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月4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隆日报〉》一文，事实上指出两种可能妨碍报刊履行包括新闻真实在内的既定使命的力量：第一种是来自外部势力的“规定”，第二种是来自报刊内部自己的“摆脱”。17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新闻传播的媒介有了巨大变化，但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依然没有改变。可能影响新闻真实的因素，仍然不外乎来自外部和内部，只是力量的源头、大小及表现方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而已。
在来自外部势力的“规定”方面，由于社会发展和媒体生态的变化，影响力量的源头更为复杂多样，其中影响力量最为强大者，可以归纳为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大领域。
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直公开承认，新闻和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决定其必然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总要做某个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的喉舌。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虽然极力标榜超阶级的客观中立，但在事实上，其新闻报道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制约。因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其阶级性及相应的政治立场，本质上并非相互对立的冲突因素。服务于阶级利益、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新闻报道，仍然可以是真实准确的。只不过，当外在的政治力量一旦强大到无视和突破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内在规律”底线，新闻媒体或者报道纯粹沦为特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其真实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在中外都并不鲜见。
例如2003年，美国等国家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绕过联合国，一意孤行地发动伊位克战争。为了控制新闻媒体不出现反对战争的报道，美国政府特意筛选与自己立场相同的媒体和记者，采用“嵌入式报道”的方式，将他们混编进战斗部队随军行动。不仅如此，还使用多种方法影响新闻舆论的导向。比如曾经因越战报道而获得1966年普利策新闻国际报道奖的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颇受关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他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战地记者，只是因为在伊拉克电视台的节目中“说了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就被立即解雇。美国《洛杉矶时报》2005年11月30日刊登的《美军秘密付钱在伊拉克媒体刊登报道》一文指出：“作为美国在伊拉克信息战的一部分，美军正秘密付钱给伊拉克报纸，在伊拉克媒体上刊登美军自己撰写的文章，以改善驻伊美军形象。”“很多文章都是假冒自由记者的新闻报道，以记者口述实录的形式出现在伊拉克媒体上。这些文章鼓吹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行动，谴责叛乱分子，公然吹捧美军重建伊拉克行动。”[参见《美军秘密付钱在伊拉克媒体刊登报道》，《参考消息》2005年12月2日。]
在经济领域，控制媒体的资本属性或者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国际范围内新闻媒体或个人突破新闻“内在规律”的主要原因。美国奥斯楚尔在其《权力的代言人》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报业的历史表明，报纸及其现代变种已越来越趋向满足那些自私的资助者的利益……指望它们嘲弄那些资助报业的大财阀，就是陷入了乌托邦式的幻想。”[〔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因此，即便是在一些世界闻名的媒体机构内，出于名利原因而影响新闻真实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例如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自揭该报记者布莱尔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老底，详细报道了布莱尔在36篇新闻稿中捏造、抄袭以及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的行为。此事成为《纽约时报》创刊以来的最大丑闻，结果导致这家“百年老店”采编业务的一、二把手——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和执行总编辑豪威尔·瑞恩斯同时引咎辞职。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过度追求商业和经济利益，无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也是虚假报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7年7月8日，某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纸做的包子》电视新闻专题节目。报道称，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早点铺出售使用废纸箱和猪肉做馅的小笼包，而且，“用纸箱做肉馅已成为行内公开的秘密”。报道一出，舆论哗然，海内外多家媒体纷纷转载，我国食品安全这根敏感神经被再次撬动。然而10天后的7月18日，该电视台在其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中澄清，所谓“纸馅包子”是一则假新闻，该电视台为此向社会公开致歉。原来，2007年6月中旬，某电视台《透明度》栏目编导訾某化名“胡月”，先后两次以为工地民工购买早点为名，要求做早点生意的外地来京人员卫某等4人为其制作包子。为此，訾某自带从市场购买的肉馅、面粉和纸箱，并授意卫某等人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制成包子，然后使用自带的家用DV机拍摄了制作的过程，随后编辑播出。据訾姓编导事后供述：2007年6月初，他在《透明度》栏目组选题会上提出，曾接到过群众电话反映“包子有掺碎纸”的问题，引起栏目制片人的兴趣，遂被确定为报道专题。此后訾某先后在北京四环路一带进行了十几天的实地调查，并没有发现上述问题。但由于选题已上报，栏目主编以时限为由，催促其抓紧拍摄，压力很大。加之他刚到该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于是便自编自导了这条假新闻。分析这条假新闻出笼的原因，不难看出有着试图利用假新闻的轰动性和爆炸性，追求收视率以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因。
在技术领域，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生活，也对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构成巨大挑战。面对新媒体迅捷、便利、互动等多种新特质的挑战，一些传统媒体未能深刻认识虚假信息即使跑赢光速，仍然摆脱不了虚假本质的道理，盲目地加入所谓“时效”竞争，对于来自网络的不实信息不能依据新闻的专业要求认真核实求证，就以“二次传播”的方式刊登转发，则是当今社会影响新闻真实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重要因素。
例如2015年3月18日晚21时50分左右，一张首先来自推特网站的伪造新加坡总理公署的截图发布消息称，重病住院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当晚病逝。一时之间，不仅各种新媒体疯狂转发，国内外的诸多主流媒体也纷纷加入报道行列，结果导致全球性的新闻“乌龙”事件。仅仅半个小时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消息，称其向新加坡总理公署查证，新加坡总理公署未发布任何新信息，李光耀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网上消息纯属谣言。总理公署呼吁公众查证消息来源，并已经就这起假文告事件报警。直到此后的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公告，李光耀当天凌晨3时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
事实上，近年来因为类似原因出现的失实或虚假新闻绝不只是少数个案。仅据2015年3月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媒体假新闻错误属性分布”，共同占据接近60％的“媒体误读”和“披露不全”两项，大多是对来自网络的不实信息未加核实查证所致。
上述多种影响新闻真实的外部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来自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外因是影响条件，内因起根本作用。对于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和报道才能成就的新闻而言，更是无法例外。因此，前述所有起源于外部力量从而导致新闻失实的案例，如果不借由内部“摆脱”因素的助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具体分析这些来自内部的“摆脱”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新闻职业的属性因素，例如在新闻时效属性的限制和影响下，有时可能会放松对于报道严谨、求实、准确、精细等要求。正如1889年12月9日，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所说：“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9页。]二是新闻职业的道德因素，例如受趋利避害等思想驱使，放弃客观、真实、公正等应当坚守的报道原则。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新闻“内在规律”的背离，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要求，唯有杜绝，才有可能实现新闻的真实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