部，也发现一批“带病”的“该下”干部。在山西刷新吏治之初，某县县长符合推荐条件，毛遂自荐，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面对组织谈话，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问题。其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查案件、查线索中，此人被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县委书记没当上，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

　　如今在山西，“六查”已从曾经的“非常之举”转为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常规动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六查”，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

  如何“下”

  程序不简化，情形更细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查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推进不力、进度缓慢、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不及时等不作为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涉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前期工程推进不力、进度迟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在《实施细则》中，山西把“问责追究”和“不适宜担任现职”作为“下”的重点，进一步细化“下”的情形。增加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问责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调整范围。

　　“以往，调整‘下’的干部，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说，“为此，我们健全程序，对待‘下’的干部要和对待‘上’的干部一样严肃，认真地‘下’。”考察核实环节前增加了“调整动议”，使“能下”的程序，从调整动议、考察核实到提出调整意见、组织决定、谈话等环节，更具严肃性、规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专家分析，干部“能下”本应是正常现象，但过去“必须下”和“自然下”占绝大多数，“应该下”则相对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刚性变软走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问责手段；思想观念上，好人主义盛行，认为“下”是得罪人、毁人，碍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对症施策，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压实能上能下的主体责任。明确把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力的，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任职期间，一名副局长为他人谋取利益、贪污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后经调查核实，这位局长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一把手的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没有魄力和办法，特别是对班子成员监管不力。组织上依据相关规定，启动问责追究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这名干部的“下”，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自己不犯事、别人犯事，也会被免职，好人主义同样害人害己……”

  让“下”者服气

  立体“画像”，台账“说话”

　　在基层采访，干部反映较多的是，问责追究的“下”，规定相对清晰、易于操作；而对不胜任现职干部的“下”，一些具体情形，如思想状态、能力不足、工作成效不明显等，比较模糊，难以量化，操作难度大。

　　左云县委书记胡勇认为，以往干部的“下”，多是因为套住了“硬杠杠”，如考核排名、违法违规行政、职权范围内发生重特大事故等，但这些“硬杠杠”并不能有效覆盖到所有“应该下”的情形，需要进一步配套完善相关机制。

　　面对情况各异的干部，山西积极健全配套制度，有针对性地考察核实不胜任现职干部，作出客观公正评价和准确认定，让不称职者“下”得服气。

　　在山西省委组织部的考核处室，记者看到一本干部业绩台账：一项改革任务，明确了具体负责干部与时间表；按月核查，一旦发现进度滞后，就会生成提醒警报。建立干部业绩台账，如实记录其工作完成情况及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既反映工作成果又记录工作过程，为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干部工作实绩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大同市委组织部，记者看到一份关于某县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其中对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评价分别是——

　　“该同志平时注重学习政策理论和市场经济知识，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善于抓大事、抓关键、谋发展，持续推动的城建、生态等工作成效明显。为人谦和，工作不辞劳苦，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不足之处：抓班子带队伍有些放不开手脚，不能充分调动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同志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干部群众口碑好。经过多岗位历练，综合素质高，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成效明显。作为政府一把手，对副职充分信任，放手发挥大家的作用。不足之处：用力不均，创新意识不强，有求稳怕乱思想。”

　　这份报告的生成，源自“无任用谈心谈话”，内容包括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长处优点、问题不足等。

　　“以往，我们了解、把握干部的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据任前的谈话、考察，较难做到知长知短、知根知底。”大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向东说，去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推行干部“无任用谈心谈话”，在县区、市直单位中开展部务会成员与县处级干部“一对一、面对面”谈心谈话，力求近距离、多维度了解干部。

　　“作风比较民主，重大事项按程序来，定期听取大家意见”“需要加强沟通协调”“马上退休了，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有思路、有办法”……这是大同市某部门一名副职在组织部门谈心谈话时，对正职及班子其他成员的评价。在谈心谈话中，谈话对象要谈自己，也要说别人；既要说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又要说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涵盖8小时内的工作表现、8小时外的情况。

