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盐碱滩上的“小康试验”
——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下）
本报记者 高靓 柯进 董鲁皖龙
斗转星移，时间转眼过去了20多年。河北曲周王庄村亩产达到八九百斤后，无论上多少肥都不再增产。而此时，距王庄村仅几里地的中国农大曲周试验田里的玉米，亩产最高已达1600斤。
王庄村的老支书王怀义又坐不住了。
他直接去北京，问他的“老兄弟”、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院士。于是，从2006年起，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治碱精神，开始了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的系统研究。
如果说，45年前的改土治碱，是一场解决中国农村温饱问题的试验，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农大在曲周所做的，就是探索农业助力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另一场试验。
试验田的成果为何走不到田间地头——
一项把二级教授逼哭的试验
“为何一墙之隔，实验站和村里的产量差距这么大？试验田里的产量能否变成农田的产量？”早在王怀义找来前，中国农大专家就意识到问题所在并采取了行动。
“找一块地做示范，用我们的技术成果指导农民，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是李晓林、张宏彦、王冲3名教师被学院派到曲周实验站开展研究之初的想法。
在有着多年县校合作基础的曲周，找场地、组织农民都不是难事，种子、肥料、农机也都准备齐全。
在华北平原，玉米的播种期只有短短几天。让教师们没想到的是，原计划3天的播种，竟干了11天。
原来，这160多亩地分属70多个农户。播种要先浇水，浇水还得各家排号。更要命的是村民内心充满疑虑。要想让所有人按照统一用种、统一耕作、统一施肥、统一播种的规程操作，教师们必须比农民更早下地。不然，一不留神就会有人偷工减料。
谁知，每天刚到晌午，地里就没了人影。“跟农民不熟”的农大教授被晾在大太阳底下，躲又没处躲，走又不敢走，只能喝生水、啃烧饼。没出3天，3名教师都病倒了。
“研究了大半辈子农业，头一回知道，原来种地这么难。”李晓林望着播了不到一半的种子，这位年过半百的二级教授鼻子发酸，“我这是图个啥？”
打道回府，还是留下接着干？3名教师激烈争论。李晓林的内心也纠结不已。当天回到实验站，走过那块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的石碑，李晓林决定：“不能再住实验站了，必须住到农民中间去。”
就这样，3名教师在白寨乡一处荒废已久的院子里安营扎寨。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走街串巷和农民聊天。慢慢地，有人开始拿着自家的庄稼上门咨询。为了让人好找，他们在院外刷了个“地标”——科技小院。
一个月后，村民好奇：“你们怎么还没走？”李晓林无意中说出了当年石元春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来了，就没想走。”
有村干部调侃：“来我们这儿搞试验的不少，种子肥料一放，插块牌子就完事。你们牌子没插，人‘插’这儿了。”
“当老师的前20多年，我只来过曲周实验站一次，取点土样回去做研究。”李晓林坦言，“那时想的是发论文、获奖，很少考虑自己的研究对农民有啥用。”
在科技小院这一年，李晓林在曲周待了300多天。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的体验让他意识到，农民面临的问题，远比在实验室里想的更复杂。
李晓林暗下决心，今后要依托科技小院，探索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的贴身服务。
理想中的高产高效能否实现现实中的致富梦——
一项让农民兄弟点头的试验
“农民不怕挣得少，就怕赔。”王庄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今科富小麦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浩明一语道出了农业科技落地难的症结。中国农大的老师们知道，要让农民兄弟点头，除了要拉近距离，更要让他们见到效益。因此，实现高产高效，成了曲周实验站探索的重点。
新世纪以来，华北平原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凸显，传统农业难以为继。为此，曲周实验站围绕黄淮海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了高产高效农业理论与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等研究。
通过“科技小院”，这些科研成果被转化成实用技术：测土配肥、水氮后移、水肥一体化……再通过大学教授、讲师、研究生“翻译”给村民：
“大叔，现在还不能浇水，不然影响产量！”
“婶子，您地里的氮磷钾成分太多了，不能再施肥了！”
开科技广播、办田间学校、组织中秋晚会、走村串户劝说……“科技小院”成立之初，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设法劝住农民少往地里“投入”。“我们年年都这么种，怎么会影响产量？”一些“老把式”不服。
2009年10月，白寨乡试验迎来“大考”：示范方的玉米平均每亩单产1260斤，最高1600斤，而非示范方平均每亩单产1080斤。
“科技小院”一战成名，十里八乡纷纷来请。
“小麦、玉米是我们的长项，葡萄、西瓜、苹果我们没研究过。”面对邀请，李晓林有些犯难。不过，后老营支书田振海的话触动了他：“农大的教授，就是从头学也比我们强！”
村民一句无心的玩笑话，让李晓林深知，金杯、银杯不如村民的口碑！短短8年，曲周的“科技小院”从一个发展到11个。每个小院都有一名教师和几名常驻研究生，村民任何时间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有问必答”。
“以前，农业科技都在电视和报纸上，我们想要，也够不着。现在，村里就有教授、博士，地里种什么，心里都踏实！”王浩明说。
今天，“科技小院”正从曲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在中国农大的带动下，100多个“科技小院”在全国23个省市落地生根，这种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环境署认为，解决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世界性难题，并被写入“全球未来粮食环境发展战略报告”。
