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25日
头版头条 一个“萌点”浮现……
《沈阳日报》不但是时代的见证者，还是勇敢的改革者。
我们放在后面再说这些已载入报史的荣光，先说一说“一个盗窃犯的自白”（盗窃犯是沿用历史称谓，现均称犯罪嫌疑人）。说实话，作为已经有20年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我从来没见过一起盗窃案的题材登上了一家党报的头版头条！对，你没看错，就是这样一篇《一个盗窃犯的自白》——听上去很普通的法制新闻——上了党报的头版头条，甚至，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还很奢侈地配了三幅插图。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专门部署“除生产外各项工作要给人口普查让路”工作的内容，被挤在右侧一栏，给它“让路”了。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1982年6月25日的《沈阳日报》上。
摘录，还原历史（含编者前言、编后的话，此文刊发时为3313字）：
大量商品被盗，教训在哪？请看——
一个盗窃犯的自白
我今年31岁，是工人。我本来不会盗窃，公安局也不“挂号”。为什么成了如此胆大的盗窃犯？我找出了潜伏在脑子里的痕迹。在我没走上犯罪道路之前，我看到有的商店把快货、缺货卖给熟人，不上柜台；买高档商品可以走“后门”，在库房里任意挑选，店主人迎来送往，其他售货员又不过问。
去年初，我去中街一个商店想买台日立牌电视机。柜台上有四台，都有毛病，请售货员再从库里拿几台，当即遭到白眼。可是陆续有人从商店内部抱出日立牌电视机，真“眼人”。趁售货员不注意，我也混进去。到里边一看，日立牌电视机摞着一大堆。
几个人挑来挑去，营业员的服务态度也比柜台上热情周到。我在一旁观察，并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时我还没有盗窃的胆量，但这件事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成为以后犯罪的一个萌点。
打这以后，我常常假扮成走“后门”的特殊顾客，观察和寻找各商店管理上的漏洞。我到友谊商店和南市百货商店内部，以“贵客”姿态浏览仓库，进出各办公场所，流窜各类便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这时我下了决心：壮着胆子干吧！
初次偷拿商品，侥幸得手。去年9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去中街皮鞋三厂门市部想买双皮鞋。可是进门一看，三个售货员，各居柜台一方，伏案睡觉。我喊了几声，无一人搭腔。其实三个人不可能都睡着，只不过互相推诿，不想应声。我就利用这一机会，装作在柜台看货，也不再喊她们了，轻轻从柜台里偷出一双样品鞋。出门一看是双女式的，就到大西门物资交流会卖给过路行人了。
品读旁白：
一名工人为什么盗窃，又为什么能够盗窃成功？
1982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我从兰州商场职工通行的门，溜进三楼办公室走廊，这里放着很多落地式收唱两用机。我垂涎三尺，看四下无人，搬起一台就往回走，走到二楼时，不巧对面上来两名女营业员。这一下非同小可，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说：太沉了，两个人来就好了。这招真灵，加上我的假动作，她们认为我可能是凭“后门”关系任意挑选商品的特殊顾客，不仅毫不怀疑，而且热情地给我指路，帮助开门，告诉我不必从铁楼梯下去，可以从二楼口的一扇门直接出去，这样好走。
到了门口，我把落地式放下停一停，一方面想用沉着稳重来表现“贵客”的身价；另一方面，落地式一米多高，挺重，不好拿，喘口气再下楼。这时，一营业员帮助推门，我往外一看，大吃一惊——此厅正是营业室，面对着该店落地式出售组，柜台里还站着两名售货员。怎么办？出去吧，危险性太大，吓得我有点发蒙。假如售货员稍留意问一问，我就会原形毕露了。退回去吧，更危险，里边的两名女售货员还没走，立刻会露出马脚，那就更糟了。于是，我头也不抬，好像一心只注意落地式、怕碰坏的样子，强作镇静往外走，心里七上八下。但出乎意料，无一人过问。这样，一台价值270元的落地式，当着货主的面被我偷了出来。侥幸的成功使我的胆量更大了。
品读旁白：
工人身份时遭受白眼，而变为盗窃者却受到热情接待……
今年2月份的一天，家里给我10元钱，让买蒸锅。我心中有数，大胆地把钱喝酒花了。我想，趁人多时在二轻局产品销售经理部转两圈，肯定能弄出一箱蒸锅。果然，第二天中午，该店玩具部正卖魔方，借人多抢购之机，我把一箱东方红牌铝蒸锅拎起来迅速上了二楼，又从另一楼口下去，就变成了我买的商品，无人敢问了。这箱蒸锅共六只，每只12元。
我经常出入一些商店的内部仓库，伺机作案。在这过程中，发现许多商店的门卫制度很不严格，对生人不闻不问。有时问，编个假名也能进去。比如南市百货商店，我根本没有一个熟人，却多次进入它的后院。哪个门能进，哪个门能出，都摸透了。还多次上到它的四楼。去年9月份，我从该店一楼营业室偷出一箱水磨砂纸共1000张。
品读旁白：
刊发时编辑在此处加注说：公安部门去该店查证时，南市百货商 店营业组有关人员还说没丢——“货款相符”。
……
使我盗窃得逞的另一个原因，是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污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是坏人坏事，也“少说为佳”。我的作案，并非像公安机关常说的“趁无人之机”，相反，却是趁人多之机；不是在夜深人静，而是在人多的大白天。所以，有时也难免被人发现。比如一次，我从联营公司童车部拎出一箱儿童车（四台），很沉，走了十几步只得放下。背后过来一对男女青年，走了不远就站住了。那男的低声对女的说些什么，我没听真。但从神态和目光中，看出是对我有所察觉。这时只见那女的扯他的衣袖，男的还想说什么，女的就大声说：“告诉你，别没事找事。”那男的就不吭声地走了。如果他们过来盘问，当时离童车部只有十几步远，很容易被当场识破。
品读旁白：
每次盗窃并非“趁无人之机”，而是大白天“趁人多之际”，原因是“怕惹事”思想帮了大忙，十年浩劫的“精神污染”。可谓分析到位，认识深刻。
偷起一箱走，发现有人瞅，麻痹和混乱，热情送门口。
柜台三姐妹，伏案集体睡，小偷请自便，梦中不怪罪。
远看是个人，近看是门神，贴那不管事，盗贼出入勤。
三首打油诗，是配此文三幅插图的。算是对“自白”的高度凝练。
本报评论员文章《对官僚主义者的当头棒喝》解释了如此“重视”的原因：一纸盗窃犯的自白暴露了某些商业企业的严重问题。原来，他们那里还有那么多“空当”、死角，还有那么多昏昏欲睡者和不负责任的人。难怪盗窃分子在那儿大摇大摆地取拿，如入无人之境。官僚主义者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受到触动和教育吗？希望商业部门的同志赶快铲除不正之风，从思想上、制度上、作风上，全面、彻底地检查和堵塞你们那里的漏洞，警惕这类“大搬运”式的盗窃犯在你们那里出入和游荡。
今天，我们再读这组报道，不得不为前辈们的“大胆”之举与匠心处理击节叫好，不得不为当时社会某些乱象感到痛心。更重要的是，这组报道点中了必须变革的一个“萌点”。它既是盗窃犯罪的一个萌点，也是必须改革的一个萌点。从而，《沈阳日报》在1980年代的新闻报道针对时弊，紧扣着时代脉搏，成为沈阳一股锐意进取、改革开放的冲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