　　组织部门综合分析谈心谈话获取的信息，最终形成《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让单位班子、一把手、其他班子成员的“画像”更为立体、逼真。截至目前，大同市对所属11个县区、213个市直单位1300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分析研判报告都已形成。“党委换届即将开展，这些报告为干部的‘上’与‘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赵向东说。

  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坦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关键是全面准确认知干部，而这需要“软”“硬”两手：硬的方面就是在考核上下功夫，实施差异化考核办法，力求考核指标更接近干部的工作实际、更精确反映干部的工作状态；软的方面，就是通过专题调研、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等途径近距离接触干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干部的信息，及时掌握干部的活情况和群众口碑，改变以往存在的凭平面材料和经济指标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片面性。

  不是一“下”了之

  既“下”而知错，又可为有望

  数年前，某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因该市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被问责免职，之后被降职安排。根据该同志现实表现和优势特点，前不久省委将其调整到重要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该同志到任后，大胆开拓创新，很快打开局面。这是“下了再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何对待调整“下”了的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除外，将‘下’的干部打入另册、贴上标签、戴着有色眼镜看是不对的。”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王志峰认为，“这些‘下’的干部更需要组织的关爱，教育管理都要跟得上。”

　　山西让被调整的干部“下而知错的同时，仍下而可为、下而有望”。

　　“我申请到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全身心蹲下去、沉下去，争取用两到三年时间，在特色产业支撑、基础条件改变、群众生活改善等方面都有一些大的变化，为全市脱贫攻坚尽一份绵薄之力。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组织的培养、关怀；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救赎自己、提升自己。”这是某市一名因违纪而被免职的副市长的书面申请。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位同志的态度和表现给予肯定，组织部门帮他确定驻村扶贫点，每月驻村时间不少于20天。

　　4月16日，这位同志开始进村扶贫，向镇党委、村支部郑重表示：全力帮扶，不参与乡镇其他事务；积极工作，不给乡村增加任何负担；深入调研，不插手乡村的工作决策。

　　“驻下去了，扎进去了。”跟踪了解的组织部门得到村里的反馈：“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成天泡在村里，走家串户，跟大伙儿一起研究、制定扶贫计划。”

　　在吕梁，市委主要领导跟每位调整“下”的省管、市管干部都要认真谈心谈话，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并安排他们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培训班。目前，吕梁市有3名被调整的原省管干部向市委提出书面申请，自愿参与全市各项中心工作。经市委同意，市委原常委张某某已开始了吕梁山护工（护理）培训就业工作，其他同志的具体事宜正在协商过程中。

  “对于调整‘下’的干部，应做到日常管理不断档、思想教育不断线。”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明星说，“同时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他们干事创业的机会，避免其脱离组织、脱离队伍。”

  对调整“下”的干部，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让其“一下了之”。山西建立起常态化谈心谈话制度，了解被调整干部的思想动态，化解思想矛盾、解除思想包袱，并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级党校参加培训；结合被调整干部的自身实际，引导其在脱贫攻坚、信访维稳、拆迁改造等专项任务、临时岗位中继续发挥作用；对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突出的，依规重新任用。

  最大程度减少“下”

  先立规矩后选人，管理监督不断线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说，“但不是‘下’的越多越好。”他认为，干部的能上能下，说到底都是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更好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减少“必须下”“应该下”的干部数量，需要从源头入手，选好管好干部。

　　先立规矩后办事，坚持标准选好人，山西在“上”的方面实施一系列制度创新。新的省委班子组建后，先后出台《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试行）》《山西省各级党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干部选任从动议、推荐、考察到讨论、任用、公示等各个关键环节，破潜规则、陋规则，立明规则、硬规则。

