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我通过公开招聘考试从师范教师转为党报记者，成为光明日报社常驻宁夏的记者。那时，写稿没有电脑，每一篇稿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用笔写出来的。为了避免原稿丢失的损失，便买来成本的复写纸，稿件要垫上复写纸抄写，写每个字都要多用一些力，所以写稿速度也难以加快。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先打草稿，然后再往有格的稿纸上抄写，既费力又费工。一般的稿件，都是平信寄往远在北京的报社，特别重要的稿件就寄挂号信。稿件寄到北京一般需要五六天，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难以保证时效了。遇到重要的当日新闻，就要发电报了。因为当时光明日报社没有在银川市设印点，银川看到的《光明日报》是在北京印、由火车运过来的，所以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看到，其他市县还要更晚。
173，是我至今仍然铭记的电话号码。在173开通之前，与报社联系很不方便，打长途更是常常考验人们的耐心。先要跟本地的电信局联系，电信局叫通了对方的电话，才能跟对方讲话。遇到线路繁忙，两三个小时都接不通，真是急死人。为了及早通话，我上午一上班就挂电话，但有时到了中午，电话还没有接通，只好通知电信局销号。后来，电信局开通了173，打长途情况有所改善，客户先拨173，通了之后，就可以拨自己想拨的电话号码了，与报社直接通话就节省了不少时间。但因为打长途还是受到许多限制且收费较高，所以我很少打长途，有时一个月都不打一次。
0342，也是我直到今天还牢牢记住的数字，因为它是《光明日报》的代号。用这个代号，只占一格，按一个字收费，如果写“光明日报”就要按4个字收费了。因为经常到银川的邮电大楼发电报，我仍然记得发电报的收费标准：一般的电报，每个字收费7分5，新闻稿享受特别优惠，每个字只收2分5，就是这样，如果发一份上千字的新闻稿，花费也是很可观的。所以，不是特别急、特别重要的稿件，我是不用电报发的。那时，我经常往位于银川市中心的邮电大楼跑，也成为那里的常客。一般电报稿，发到报社需要6个小时，加急电报也需要4个小时。下午举办的活动，如果不抓紧时间，第二天就见不了报。所以，我常常在活动现场就急不可待地写稿，不等活动结束就提前离开，废寝忘食也是常有的事。就是这样，有时也会因为晚了几十分钟而错过了时效，有的稿件仅仅因为晚发了那么一会儿就无法与读者见面，所以我总是尽量往前赶。记得1986年7月的一天，首都博士讲师团来到宁夏，我当天下午参加完活动就回办公室写稿，然后马不停蹄地到邮电大楼发稿，做完这一切已是傍晚六七点了，我估计已错过了报社截稿时间，内心不免有点沮丧。不料，《光明日报》第二天竟在头版突出位置登出来了，第三天，《人民日报》又做了转载，我为此兴奋了好几天，觉得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为了给报社节省发报经费，我每次发电报稿都是先打好草稿，然后字斟句酌，竭力将没有实质内容、可有可无的段、句、词删掉，以求节省费用。这倒让我注意炼字炼句、不说废话套话，提高了文字基本功，也算是个意外收获吧。为了发稿方便，我一下子买了五六本电报纸。每次发电报，都是在办公室把新闻稿抄到电报纸上，然后才去发电报。因为电报新闻稿越发越多，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越来越高，涂改和重写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没想到，我购买的电报纸没过多久就变成废纸了，因为报社为记者站配备了日本产的三洋牌电传机。但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程控电话，打长途也极不方便，有时好不容易接通了，却因线路不好而难以传稿，有时传着传着就传不动了，往往传完一张稿子要用几分钟，让人很着急。有时感觉已将稿件传过去了，但实际并没有传成功，直到对方打来电话，才又重传。记得有一次在报社开会，记者部主任提醒大家：电传机使用的是进口热敏纸，不但很贵而且不易保存，字迹不清还得重传。一篇长稿，常常要用掉半卷热敏纸。所以，如果是长稿，如果不是急稿，最好还是邮寄！
不久，更为先进、功能齐备的传真机不断投放市场，用传真机传稿也越来越顺畅，我就不再邮寄稿件了，几乎全部在传真机上传稿。由于写稿越来越熟练，我练就了一个功夫：不打草稿，直接将稿件写在稿纸上，且几乎不作涂改。当然，这样要先打好腹稿，成竹在胸才动笔，每一句都要精心推敲，想好一句写一句，不能写了再涂改，写了半页再撕掉。虽然成稿要慢一些，但比写完草稿再抄写要快得多。记得当时报社印制的稿纸每页有400个格，非常好用。即使是长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完了。
1999年，《光明日报》给驻站记者配备了电脑。此前，我基本没有接触过电脑，也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一时间，还不太适应，“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还是习惯于用笔写稿。经过几个月的过渡，大部分记者都能用电脑写稿了，报社提出不再接收手写稿，我才开始用电脑写稿。虽然是自己摸索，但也慢慢适应了，渐渐体会到了电脑写稿的诸多好处。至于发稿，那就更便捷了。最初，报社在电脑上安装个“超级终端”，只要一接通，马上就可以发稿。此后，报社又几次更新投稿系统，不但能够快捷发稿，而且可以知道自己的稿件是否被取走、是否被编辑、是否刊登及刊登的日期和版面。
真的是“鸟枪换炮”，而这个“炮”也越换越先进了。从写字到“打字”或“敲字”，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现在，又有了新的文字输入方式，无需“打”、不用“敲”，一张口就有文字记录下来。新技术的更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过去，我只给平面媒体发稿，发稿渠道单一。现在，发稿途径越来越多，既可以给报刊发稿，又可以给网络发稿，网上发稿渠道也越来越畅通。过去发稿，一般记者只发文字稿，现在不但可发文字稿，而且可以发图片、发视屏，连航拍的无人机都装备上了。过去发出的稿件，新闻价值高的，能被电台、电视台和其他报刊转播、转载，但转播、转载量也很有限。现在，除了可以继续被那些传统媒体转播、转载外，还可以在网上被大量转载、无限放大，进而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我自己就有被上百家网站转载的稿件，还有被全网转载的稿件。一篇稿件，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一个记者的知名度。
也就在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光明日报》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印点相继开印，包括银川在内所有省会城市的读者都可以在一早就看到当日报纸了。
2002年，我在《力争当‘全能记者’》（载2002年第二期《新闻战线》）中提出，记者要当“全能记者”，既要会写新闻，又要会写评论，还要能研究新闻业务，“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新闻体裁，既要成为新闻的实践家，又能成为新闻的理论家。现在看来，我当年提出的“全能记者”，只是记者的“初级阶段”，已经不能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要了，又有新的“十八般武器”需要年轻一代记者掌握。如果不想当“短腿”的记者，那么，需要学习的东西就太多了，而我自己真的跟不上形势了。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发展最快的40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40年，我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讯的发展变化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与通讯打交道较多的记者，我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领略了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为自己投身其中，取得一点进步、作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欣慰。
（作者庄电一系光明日报社驻宁夏记者站原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