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镜像理论解读
【摘要】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关于主体文化身份形成与认同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也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自我文化建构中不能受“他者”镜像的影响，应在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多级传播，努力实现对外传播从“我说”到“他信”的转变。
【关键词】一带一路 对外传播 镜像理论 多级传播
【中图分类号】G229【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既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该倡议构想旨在“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①“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普遍赞誉，而国际社会因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认识不同等产生的多元反应，也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带一路”“通心工程”的必要性。法国哲学家拉康·雅克（Jaques Lacan）提出的“镜像阶段”理论,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提供了增信释疑、良性互动的理论借鉴。中国媒体有责任向世界阐释和解读“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和内涵，以及“一带一路”对中国及沿线国家的重大意义和经济发展机遇。媒体通过描绘双方发展的美好愿景，营造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国际舆论场。
一、镜像理论的自我构建与“一带一路”的大国形象传播
1936年，拉康·雅克提出“镜像阶段”理论，阐释镜像对自我认同和自我构建的意义，“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②婴儿通过镜中的形象认识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起点；随后孩子通过母亲、身边的其他人得到社会的认同，以实现自我认同与建构。镜像阶段是主体形成的重要阶段，是个体自我初始建构的时期。虽然镜像是“他者”反射的结果，但这个镜像始终是主体“自我认同”的自画像，是主体以想象所产生的反映性幻象。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中国的大国形象理应是国人的自我认同，是中国的“自画像”，而不是由“他者”反射或描绘的镜像。“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情况复杂多元，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很多。
一是国际上某些媒体对“一带一路”镜像化阶段的描述显然是不成熟的、偏颇的，而主体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成的，舆论的形成与统一是需要有过程的，国内媒体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首先要达成共识，给国际一个正确的对中国形象的认识。
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地位的提升使某些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威胁论”，运用“强国必然追求霸权”的片面历史教训，不断提醒国际社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试图通过国际舆论造成中国将会改变世界结构的镜像，进而影响其他国家。这个镜像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以他们的话语系统构成的象征世界，是伪现实。
三是多数国家在中国“一带一路”美好愿景的描绘中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从而对中国建构的镜像产生文化认同，但部分国家还处于消化、理解阶段。因此，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要积极阐发中国和平发展、红利共享等理念，消除他们的顾虑，谋求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双赢的局面。
“一带一路”传播环境复杂，在国内，涉及绝大多数省份，在国际上，沿线已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64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达44亿，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国际关系等错综复杂。如何在借鉴镜像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镜像理论的他人认同与“一带一路”的“他信”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促使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考察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经济构想。在历史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良好的商贸文化交流，在现实中，双方有经贸文化合作的愿望、潜力和前景。在西方国家的镜像中，中国在地球村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需要中国的媒体传播正确的中国形象，既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特别是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
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已经超越了“我说”和“他听”的阶段，正在向“他信”的阶段努力。中国媒体实现自我认同之后，就要设法使沿线国家认同中国对“一带一路”愿景的勾画，通过中国媒体所描绘和想象的镜像化的影像来实现这种文化认同。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功能是意象功能的一个特殊例子。这个功能在于建立机体与它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③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中国大国形象的建构正在被国际媒体所制造的国际舆论对象化，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在自我形象的建构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这个大“他者”的对象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交往中搁置分歧，寻找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伦敦大学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说：“只有他者为其提供了整体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认同与异化因而是密切相关的。”④因此，实现“他信”的传播目标，必须处理好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关系。如何让传播对象相信传播主体描绘的镜中之像呢？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对此很有启发意义。
“二级传播”理论（Two－Step Flow theory）源自对政治选举调查的研究，研究者认为选民中间存在一些“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大众传播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大众传媒流向舆论领袖，然后由他们传给他们想要影响的人们。⑤该理论后来成为传播学的概念，它对“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及相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凡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生经贸、文化往来的实体和个人，客观上都是在进行对外传播。比如陕西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活动“丝路万里行”摄制组到沿线国家拍摄，他们是“看者”“凝视者”，也是“被看者”“被凝视者”；一个执行驻外援建项目的企业，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一个游客到国外旅游，他的形象就代表着中国的形象等。也就是说，在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都是传播者。
“多级传播”是多层级传播有机结合以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具体到“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就是中央外宣媒体、各省涉及“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媒体、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文化团体的外宣部门及交往中的个体等都是对外传播的主体，都可以从不同层面向自己接触到的人群进行对外传播。个体的传播所构成的对中国大国形象的共同描绘、钩织出一个镜像，通过形态各异的象征符号传递给沿线国家民众，使之形成对中国大国形象的文化认同。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要加强宣传部门和媒体对本国民众媒体素质的培养，宣讲“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方略、美好愿景及其对国内和沿线国家经济繁荣的重大意义，要强化丝绸之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商贸文化意义，强化资源共享理念，强化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共通性。
首先，传播永远是双向度的。中国人“走出去”是传播者，在国内，对“走进来”的外国公民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传播者。即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既是其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映射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如果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感受传播给本国或国际社会，其可信度更高，传播效果更好。如何让他们理解、认识并相信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和构想，并成为中国文化镜像的传播者，这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实现，也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进行经贸、文化等交流的企业或个人神圣的责任。