　　2015年6月，经推荐考察，省直某部门有位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拟提任副巡视员。考察期间，收到反映其问题的举报。经核实，该同志有公车私用行为，对本单位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不规范、报销不规范等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发现问题就坚决放下，提拔任用程序中止。一年多来，山西共有40人次在省管干部选任程序启动后，因发现各种问题被中止。

　　山西建立干部“带病提拔”等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明确要求对落实中央和省委干部政策不力、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仅要纠正错误用人决定，还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任职期间违规任用干部，其本人和违反干部任用程序的3名厅级干部被诫勉谈话或给予党内警告处分。3名涉案的正处级干部，被给予降为正科级或调离工作岗位等严肃处理。4名组织人事部门干部受到组织处理。

　　使用“错位”，也会导致干部不适应、不胜任。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让记者对此印象深刻。某县一位农委主任，“三农”工作成绩突出，后调任县住建局局长。在住建局，该同志勤奋敬业，但因业务不熟悉，且城建工作多年累积矛盾纠纷较多，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多项重点工程任务推进不力。县委慎重研究后，下决心将其调整到了其他岗位。

　　这样的情况在选任干部时遇到不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上”的过程中，考察、认知不够全面，没能做到人岗相适；另一方面，“上”了之后，有效管理不足，量变导致质变。

　　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认为，要避免“门卫”式选用模式，只重视“上”的那一阵，忽略“管”的全过程。

　　山西制定《关于加强对新任省管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从践行“三严三实”、从严要求管理、适时跟踪管理、经常性考核、强化日常监督、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六个方面，加强对新任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这是盛茂林与某新任正厅级领导干部的谈话——

　　“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对认准的事、决定的事、已经部署的工作，要横下一条心、拿出一股子气，大胆实施、见到成效。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遇到矛盾不绕、面对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工作中要克服‘老好人’思想，敢于批评、勇于任事，雷厉风行地抓，理直气壮地管，无私无畏地履职尽职，做敢抓善管的表率。”

  这个谈话，正是基于组织对该新任干部状况的全面、准确把握，很具针对性。这位干部深受触动。

  坚持抓早抓小，山西综合运用各种组织措施，扯袖子、咬耳朵，防患于未然。截至今年4月，387名省管干部因为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谈话提醒、函询诫勉，避免“小病”变“重病”。

  “能上能下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体现，要成为干部工作的常态。”盛茂林说，“在干部选任上下大功夫、在干部管理教育上下大力气，乃是当务之急。”

  唐山四十年

  一凤凰栖落唐山，城中之山遂名凤凰山。多少年来，特别是往昔40年，美丽的传说给了唐山人无限慰藉，也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凤凰涅槃。

  这一切，都要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说起。

  “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矗立在河北省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碑文这样记述着那场7.8级大地震。

　　整整40年了。时光，可以抚慰心灵的创伤，但冲刷不掉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唐山，每一位大地震的亲历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历经4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历史片段里，他们痛过、苦过、哭过、笑过，有的平凡一生，有的弄潮一时，不论遭际如何，他们都从那个共同的起点出发，激荡起个人与时代的命运交响。

　　“活下来”——

　　在向死而生的日子里，有着最坚强的力量

　　地动山摇的那一刻，单任群即将呱呱坠地。

　　瘦高瘦高的单任群，现在唐山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她选的手机尾号是“728”，汽车牌照尾号还是“728”，看到有人名叫“震生”，她就禁不住要问：“你也是地震当天出生的？”

　　对那一天，比单任群更刻骨铭心的，是她的父母。

　　单任群的父亲单春启，新中国的同龄人，当时为驻广西某部空军战士，7月26日休假回到唐山家中。母亲于继英，当时是唐山市织布厂工人。

　　7月27日晚，天气异常闷热。大地震来袭时，于继英尚在梦中。房屋倒塌，他们被埋在里面。单春启很快反应过来，但腿已被压住。他拼尽全力挣扎，双腿剐蹭得血淋淋的，钻出去，又马上将妻子拉了出来。这一吓一拽动了胎气，于继英出来就难受得坐在了地上。

