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 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媒体融合”之所以被党中央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深层背景是近年来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导致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需求和传播方式等深刻变革。2016年出版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则显示，2015年我国传统报业的“断崖式”下跌仍在持续，与2014年相比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下滑了41.14%，其中都市报类的下滑幅度最大，达到了50.8%。[崔保国主编：《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与此同时，以往相对稳定的订阅市场在2015年也出现了下滑。《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传媒产业的整体繁荣伴随着结构的重大调整。在技术与资本双重加持下的互联网媒体，坐上了市场头把交椅。互联网无论是用户规模、产业规模还是资本投入、发展速度，都已超越传统媒体。可以说，融合媒体发展是所有媒体在未来实现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融合发展是其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策略。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陷入的困境，可以从两个方面考量：其一是内容传播影响力的困境，表现为传统纸媒的发行量下滑，实际的读报时间和传阅率都在下跌；其二是盈利能力的困境，亦即传统媒体延续多年的“内容做出影响力，用影响力带动广告”的二次销售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范以锦：《转型艰难，但势在必行——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转型之我见》，《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在这一态势之下，传统媒体失去了以往的价值立足点。为了生存，与新媒体融合转型，也就成为生存之策。于是，传统媒体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价值形成方式、传播方式、渠道类型、盈利模式等，都亟须根本性的变革。
第二，融合发展也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继续发展甚至壮大所必须进行的创新性探索。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充满变化与发展的时代，全球的传媒业界正积极地将传统的新闻采编和内容生产与业界的新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尝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美国金融分析师玛丽·梅克尔近几年间每年发布一份《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因其报告的准确性而受到全球产业界和媒体界的关注。2012年，她用48个案例展示了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列举了一长串互联网未来发展的趋势：新的移动设备+互联+用户界面+沟通方式+美观……2013年，梅克尔通过教育、金融等传统行业的重构趋势，揭示了数字化、移动化、大数据的发展大潮；2014年，梅克尔重点阐述了五大领域的互联网应用：即时通信应用、内容和分发渠道、日常活动、数字钱币、垂直产业；2015年，梅克尔认为互联网颠覆性的影响力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连接方式，乃至商业模式及政府的监管重点都发生了变化。2015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新闻媒体代表大会上，《新闻编辑室趋势2015》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细数了世界范围内新闻编辑室的新趋势，如新闻游戏化、自动化新闻、即时通讯报道、规模无障碍编辑室创新等正在变为现实。在2016年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中，梅克尔指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领导者，并强调视觉应用与流媒体直播将在未来继续普及，而类似于微信、脸谱的消息应用也在社交功能之外持续扩展着新的功能与服务，并将逐渐进化成为连接一切的消息平台。
第三，融合发展更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继续实现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功能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包括报纸和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尤其是党和国家主办的各级主流媒体，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媒体，也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在互联网时代的大环境下，仅仅从传统媒体的发行量和收听收视指标去衡量，时常与其实际影响力并不对等。例如，当人们将目光投向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自媒体以及聚合类新闻平台时，会发现不少热门内容都或多或少有着传统媒体的影子，更不用说那些严肃新闻、时事热点和精辟评论，也大多出自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通常是，传统媒体生产和挖掘新闻，其他媒体则是主要起着包装与分发新闻的作用，与其他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有着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
正因如此，传统媒体应当主动顺应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处理好自己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推进自身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当然，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需要相关各方共同支持、形成合力。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通过这些措施，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