其次，“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要充分发挥地方媒体的作用。国内相关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边境接壤，并有长期交往的情况，双方更易产生文化认同和经验同感。要充分发挥新疆、广西、广东、山东等省份的优势，推广他们成功的经验。陕西是内陆地区，没有边境线与其他国家接壤，但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级的文化名城，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了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历史镜像中的西安颇具文化吸引力。立足这一独特资源优势，陕西广播电视台开设《丝路晚新闻》和《丝路新视野》等新闻栏目，举行丝绸之路电影节、文化节等活动，连续四年成功策划了“丝路万里行”大型文化活动，使陕西广播电视台这个省级媒体成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总之，镜像阶段被某些学者看作是人实现自我建构的重要阶段，那么镜像所投射出的自我是否是真实的或者现实的自我，拉康对镜像是有保留、怀疑甚至批判的，因为镜像是带有鲜明的虚幻性和他者性。具体到“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论题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关键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说什么”要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认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要借鉴空间背景下的西方镜像，还要以史为鉴，从人类文明史上反观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明确中国应该对世界文明承担什么。
镜子能给主体自我的确证，但它却不会听从人的意志，不会轻易改变其镜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不能受制于西方文化镜像所呈现的那个“理想我”，我们要构建一个自己文化镜像的“理想我”，这个“理想我”的塑造只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下，由中国人自我塑造完成。沿线国家所有凝视的眼睛都会形成一个镜像，而这个镜像形成的过程中，沿线国家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商贸文化交流必然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发生作用。“一带一路”正在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项目稳步推进着，中国要在保持自我文化镜像完整性的同时，积极向沿线国家投射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做一个影响沿线国家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写的“他者”。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加强，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也在提升。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认为，“软实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去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软权力”拥有者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⑥“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在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在通过沿线国家完善自己的文化镜像，同时努力塑造一个“他者”来帮助沿线国家构建一个属于其自己历史语境的文化镜像。中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自我和“他者”的互动中来达成自我文化认证。
三、镜像理论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策略和对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有所期待，期望中国能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合作机会，探索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这一良好愿景的实现“取决于参与国际发展进程的主要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能否形成较为稳固的利益契合”⑦，取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合作中能否遵循“扩散的互惠性”多边交往原则，即利益共同体成员总是预期“它们所达成的协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量上给它们带来大致平等的收益。”⑧利益交换是国际交往永远不变的法则。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强调的是共同发展，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预期,利益冲突出现时，利益体以相互让步的方式来达成某种交换或折中。这就需要沿线国家努力寻找，甚至主动创造交点与空间。媒体如何将这一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并让国际社会产生认同，让沿线国家主动接受，实现“一带一路”的“他信”传播，还需要下大功夫完善我们的对外传播机制。
因此，要实现“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首先要处理好对外传播与互惠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做”的关系。话语构成的镜像是“镜中花”“水中月”，会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相继破灭。国际合作的基本准则是言行一致、重信守诺，要让沿线国家得到短期利益、看到长期利益，相信中国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对外传播要努力成为“一带一路”互惠合作的社会预警器和舆论保险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相关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舆论公关活动中去，以实际工作促进双方的互惠合作，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发挥智库学者的智囊作用和传播作用。近年来，国家和地方省份都在加强智库建设，“一带一路”涉及的省份还建立了专业智库，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智库对沿线国家有针对性的研究和传播，能做到“点”对“点”的有效传播。在这一方面，陕西广播电视台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2017年9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广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硏究基地落户陕西广播电视台。中广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硏究基地是国内第一家以“一带一路”命名的文化传播类的研究基地。基地将以文化传播研究为主线，打造聚合“一带一路”多种文化资源的共享平台，努力成为丝路文化传播的专业智库，提供科学、合理的传播解决方案，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强有力的传播支撑。
第三，要学会用国际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对外传播要关注海外受众特征的变化，“一带一路”直接关系到沿线国家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未来生活，受众群体多、差异大，对外传播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国际传播中，设置国际话题、引领国际舆论是媒体的重要任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各有各的诉求，我们要采取主动，加强顶层设计，设置与沿线国家有利益共通点的话题，引领国际舆论。不仅要做好大的宣传，还要讲好每一个具体的小故事。在对外传播中，要尊重对象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表达风格和理解能力，有针对性地使用他们熟悉的国际话语体系，把传播内容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第四，媒体要善于营造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经验范围”，选好切入点，以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文化传播中，当传播者与接受者拥有共同或相似的语言背景、知识结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认识过程等时，传播就能顺利进行。“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全球传播，“共同经验范围”可以作为媒体选取传播视点的参照。在图像时代，影像营造的镜像世界最容易得到传播对象的文化认同，电视、电影、广告、网络等都是影像传播的重要介质，其中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剧最具优势。陕西广播电视台开设日播资讯栏目《丝路晚新闻》，旨在共同搭建一个真实高效、实时互动的全媒体新闻资讯交流平台。节目侧重于经济资讯，以创业、致富等内容引领对丝路沿线的投资与创业，同时兼有时政、文化等方面的新闻资讯。
镜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理论借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释和解读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与传播主体的自我建构问题。“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构想，关系到中国、沿线国家以及世界的长远发展，做好对外传播是实施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和保障。
【注释】
①《习近平在印度演讲：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人民日报》，2014年9月19日。
③《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64页。
④[法]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⑤戴元光：《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
⑥李海娟：《“软权力”竞争背景下的文化战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2期。
⑦孙伊然：《隐含的利益交换：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
⑧[美]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