未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一项给乡村带去希望的试验
45年前的改土治碱，使黄淮海平原变为大粮仓；粮食产量的提高，人口密度加大，又造成了农业对环境和资源的过度消耗……
这些挑战成了时代交给农业科技工作者们的“考卷”。
“我们正在做循环经济试验——用牛粪做有机肥，用有机肥种粮食，再用秸秆喂牛、种蘑菇……”王浩明说。
今年1月，“科技小院”的师生们走村串巷，对曲周县342个村的农民进行了一场大培训，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理念。
在前衙村“科技小院”，中国农大研究生王晓奕指着小院内试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自信地说：“我们为前衙村制定了一套绿色发展指标！”
事实上，“科技小院”在曲周的试验，正是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探路——
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的“零时差”，将传统农业带入绿色发展时代；
高校与乡村的“零距离”，将带动乡村走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路；
师生做媒的“零门槛”技术服务，为高校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拓宽了道路。
今天，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三年的专业硕士培养期，有两年半的时间在曲周的田间地头：从报到到科研和论文答辩，他们都在曲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对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他们只需通过一根网线，就能直通中国农大图书馆和导师团队。
“如果说治碱给曲周留下的是精神，那么科技小院带给曲周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曲周县原政协主席胡耀东说。
今天，在王怀义腾出来的老宅子里，王庄村科技小院“院长”赵向阳自豪地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学生，还是农民、农技员、培训师、乡村挂职干部和活动组织者，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时常来“送温暖”的王怀义，看着那些被晒得黝黑的大学生，常常喃喃自语：“跟石元春、辛德惠他们年轻时一样！反正，谁住进村，谁就会变黑！”
【短评】
生产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
从上世纪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远赴黄淮海平原开展科学治碱大会战，到上世纪90年代治碱成功后推进县域农业综合开发，再到依托实验站探索农业的高产高效，一代代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河北省曲周县的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新世纪以来，为了解决农户分散经营、水资源紧缺的黄淮海平原增产增效难题，新一代中国农大人依托设在农户身边的科技小院，在给农户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门槛技术服务的同时，不断探索中国农业的绿色发展道路。
一批批大学者、大专家走下讲坛，主动与农民结合，与生产一线结合，与国家和产业的现实需求结合，成为新理论新技术的验证者、推广者和应用者。一批批青年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分布在全国23个省市的120余家科技小院，义务担当农民身边的“住诊医生”，他们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用专业所学，为农民朋友的日常生产实践“坐诊开方”，助推乡村振兴。
实践是最好的“磨刀石”。45年来，中国农大教师研究团队与综合治理曲周的盐碱地实践紧密结合，使遭受千年盐碱危害的黄淮海平原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运的历史。45年来，中国农大师生团队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广大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同时，也培养出了石元春、毛达如中国农大两位校长以及石元春、辛德惠、张福锁三位院士等成百上千的优秀师生。
实践是最好的“倍增器”。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动机”，高校发挥学科、专业所长，积极投身生产实践，帮助解决国家、社会、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既是社会的现实之需，也是推动高校自身发展和积聚力量最好的“倍增器”。
中国农大与曲周县45年的校县合作实践表明，一所大学若想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就需要把服务社会纳入学校的顶层设计，把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心前移到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引导师生关注生产一线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将其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试想，如果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大学，和中国农大一样，在生产的第一线都设有“科技小院”，解决各行各业遇到的现实问题，或许，中国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或许，越来越多的大学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会赢得政府、企业更大的支持，赢得更多的社会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