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尊重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媒介自由报道信息，反对任何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和干预。
“新闻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了近代，新闻自由主要是通过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而实现的。17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受到封建政权的压迫，为了提升政治地位，实现经济发展要求，首先必须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自由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提出“观念的自由市场”理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以法律的形式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注1）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在总结新闻自由理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新闻自由”的4项具体标准：第一，采访自由；第二，传递与报道的自由；第三，出版发行自由；第四，批评自由。
客观地说，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并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新闻媒体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是少数垄断资本控制舆论、赚取利润的工具，它宣扬的不受制于任何组织机构、绝对的、抽象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不仅不符合人类社会新闻自由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也与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有较大背离，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西方的“新闻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从欧洲历史看，“新闻自由”口号从提出开始，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当前的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阶级性特征依然明显。新闻媒体日渐被少数资本雄厚的大财团所垄断，新闻自由代表和反映的也必然是大财团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即便是自己不直接拥有媒体的大财团，也可以通过向媒体投放广告实现其对媒体的影响，新闻机构就成了资本的忠实喉舌和工具，成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注2）在资本和权力的控制下，“新闻自由”实质上只能是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对人民大众来说，宪法规定的平等自由大多只存在于纸面上。
如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当运动已经扩展到全美国120多个城市时，西方的主流媒体仍然表现得格外平静。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9月25日至10月2日占总量14%的关于经济报道的新闻版面和新闻编排中，关于“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仅占了这14%中的12%。即便有些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也大都持消极评价，指责示威者是“用幼稚的手法示范进步主义”，称“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反抗1%”的运动等。（注3）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轻描淡写、冷漠消极。资本家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并攻击示威者的“新闻自由”，而示威者却不享有通过媒体为自己辩护的“新闻自由”。西方媒体“自由”地问责政客、指责政党、批评政府，不过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作出的政治表态。
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条件制约和限制的。西方社会内部存在新闻自律、新闻他律、新闻监管以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和管制，特别是当国家面临安全、稳定上的风险时，对新闻的控制更会收紧。
随着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世纪西方新闻学者和政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新闻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报刊要“为政治制度服务”“为经济制度服务”“对社会负责”，实行“有控制的新闻自由”，政府可以“干预和控制”新闻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有50多个国家有各种形式的新闻自律，一些国际新闻从业人员机构也制定了国际性记者自律准则，如 1954年联合国大会颁发了《国际新闻道德公约》。为了落实新闻职业规范，一些国家新闻从业人员团体设立了新闻评议会、记者法庭等机构。《纽约时报》报头上每天都印着一句话：“刊登一切适宜于刊登的新闻。”他们的“把关人”每天要把收到的稿件的90%左右淘汰掉，只选用10%左右符合该报编辑部观点和需要的稿件。（注4）
西方国家还通过行政调控、法律调控、资源调控和软性调控等多种方式对新闻媒体实施监管调控，特别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时，西方标榜的绝对自由标准就会进行合乎时宜的调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要求新闻媒体绝对听从指挥，不能播出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讲话，当时美国的媒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恐报道。美国之音播出了对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采访录，台长被撤职，政府削减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以示惩罚。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吸收671名国内外记者“嵌入”美军采访，同时颁布了《随军记者守则》，为记者规定了许多“不许”。虽然限制引起了不满，但绝大多数新闻媒介都默然接受限制，规范自己的新闻报道。（注5）在美国的斯诺登事件中，在政府当局认为“泄密行为损害了国家安全，其结果将令美国及其盟友深感不安”的背景下，美国媒体的报道都很克制。2015年年初法国“《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西方社会、政要和媒体纷纷表示要无条件支持绝对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和言论的管控。法国有几十个人“因言获罪”遭到逮捕，法国电视三台也因未播《查理周刊》遭袭的新闻而受到批评，英国《金融时报》迫于压力不得不在纸质出版物中删除了批评周刊行为“愚蠢”等敏感字眼。（注6）可以说，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本质和实质是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服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新闻自由”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西方的“新闻自由”具有双重标准。“新闻自由”从来都是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要思想武器。其所标榜的“新闻自由”，一向是双重标准，对人对己有别、对内对外有别。对内来说，西方国家通过向本国民众灌输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念，加强对本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对外来说，新闻自由被宣扬成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和象征，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宣扬其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如把新闻自由当作批评他国的武器，经常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大肆歪曲、丑化报道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权等事务，其中往往充斥着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状况甚至历史文化的偏见。（注7）此外，西方国家还根据意识形态、价值观分野、国家关系亲疏远近，对不同国家施以不同的新闻自由标准。对那些依附西方阵营的国家，即使其国家体制与西方有根本区别，西方国家也网开一面。而对那些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坚持独立发展的国家，西方国家动辄指责其正常的新闻管理活动是独裁、威权。
比如，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就是一种常态化、惯性化的歪曲报道， 当中国遇到重大的国际事件时，他们常会抛开客观、真实、平衡的原则， 戴着“有色眼镜”打量和报道中国的一切，还动辄批评中国政府控制舆论、压制不同声音、钳制新闻自由。在 2008 年“3•14”打砸抢烧恐怖暴力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报道带有着极大的种族偏见和政治意图，以大量“议题设置”的内容，公然歪曲事实真相，欺骗公众舆论。如 CNN 和法新社的图片故意裁切，将砸军车演绎成“军车横冲直撞”，《华盛顿邮报》等将印度、尼泊尔警察制止“藏独”的照片标注为“中国警察毒打藏人”，英国BBC 将武警救护车救人的画面解释为“军警抓人”。此外，《泰晤士报》社论还将北京奥运会比拟为1936年纳粹德国主办的柏林奥运会，等等。一向以新闻自由、公正自居的西方媒体，却不加掩饰地筛选信息、预设立场，对自己不利的或者不符合其价值观念的事情，就少报道或不报道；对自己有利或者可达成其目的的事情，就尽情地施展“自由”，小事放大，甚至编造，正反映了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注释：
1.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扉页
2.凌言：《资本和权力操纵下的西方新闻自由》，《红旗文稿》2011 年第 17 期
3.吴晓迪：《从“占中”事件报道看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性》，求是网，2014 年11 月6 日
4.文有仁：《国外是怎样对新闻报道实施监管的》，《红旗文稿》2008 年第 19 期
5.文有仁：《国外是怎样对新闻报道实施监管的》，《红旗文稿》2008 年第 19 期
6.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从“〈查理周刊〉事件”透视西方新闻观的现实困境和逻辑悖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10 期
7.凌言：《资本和权力操纵下的西方新闻自由》，《红旗文稿》2011 年第 1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