　　“你先忍忍，我得去救人。”单春启徒手从废墟里扒出来3位邻居，但他的母亲、弟弟、岳母都遇难了。

　　每3个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就有一个由废墟中生还，唐山市区有几十万人在互救中重获新生。

　　“我们刚到唐山时，看到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除了孤零零的几座建筑，民房几乎全部倒塌。”一位率部赶到唐山救灾的将军震惊了，尽管他身经百战，无数次目睹残酷场面。

　　于继英的姐姐家住受灾稍轻的丰润县，心里惦记临产的妹妹，一早就拉个排子车赶到唐山市区。单春启把妻子扶上车，去姐姐家待产。

　　一路向北，赶到任各庄公社时，于继英感觉要生了。找到卫生院，卫生院塌了，医生都已赶去唐山救人。千呼万唤，终于找到了一位乡村接生婆。

　　“找不到剪刀，脐带是用铁片割断的。”这个细节，于继英记忆犹新。

　　一整天，于继英他们都没吃没喝，单春启找到一个代销点，说明情况后，人家也没要钱，“给你包红糖吧，还有最后几块蛋糕。”

　　“那碗红糖水的味道，我记了一辈子。”于继英产后没有奶水，她姐姐就抱着孩子，在村里吃“百家奶”。

　　如同单任群以自己的方式铭记“728”，父母也在孩子的名字上刻下感恩的烙印：“任”，指出生地任各庄；“群”，指好心的群众。“绝境之中，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伸出了援手，我们无以为报，只能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作为纪念。”于继英说。

　　地震摧毁了家园，摧残了生命，却摧不断患难与共的真情。

　　当年只有18岁的张凤敏，眼里抹不去那一刻：父母用双臂和身体护住了家中唯一的男孩，而他们自己却永远走了。

　　那一刻，张凤敏仿佛突然长大了：我要负起这个家的责任，哪儿也不去，哪个也不送人，姐弟永远在一起。这一年，老二张凤霞15岁，老三张凤丽13岁，孪生妹妹张凤琪、弟弟张学军只有9岁。

　　一夜之间，唐山4200多个孩子成为孤儿。他们中一部分被父母原单位抚养、安置，一部分被亲属或好心人收养。河北省还在石家庄、邢台专门办了两所育红学校，接收孤儿近千人。

　　张家五姐弟同街坊邻居一起挤在大帐篷里。“部队到了唐山，巡查时发现我家的抗震棚四处漏雨，我们的命运开始了真正的改变。”张凤敏说。

　　唐山人对解放军的感情，已深深地融入血液、浸入骨髓。地震发生后，10万多名人民子弟兵星夜兼程，舍生忘死，挽救了唐山1.64万人的生命。

　　震后初期，人们自己动手撑起各式各样的窝棚。后来，在各路部队官兵帮助下，先后修建近200万间简易房屋，历经大地震灾难的唐山人温暖越冬。

　　“部队来了一个连，为我们盖简易房。与一般的砖头压油毡不同，我们是‘小洋房’式的，当时觉得很漂亮呢。”张凤敏说，“看我们家没柴火烧了，部队把劈好的柴送来；一看水缸空了，战士们给挑满水……”

　　震后唐山亟待救治的伤员达60多万人，其中市区40多万。危急关头，中央从各地派来200多支医疗队、万余名医护人员，把许多人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快呀，赶快上飞机场，那儿可以运出去。”被同事从废墟中救出的姚翠芹，至今记着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话。“好不容易我被送到唐山空军机场。”

　　铁路还在抢修，先期转运伤员的任务多由飞机承担。“机场电台、雷达指挥系统被地震摧毁，只能用耳听、眼看，凭经验指挥起降，最短的起飞间隔只有26秒。”在唐山市山西北里小区，今年80岁的李升堂告诉我们。

