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烽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湖南报》，它的创刊、组建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人通过采访一些亲历者、收集一些历史资料，撰写了几则故事，以纪念和致敬那一段光辉的岁月。
南下的同志：千里跋涉 历尽艰辛
据参与《新湖南报》创办的老报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张式军同志回忆：
《新湖南报》创刊时，其人员主要是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原班人马(有一些人中途被留下，或分到别的地方)，其中60余人于1948年12月10日，携带报社全部印刷设备赴承德;另外120余人于12月15日分乘3辆卡车，从原报社所在地——热河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赤峰市)乡村出发，从喜峰口入关，于22日到达天津杨柳青镇。在天津及杨柳青镇学习、休整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23日，这批同志从天津乘火车出发，24日早晨抵达石家庄。因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炸毁了石家庄南几座桥梁，5月26日，他们又乘火车折返天津，再顺津浦路南下，在徐州转入陇海路到达河南开封。6月3日，他们乘火车抵达漯河，因漯河以南铁路尚未修复，于是改乘卡车，9日到达武汉，住在汉口中山街。
他们在武汉住了37天，主要进行《新湖南报》出版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同志们继续南下，从武昌火车站乘车到达咸宁。因前方铁路被毁，19日，改为步行。湘鄂边和湘东北的这条山路，崎岖不平，又因国民党军有时仍出动飞机骚扰，队伍多选择夜行。
7月28日，从得胜洞到平江县城，同志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城里百姓说，这段路是180华里。
在平江县城住了4天，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下乡借粮。8月2日，队伍步行到达长沙县春华山，次日到达黄花，4日进驻东屯渡，隔着浏阳河已能看到长沙城里的灯火。
8月8日，队伍正式进入长沙市内，接管了蔡锷中路上原国民党的湖南《中央日报》，并以那里为新的报社社址。
千里奔波，一路走来，多少曲折，多少艰辛!
采编队伍：三方面组成
《新湖南报》创刊时的采编队伍，主要的是南下的同志，即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同志。这些同志在南下的途中，又接收了一些大学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到长沙后，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了。长沙地下党在新闻界有强大的力量，很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各种报纸中任职，他们熟悉湖南情况，同各阶层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有办城市报纸的经验。
这三个方面的同志，尤其是南下的同志和湖南本地的同志在一起工作，正如《新湖南报》创刊时的社长李锐同志所说：“一开始合作共事，就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还说：当时“‘报社班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班子和战斗集体”。
图书资料：从热河带来
1948年12月从热河入关以前，报社南下的同志就被告知：到天津是“过路”，还要继续南下到湖南。因此，报社的同志从冀察热辽带来了一套在当时困难情况下比较完整的图书资料;在天津又设法补充了一些资料，包括敌伪档案中关于湖南的资料和湖南出版的书刊。
这些图书资料加起来共有10多箱，比较笨重。将这些图书资料从热河一直带到湖南来，实属不易。开始时，报社这支队伍基本上是乘坐卡车和火车，搬运起来还算顺利。但当队伍要从汉口继续南下时，因铁路还没有修复，只好让押运这些图书资料的同志留守汉口，待铁路交通恢复后再运来长沙。
印刷设备：完整地接收
《新湖南报》创刊时的印刷设备，主要是接收原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的。
李锐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回顾《新湖南报》的创刊经过时，不应该忘记原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先生的贡献……在原《中央日报》经理部和工厂许多职工和工人的协助下，段先生将全部机器设备、房屋、纸张等各项资财，完整地移交给我们，这样就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为《新湖南报》的创刊提供了有利条件。”
报纸创刊时的老同志柳思也说：“报纸出得如此之迅速，原因之一，是我们接收了湖南《中央日报》作底子，拥有现成的印刷设备、大量纸张和数千元光洋作流动资金。这是原《中央日报》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的结果，其中原《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创刊号社论：在武汉写好
