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1日，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掀开盖头。在清华园科技厅简短而庄重的欢迎仪式上，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聘书，数百名师生和来宾热切的目光聚集在两位学界翘楚身上，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国外，名牌大学聘请一些离任或退休的政要出任教授已成时尚，当然，前提是这些人都是著名学者或高级专家，而在国内，这种做法尚未广泛。聘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出任这一职务，似有与国际接轨之意。范敬宜是当今新闻界的老前辈、名报人，50年的新闻生涯还没过够，现在又跨入学界，要为中国传媒界造就一批高素质人才贡献余热了。
儿时自办手抄小报， “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季羡林先生甚至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幼时，他曾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已故著名画家王个簃先生当年看了他的习作后作出如此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他曾就读于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这里汇集了一大批精于文史哲的学者、教授，浓郁的国学氛围培养了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看了《范敬宜诗书画》一书中选录的他从13岁至今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即会对他在这方面的功底略见一斑。可是由于后来全身心地投入了新闻工作，就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余事艺三绝”之誉。
今年年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范敬宜诗书画》，冯其庸先生撰文《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自辩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三个“不是”自是谦言，“老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则能追溯到60多年前。
范敬宜对新闻工作有着天生的情结。他儿时多病，常被母亲锁在家里，从窗口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堂。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当时的《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因其居住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弄堂里。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不过是“秘密发行”的。
“有几次，我看到邻居家一位姓王的外国通讯社记者，晚上下班后经常在弄堂口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写了篇报道登在头版头条，题目叫作《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然后塞到他家的门缝里。他看了大发雷霆。有一天终于东窗事发，事主上门大兴问罪之师。母亲只好赔礼道歉。最后王大胖悻悻地扔下一句话：这孩子将来非闯大祸不可!”
几十年后，范敬宜谈起这件事来还那么开心，说：“这个王大胖真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我1957年会闯大祸。”由此看来，说他“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应不为过。
痴心不改，下放劳动时最大心愿是当墙报编辑
范敬宜走上新闻道路，是在全国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当时他刚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没能留住他的心，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布满烽烟的白山黑水间，拿起笔作刀枪，成了《东北日报》(1954年大区撤销后改为《辽宁日报》的一名新闻战士。从此，也与新闻结下不了情。
在辽报工作期间，他历经坎坷，一顶“右派”的帽子压了他20多年，酸甜苦辣常人难以想象，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1984年，组织上大概是考虑到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
不少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新闻岂止是喜欢，简直爱到了“酷”的地步。
记得他到《人民日报》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讲了自己对新闻工作痴心不改的真情实感。不论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他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还是不断地写作，化名投稿。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取经，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到这里当一名记者，一定会拼命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