　　李升堂当年为空军唐山场站航行调度室负责人，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发黄的人民日报，上面写道：“这个场站的空军战士打破旧规……震后14天，共组织指挥了2400多架次飞机的起降，从未发生过差错，保证了大批救灾物资和人员及时运来灾区，把许多重伤员迅速转运到外地继续治疗，创造了我国航行调度史上的奇迹。”

  和姚翠芹一样，10万多名伤员通过飞机、火车，被陆续运送到11个省市和河北省内的石家庄、邢台、保定等地。

  在抗震救灾的百米冲刺阶段，所有的救援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站起来”——

  在重建家园的岁月里，有着最坚定的信念

　　重塑心灵，重整山河，是震后唐山面临的双重任务。

　　“40年之后的唐山，除了城中保留的几处地震遗址和纪念场馆，除了我们这些人身上带着地震的痕迹，哪里还能看得出半点儿地震的影子？”坐在轮椅上的姚翠芹，忆及过往，时而眼含泪光，时而凝神无语。

　　唐山路南区惠民园社区一幢楼房前，修了一条几十米长的缓坡道，通向一楼的房门口。这里是姚翠芹的家，化着淡妆的她谈吐优雅。

　　大地震袭来时，这个曾经能歌善舞、风姿绰约的文艺兵，这个刚刚转业到银行工作的女职员，这个正在热恋中的22岁女孩，被同事从废墟中救出。高位截瘫后，她再也无法走上挚爱的舞台。沉重的打击却还在继续：只得从刚入职的银行退职，恋人也离她而去……

　　有过绝望的想法，动过轻生的念头，但姚翠芹收到了战友们鼓励她做“中国女保尔”的来信，医护人员也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到了她的病房床头。“我问自己，除了双腿不能动，并不比别人缺少什么，我能不能把破碎的自己，一点点重新拼凑起来？！”

　　姚翠芹向往正常的家庭生活，她选择了同在大地震中致残的病友田文元为伴侣。热爱艺术的姚翠芹重新放开歌喉。1987年，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唱响了亲手作词的歌曲《我是幸福的残姑娘》：“我是幸福的残姑娘，我胸怀美好的理想，愿理想插上翅膀……”

　　没了腿，但思想可以行走，精神可以飞翔。姚翠芹侧躺在床上拿起了笔。2006年大地震30周年，在唐山市有关部门支持下，她已出版《焦竹听雨》《寒梅映雪》两部著作。“为啥这两本书一定要赶在2005年底完成？其实是在跟生命抢时间，截瘫病人的生命极限是15年，我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长。”

　　国外的卫生组织专家曾预言，由于生理、心理和治疗技术等多方面原因，唐山截瘫伤员最多可以生存15年。然而，40年过去，唐山地震3817位截瘫伤员中尚有960人健在，比预言的时间延长了一倍还多。

　　姚翠芹仍在同时间赛跑，近几年她又相继完成《幽兰凝露》《雏菊傲霜》两本书。

　　“我从不敢承认现实、不接受现实，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唐山这座城市站起来了，我也没有趴下，成为一个在精神上站立的人。”姚翠芹舒缓的语调中多了几分凝重，“唐山，就是一座永远不会趴下的城市。”

　　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唐山，既是党和政府的号召，也是震后幸存者的集体意志。

　　“当年厂里有7位怀孕女工，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啊。”于继英轻声诉说，“既然活下来，必须好好活。”

　　休完产假，于继英把单任群留在丰润，赶回唐山市织布厂上班。“那时的任务就是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厂里的废墟清理了两年多，织布厂多是女工，我们一天挑碎砖瓦砾来回好多趟，但不觉得累，心气高得很。震后一年多建起简易厂房，恢复了生产。”

　　震后的唐山，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生活：震后不到一周，数十万群众衣食得到解决；震后不到一个月，供电、供水、交通、电信等生命线工程初步恢复；震后一年多，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