南下的同志在武汉停留37天。报社全体同志约七八十人，都住在一个旅馆中，社长李锐和副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同住一间可以办公的房子。当时天气特别热，晚上热得只好睡在阳台地上。尽管如此，他们仍悉心研究湖南情况，并开始编辑头几天的报纸，商量着哪些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应先介绍，综合编写了可供10天连续发表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新闻资料。
报纸创刊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也是在武汉写好的。
正式创刊前：出版“号外”
2008年初，一位集报爱好者将一份《新湖南报》正式创刊前出版的“号外”拿来给我看。
这是一张用淡红色类似毛边纸单面印刷的16开印刷品，左下方印有毛主席题写的“新湖南报”4个字，在这之上，印有“号外”两个字，并印有日期——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号外”二字及日期均为从右至左排列)。其内容为《湘水西岸 解放湘潭安化宁乡 赣南攻克兴国县城》。消息来源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文章全部为竖排，并附有一张手绘地图，标明湘潭、安化、宁乡等地的地理位置。报道说：华中前线人民解放军在(八月)六日、八日和九日三天内，先后解放湖南省的安化、宁乡和湘潭三座县城。挺进到江西省南部的人民解放军在(八月)八日解放了江西省南部的兴国县城。在这几次战斗中，一共活捉了国民党匪军两千多人。另外还报道了河南人民解放军某部追剿豫西南淅川股匪任小秃匪部等情况。
《新湖南报》创刊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的朱九思同志看过“号外”的照片后说：到8月13日，我们到达长沙已经七八天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电台，有印刷条件，遇到重大新闻，如三座县城解放，出一张“号外”是可能的。
笔者经核对，报道所写的事实与当时实际相符;“号外”中的“新湖南报”几个字，与两天后创刊的“新湖南报”几个字一致;“号外”版式也符合当时排版的格式。
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新湖南报》创刊前，确实出版了这张“号外”。
“创刊号”三个字 搭凳子才拣到
老湖南报人罗璋，在《新湖南报》创刊时，刚刚15岁，是报社印刷厂拣字排版车间学徒。
他说：创刊前一天(8月14日)下午，我们比平时提前4个钟头就上班了。不久，副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拿来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湖南报》报头，大家都凑过来观看，热烈议论报头该放什么位置，最后一致决定放在头版正上方中央。很快，报头下方的日期、刊号等也已拣好。但排成版后，大家觉得其中“创刊号”三个字用黑体太笨重了点，最好换成清秀的正楷字体。
我正在看热闹，师傅杨开善大声叫我：“满伢子，快些拣‘创刊号’三个二号正楷字来!”当时我们的字架比一个大人还高，字架上的字按偏旁部首排列，每个字在什么地方我们记在心里。听到师傅叫唤，我飞快奔向铅字架，因为个子矮，只好搭起凳子，从右上角拣出“创刊”两个字，再从左下角拣出“号”字，交给了师傅。
罗璋说，第二天清晨，拿到刚刚印出来的报纸，看到自己亲手拣的“创刊号”三个正楷字印在报纸上，心里好高兴，好自豪!
第二次题写报头：是哪一天?
同样是叫《新湖南报》，为什么要再次题写报头?是在哪里写的?是哪一天写的?
《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记述了毛主席1960年3月回湖南的情况。其中第177页记载：“应省委的要求，毛主席第二次为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题写了报头”;第185页记载：“张平化请毛主席为湖南省委机关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欣然答应”。
湖南省委及张平化同志为什么又要请毛主席再题写一次《新湖南报》报头呢?这似乎应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来考量。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湖南省委领导班子换了，张平化同志接任省委第一书记。新书记请毛主席重新题写一次省委机关报的报头，在情理之中。再来看第二次题写的报头正式使用的日期，是1960年3月19日，而这一天头版报道的内容全部是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的消息，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新的省委要请主席重新为省委机关报题写报头一事。
第二次题写报头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肯定是在长沙，是1960年3月11日或3月12日。毛主席是1960年3月10日晚到达株洲车站，随后到达长沙的，他在专列上住了两晚，3月12日便去了江西。
3月11日，他视察了长沙汽车电器厂，还顺路游览了湖南烈士公园，又观看了湖南湘剧团的演出。《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接着记述：“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毛主席精神特别好，起了早床，要工作人员拿来笔墨……我还要给《新湖南报》写一幅报头……”。毛主席应该就是在“那天早晨”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了报头。这里没有写明“那天早晨”到底是3月11日，还是3月12日。但可以肯定就是这两天，而且，3月12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杨新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