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来重视文风，对文风的重要性进行过充分论述。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文风：不因明朗而虚饰，不因流畅而漂浮，不因活泼而故弄玄虚，不因优美而滥用词语，不因权势而缺乏犀利，在文风问题上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准确优美的描述相统一。归纳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倡导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准确生动、通俗易懂的文风。
第一，写文章、作演讲要从实际需要出发。
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时，马克思就反对空话、大话，要求写文章、作演讲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现实联系异常密切，不论是理论性极强的《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还是其他探讨当时社会问题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都体现了联系社会问题的特点。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就提出，要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恩格斯也认为，一个党如果热衷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必然使党的行动水平降低，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并且十分厌恶爱讲空话、大话的人，对实事求是的文章和讲话给予热情的赞扬。
第二，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理直气壮地宣扬自己的观点。
旗帜鲜明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重要特征，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尖锐泼辣、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庄严地宣告：“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结尾再次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1848年6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旗帜鲜明地宣扬革命理论、主张，尖锐深刻地揭露反动统治，直接指导德国革命，支持巴黎工人起义和各国民族解放斗争。1849年5月18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一文中强调：“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隐瞒我们的观点是多余的。”马克思分析了《新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勒令停刊的过程，阐明《新莱茵报》一直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理直气壮地宣扬自己的观点，而普鲁士反动当局则“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两者风格迥异的原因在于：《新莱茵报》理论上是正确的，政治上是正义的；而普鲁士当局“理论上是胆怯的”，政治上是反动的。[朱国圣、林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第三，不拘一格、丰富多彩，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马克思认为，革命报刊的文风应当是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有利于探讨和宣扬真理的。
1842年年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批驳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中关于“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的规定。他说：“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的文风问题。他尖锐地抨击普鲁士政府：“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他还指出：“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是谦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第四，倡导“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生动具体，措辞锋利；提倡创新，反对空谈”的现代文风。
为改进自己的文风，恩格斯在一段时间内曾专门研究了现代文风。他认为：“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在另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又写道，“现代风格生动具体，措辞锋利，色调丰富，因而为每个青年作家自由发展各自的才能——不管是小溪还是大河——开辟了天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了导言，认为这部著作表现出作者“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第五，题材十分适时，形式短小精悍，阐述精湛透辟。
列宁认为，党报的编辑工作，要做到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的全部内容以及文风、语言和整个出版规格都要服从于党的任务。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或者说是题目、写法和修辞，是列宁谈论写作、评价稿件的3个重要方面。
1912年9月8日，列宁在《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对阿·维提姆斯基在8月23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文明人和不纯洁的心》表示祝贺，认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文章的题材十分适时，形式短小精悍，阐述精湛透辟”[《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1913年6月下半月，列宁给弗·米·卡斯帕罗夫写了一封信，就他为《启蒙》杂志写的一篇民族问题的文章发表了意见：“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辞章上下的功夫不够。”[《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1932年，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一文中，回忆列宁在《火星报》从事编辑工作的情景时说：“我记得，他们对每一个题目都要进行全面的讨论。我还记得格·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究竟选用什么题目的问题上往往反复讨论，交换意见。为了把某个题目放在前面、某个题目放在最后，他们甚至争论得很激烈。当《火星报》的编委们集合在一起（或者彼此通信）的时候，总是认真地讨论每一个对宣传共产主义有分量的题目。”[〔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报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列宁在评价来稿时十分重视作者阐明主题的方法：说明问题的层次是否正确，说理是否有力、透彻，哪些材料应当先说，哪些东西应当加以特别注意，安排方法能否说明问题，文章或报道的调子是否合适。列宁评价来稿确定了几条基本要求：一是作者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准确的理论判断能力，二是选用的题目同党的当前任务的有机联系，三是论据的可靠性和逻辑性以及语言同文稿的性质和类型的协调性。此外，列宁严肃地批评了资产阶级报刊的矫揉造作、夸夸其谈和夸张虚构的行为。
第六，通俗易懂，广泛使用生动的人民语言，为群众写作。
列宁十分提倡为群众而写作的文风，要求报纸广泛地使用生动的人民语言，大胆吸收方言、谚语、俗语、形象比喻和人民群众的其他口头语，以利于揭示文稿的思想内容，使广大读者感到通俗易懂。1897年8月16日，列宁在从舒申斯克村流放所里寄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他为工人写的《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为农村贫民写的《给农村贫民》的小册子以及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很好体现了通俗化的文风。
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列宁在修改工人稿件时，想方设法地保留原稿的思想、风格的特点，绝不使这种特色有所减弱和过于饰文。1901年秋，列宁严肃地批评了“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自由》杂志，说它篡改了作者们的语言，是一份“十分糟糕的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列宁还告诉作者，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想更深一层的问题。[《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