　　83岁的赵振中曾任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当年全程参与了唐山重建。“震后没几天，一支来自上海、北京、辽宁等地60多人的小分队赶到唐山，架起晒图机，争分夺秒地搞调查、订规划。”

　　震后头三年，赵振中没休过一个周末，“那么多外地专家帮着唐山搞重建，咱哪能丢下人家不管？”

　　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1979年，唐山拉开了全面重建大幕。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薄弱，仍为恢复建设新唐山投资43亿多元。到1986年，重建任务基本完成。

　　据《唐山市志》记载，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北省的支持下，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和河北省各地市，以及省属、部属建筑企业，陆续来到唐山支援建设。从震后至1986年末，外地援唐单位总人数达11万多人，竣工房屋建筑面积1056万平方米，占唐山市恢复建设竣工面积的50.9%。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援唐施工队伍的支援，完成重建的时间，要推迟10年左右。”1980年毕业后到唐山市建设系统工作的程才实，亲眼看着新唐山一天天地长大、长高。

　　至今让程才实激动不已的是，1990年，唐山市成为中国首个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当时我国推荐了9个城市和个人，包括一个直辖市，最后唐山胜出。”

　　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颁奖词指出：“向唐山市政府颁奖是为了嘉奖1976年地震后唐山规模巨大的建设和卓著的成就，这是以科学和热情解决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问题的杰出范例。”

　　震后，西方媒体曾一度断言，唐山将从地球上被“抹掉”。

1986年6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刊文《从废墟中兴起的城市》：“唐山的新生证明了她的人民的复原力，以及证明了中国在邓小平改革政策指导下跨出的巨大步伐。唐山已经坚毅地从瓦砾中站立起来了……这座重建的城市，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目标。”

　　“赶上去”——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有着最激越的旋律

　　唐山人不得不面对的是，正值改革开放之始，唐山却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建设上，边复建边生产。

　　邓小平有句名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唐山人则在赶上改革的征途上，一路追赶、一路奋进。

　　住过抗震棚、简易房的唐山人，逐渐搬入永久性住房之时，无比渴望回归正常的城市生活。

　　1984年4月28日，震后第一座永久性商业设施——近8000平方米的唐山百货大楼正式开业。

　　“店里已经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人没进来，只好请来警察维护秩序，出去一批，再放入一批。”开业当天的这一幕，牢牢定格在时任百货大楼副总经理解仁义的记忆里。

　　作为一座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当时的唐山计划经济色彩非常典型。很快，一块“烫手的山芋”摆在刚接任总经理的解仁义面前。

　　1993年7月，唐山市政府决定，由唐山百货大楼整体兼并唐山纺织品批发公司。这家公司有职工370人，负债4000多万元。当时，唐百正值红火时期，有的领导怕兼并以后被拖了后腿。

　　接，还是不接？解仁义主张往长远看，“当时这家企业是有困难，但它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有优质的固定资产，有期待翻身的员工，不是包袱是金子！”通过改组、改革、改造，第二年，原唐山纺织品批发公司扭亏为盈，盈利270万元。

　　此后，唐百又相继兼并唐山市10家亏损企业，囊括全市原国有商业企业近八成的版图。2002年，唐百改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而今，解仁义亦坦言，这个行业的竞争充分又激烈，加之电商的冲击，企业目前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好在我们连续3年的营业额都保持在100亿元，在唐山仍绝对称雄。”

　　执着进取的唐山建设者勇于直面困难。解仁义是这样，么志义也是这样。

　　先后执掌县属、市属、省属国有企业的么志义，30多年实现了“三级跳”，“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还怕什么困难？没有困难，我干得还不带劲呢。”

　　么志义的父母、哥哥和两个弟弟都在地震中罹难，他被邻居从废墟中救出，头部受伤，转至陕西西安治疗，成为么家唯一的幸存者。

　　么志义被唐山丰南县有关部门重点照顾，安排到县拖修厂当了一名工人，后又作为骨干被调入县色织厂。“当时纺织企业普遍滑坡，色织厂举步维艰，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畅，原料来源匮乏。”

