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第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这三个“历史决议”彰显了两个鲜明的理论特点：
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湛的历史自觉和深刻的政治自觉。这三个“历史决议”都是我们党坚守历史自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起草通过的，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总结党过往已经走过的路，对取得的卓著成就与经验教训作出全面总结，也是对政治思想与战略举措的全面总结，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政治自觉。
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时代担当。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正值抗日战争处在最后的胜利阶段，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决胜阶段；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正值新时期刚刚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提出，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重要节点，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刚刚启动的关键时期。这三个“历史决议”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
“历史决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
三个“历史决议”中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我们时代发展的基础、根据和底本意义上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三个“历史”及其同一性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里提到的三个“历史”及其内在的联系，就是贯穿三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三个“历史决议”是党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候形成的，不仅是党在百年奋斗的不同历史阶段，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关键时刻，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
追溯三个“历史”的源头，在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对历史自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第一个是政党的大历史观。一个政党、一个团体的历史感表明了它对时代发展的正确观点，是在对一种新的历史发展、新的历史突破和新的历史境界的追求。
第二个是历史自觉产生的条件。“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老成练达踏实奋进”是在实践中练就、在砥砺探索中养成的，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只有一群人锲而不舍地坚持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的群体，才能培育和涵养这种历史自觉。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第三个是这种历史自觉的意识和目标。通过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对时代的科学研判和深切担当，最后要“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党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将党的领导集体和思想政治领袖的认同建立在历史自觉的基础上，实现“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
历史自觉所要达到的是“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要及时汲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提炼历史积累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史实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三个决议是三个“历史”探寻的过程和结果
三个决议是三个“历史”探寻的过程和结果。一是对时代变化和认识成熟的集中体现。二是对“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凝练。不仅是对党的领导集体的“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凝练，更是对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领袖的“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认同，赋予历史自觉以新的时代内涵。三是对“整理事实、理解事实”“进步的真理”的寻求。党在历史上的三个决议就是这样的“进步的真理”追求的产物。四是“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三个“决议”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对具有新的时代担当的政治思想领袖“权威”的确立。
打开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一句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论为开端的：“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提出，但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对我们党成立以来24年奋进历史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决议提到，1927年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里讲的“空前一致地认识”“空前自觉地团结”，是我们对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领袖认可的一种思想基础，也是一种政治基础。
所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要义就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并把这个“确立”视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实际上这已经提到了“两个确立”，决议具体描述了1921年后的24年历史，我们党历经艰难历程，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结论，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结论，成为我们党加强政治领导的深厚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上花了很大的精力，结论非常明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和成就，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
“两个确立”是建立在理论和现实基础之上的时代真理
《决议》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对百年奋斗的五个方面“历史意义”和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对“十个明确”的核心要义和十三个方面的伟大成就作出科学概括，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历史飞跃，以及如何进一步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这些也都是三个“历史”及其内在联系的具体体现。
基于上述事实，新时代“进步的真理”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的政治保证和思想指南。
《决议》对新时代这一“进步的真理”，从历史的自觉、时代的担当上作出概括，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从三个“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两个确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概括而言，“两个确立”的提出，是以思想政治理论和现实实践为基础的，其时代的真理和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总结中得出的科学真理；二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证明的科学真理；三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真理；四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力量和智慧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这一点或许是最为重要的。
显然，《决议》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提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两个确立”，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和理论过程作出的科学判断，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作者顾海良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