　　无奈之下，厂里“全员跑市场”：把产品卖出去，把原料赊进来。“当时，我是设备保全工，看到堆积如山的产品、停工待料的机器，心里干着急。听说厂里发动大家跑市场，赶紧找到领导：让我试试！”么志义说。

　　背上满满一大包针织袜，么志义登上了驶向东北的列车，“看白眼，赔笑脸，跑断腿，磨破嘴”，他将一批批产品推销出去，一笔笔款项周转回来。这段经历，让习惯计划经济思维的么志义真切感受到了市场的魔力。

　　“这是个人才！”很快，么志义被调到厂供销科担任副科长，后又提拔为供销科长、经营副厂长。1985年，28岁的么志义就任丰南县色织厂厂长。

　　1996年3月，市里把建设唐山化纤厂2万吨粘胶短纤维项目任务交给了么志义。项目总投资8.5亿元，由于多种原因，自1992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办公楼、食堂刚刚建到一半，原纺酸三大主车间厂房尚未封顶，配套的公用工程水电气项目还没着落。”

　　凭着一股子在震后奋起的干劲，么志义一上任就重启了项目。“每天得投入100万元资金，早上一睁眼，就要想着从哪儿筹措，有时候真在等米下锅。那些日子，差不多每天奔波于唐山、石家庄、北京，跑政府、跑银行、跑担保公司，终于将项目建设引入正轨。”

　　1998年，河北省组建唐山三友集团，么志义又一次被委以重任，担任这一大型国企掌门人至今。去年，三友集团创下河北省工业企业效益、利税增幅、职工收入三项第一。“我做企业，小步爬坡，稳着呢。”么志义笑言中透着唐山人特有的自信。

　　么志义身后的唐山，和他一样自信，一样从容。唐山人憋着一股劲儿，不甘落后、敢为人先，以改革为动力，化灾难为机遇，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机制。

　　在这一时期的改革大潮中，唐山始终没有缺席，被列为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城市综合改革、优化资本结构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试点市，获得多方面政策支持。

　　“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唐山抗震精神在市场经济时期熠熠生辉。废墟上站起来的唐山，借改革开放伟力，短短数年气象一新。在经济发展起步晚于全国10年的情况下，唐山“七五”赶、“八五”超，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九五”“十五”时期驶入快车道，2004年起，唐山经济总量一直居河北省各地市之首。

不过，最近几年，这座英雄的城市，遇到了新的“坎”。

　　“闯过去”——

　　在爬坡过坎的转型期，有着最执着的梦想

　　小妹张凤琪是张家四姊妹中最漂亮的，刚参加工作时在开滦矿务局食堂卖饭，不少青年工人将饭票和情书一块递上，后来领导不得不给她换了岗位。

　　当她和马立山谈恋爱时，遭到了大姐张凤敏的强烈反对——因为马立山是待业青年。

　　张凤琪不为所动。时间越发证实了她的眼光。提及往事，张凤敏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我们都跟着沾小妹夫的光。”

　　马立山很低调，我们第三次登门拜访时，才同意见面。

　　起皱的白衬衫、黝黑的皮肤、刚毅的脸庞，走在大街上，你很难把他和身价不菲的“矿老板”连在一起。

　　“天天泡在农业生态园工地上，晒黑了。”

　　“做生态农业？你正在和唐山一起转型啊！”

　　“我比唐山转型要早得多。”马立山说话沉稳，不疾不徐。

　　马立山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唐山前面。1981年，马立山高中毕业，父亲是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工人，他可以“顶班”。参加了培训，通过了体检，但马立山最后放弃了，摆地摊卖服装，成为唐山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有了一定积累后，马立山建起了门面房，经营过建筑陶瓷，后又改卖家电，“那时我能从上海进到紧缺的凤凰牌自行车，进价158元，高的时候能卖到380元。”他还自己掌勺开过饭店，持有过10万股天津劝业场的原始股，继而做五金贸易，“唐山的钢厂多，五金生意红火。”

　　进入新世纪，马立山进军铁粉、钢材、焦炭、生铁行业，独自经营两个石灰矿、两个铁矿，入股两个铁矿，还在丰南区开了一家铁粉精选厂，“日产量1500吨，是当时区里最大的铁粉厂。”高峰时期，唐山钢铁产量约占河北省总产量的一半、全国的1/7、世界的5%。

　　2008年之后，嗅觉灵敏的马立山陆续将石灰矿和铁矿脱手，“幸亏卖得早，搁到现在，就砸手里了。”2010年，马立山将铁粉精选厂的厂址，改建为仓储物流基地。后又通过流转拿到170亩土地，建设意龙农业世博园，主打生态农业。目前这两个项目已投入近亿元。

　　与马立山一样，这些年，唐山市也在执着转型。拥有230公里海岸线的唐山转身向海，20多年来努力“用蓝色思维改写煤都历史”，兴建唐山港，开发曹妃甸，沿海经济加速崛起。

　　最近几年，受外部冲击和自身经济结构的叠加影响，唐山经历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艰难时期”，但并没有放慢结构调整的步伐。钢铁、焦化、水泥等传统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2010年的51.5%降至2015年的37%，装备制造业占比则由9.7%升至20%。过去5年，全市累计压减炼铁产能1087万吨、炼钢产能2357万吨。

　　今年4月29日开幕的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则给世人留下了这座城市坚定不移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惊鸿一瞥。

　　南湖公园是唐山世园会的主会场，岸芷汀兰，蓊郁葱茏。其前身可不是这样，这里原是开滦矿务局100多年来采煤形成的大面积沉降区，震后部分遇难者也集中掩埋于此。由于多年没有规划和利用，地面塌陷，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孳生，违建围城，成了城市“伤疤”。

　　就在两年前，现在的世园会会址周边，还散布着88栋违章别墅、刘庄出租大院等片区，无规划、无产权、无土地使用证。十多年来，数次启动拆迁，但终因历史遗留问题繁多，利益错综复杂，启动后，搁置；再启动，又搁置。

　　世园会的会期是确定的，拆迁不能等待，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路南区党政班子肩上，常务副区长朱建峰受命担任指挥长，给他的时间是62天。朱建峰带着150人的队伍“钉”在一线，用两个月时间啃下了硬骨头。

　　年过五十的朱建峰，讲起话来激情澎湃，但一触及地震就不愿多谈，“那是唐山人的伤口，一座城市的痛啊。”当时他家住柏各庄农场，现在属于曹妃甸区。弟弟妹妹在地震中遇难，是朱建峰心中永远的痛。

　　2007年，朱建峰调到路南区工作。路南是唐山的中心城区，也是当年地震的重灾区。2008年，唐山市在南湖区域的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建起大地震纪念墙，铭刻24万多罹难者名字，他的弟弟妹妹名列其上，“没想到32年之后，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路南区团聚了。”

　　这几年，震后危旧平房改造一直是唐山城市建设的“一号工程”，数万居民告别了低矮破旧、简陋潮湿的危旧平房。2015年底，朱建峰见证了老交大片区危旧平房搬迁改造，“这个片区的拆迁完成，标志着唐山彻底消除了震后简易房。”

　　危旧平房改造，让单任群的父母住上了高层小区，站在阳台，南湖公园尽收眼底；姚翠芹夫妻也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在唐山主政者心目中，这座资源型城市还有更大的手笔正在挥写——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实现由投入增长型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资源依赖型发展向沿海开放拉动转变，“努力把唐山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的重要支点”。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由进步来补偿。”在巨灾中挺立，在毁灭中新生，步入不惑之年的新唐山，正酝酿着又一次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