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跨文明交往指明了方向。跨文明叙事的构建，需要区分“冲击”与“冲突”、 “差异”与“差距”、 “先行”与“先进”三组关键词的辩证关系，明确跨文明中利益、方向、标准三个维度的概念与意涵。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命题的又一理论创新，既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更反映了超越西方文明观、单一文明观，追求平等、文化多样性、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的观念诉求。作为国际性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一方面为当前全球发展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治理观念，更重要的是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超越当前西方主导的范式局限，开拓文明交往新模式的中国方案，具有高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不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的交往过程都会有冲突元素。威胁世界和平最大的要素在于“文明间的冲突”，而打破单一性的“全球文明”，建立以多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方式。然而，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与困难，对文明间对话与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构建具有共同基础、能够促进交往的积极场景，更需要在积极的场景中构建有效的话语。在跨文明叙事的过程中，何种话语是有效的叙事要素？有效的跨文明叙事话语应该如何建构？本研究将试图以“冲击—冲突”“差异—差距”“先行—先进”三组关键词为基础，分析跨文明叙事有效话语构建的要素，在回应以上问题的同时，提出构建跨文明叙事有效话语的策略思考。
“冲击”而非“冲突”：跨文明叙事要超越“利益”定位
有效的跨文明对话应该能够促进沟通、调和矛盾，这个过程的基础在于理解有效的跨文明叙事应立足不同文明对话所带来的“冲击”，而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
从概念上看，“文明”一词的内涵丰富，边界较为模糊，有规范与状态两个层面的意涵。这一概念的内在丰富性，使得对文明的考察与分析，很难从单一的、均质的视角展开，恰恰相反，不同文明的演变与进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性。每一种文明所处的时空位置，为其发展与存续提供了特殊的条件、机遇与挑战，使得不同的文明之间天然存在差异。对文明的发展而言，这种差异属性十分重要。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跨文明交流是文明创造性演化的重要条件，但随着后期文明间的壁垒与隔阂越来越根深蒂固，各个文明更加强化自身而排斥他者，导致文明间交流的基础更加薄弱。
在这个背景下，这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壁垒，使得不同文明间的交往，往往以追求征服、同化而非交往的形式呈现。不论是希罗多德笔下雅典与斯巴达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十字军东征，都以暴力的形式印证了不同文明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冲突并不是跨文明对话的必然结果，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区分“冲突”与“冲击”两种状态。
“冲击”是在进入不同文明时，由于不熟悉当地社会环境中符号与意指系统而产生的“焦虑”感受。“冲击”带来“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采取不同策略调试自身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以解决“冲击”带来的不协调，达到适应的目的。“冲突”则是主体间的相互碰撞与矛盾激化。相较而言，“冲击”是一种协调、交往、适应的过程，即使这种适应最终无法成功，但本质上并不将另一种文明“他者化”，文明间的对话以平衡的方式进行；而“冲突”则包含正确与错误、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逻辑，文明间的相互关系从一开始就并不平衡。
“冲击”与“冲突”状态转化的关键，在于“利益”。“利益”要素一旦介入跨文明交往的过程，便会引起“冲击”向“冲突”转变。这种转变影响深远，既包括战略、政策等客观实在，又包含认知、身份等主观元素。时至今日，以利益为基点的“零和博弈”思维，仍然是跨文明交往过程中难以驱散的阴影。因此，跨文明交往究竟走向“冲突”还是“冲击”，核心在于找到“利益”在其中的位置。
“差异”而非“差距”：跨文明叙事要包容发展方向
如果从长期的历史进程来思考，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否只有单一的一种？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不同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自然资源等要素差别较大，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不等于“差距”，前者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描述，而后者则是预设目的、方向与价值的判断，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线性思维与权力关系。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对文明发展“方向”的认知上。因此，跨文明叙事话语的第二个重要基点，在于正视文明间的“差异”不是“差距”，从而超越线性、单一思维，凸显多样化的选择和多种可能性。
近代以来，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历史进程的助推下，借助殖民、战争、剥削等形式，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以资本主义模式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全球快速扩张，打破了传统文明间往来较少的现实，西方文明从此开始对其他文明施加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是全方面、系统性的，包含了社会结构、阶级关系、行政体系等方方面面。非西方文明在这一进程中被人为地编织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始失衡。与这种不平衡的世界权力格局相伴而生的，是文明发展的方向，被人为确定为以“西方模式”为尊的单一向度。在此基础上，一整套围绕西方霸权的叙事、话语与知识体系不断被巩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被简化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文明的相互关系、文明发展方向的思考。
然而，西方霸权在扩张过程中所充斥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也受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反思。20世纪以来，在美苏冷战、“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反对殖民运动的冲击下，西方文明的单向主导地位被大大削弱，为跨文明对话中不同文明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创造了新的可能。在当前背景中，跨文明对话与叙事构建追求多元、平等与民主的价值，需要更清晰地分辨“差别”与“差距”的不同，更主动地思考文明发展方向的多元性，其核心在于发现与确立不同文明的主体性，而非依照西方逻辑强行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划分。
“先行”而非“先进”：跨文明叙事要探索多元标准
文明和文明之间要构建平等、有效的叙事和话语，还需要立足厘清不同文明间“先行”与“先进”的差别。
“先行”意味着探索，在不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一些文明能够在某一些领域率先进行尝试并取得初步的成果，它们的经验、方案与体验先于其他文明，并能够为其他文明吸收与借鉴，这反映出一种平等的交往姿态。相反，“先进”则意味着人为设定了一种目标、道路与“理想状态”，用以约束、控制和干预他人的发展进程，包含了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先行”与“先进”的差异，核心在于“标准”的制定，前者遵循平等的交往原则，其标准是开放的、包容的，鼓励在交流与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不同语境的道路，而后者则是封闭的、狭隘的，它预设了既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认为只有符合这种唯一的标准才能成功，否则便是“落后”的。
从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当前衡量文明的标准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围绕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与单线性的“进步历史观”而构建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广泛传播，制造了一整套关于文明发展路径与目的的话语与叙事，即试图用一套单一、线性的标准，消除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其他可能。文明的发展被“标准化”，形成了单一的评价体系。发展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在发展问题不断被构建为一种“技术化”的存在时，退居后台而变得更加隐蔽且难以识别。这种机制通过这种“技术化”的过程，反而使单一标准背后的意识形态拥有了权威的、不容置疑的地位。
然而，随着全球文明发展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标准正面临重大挑战。相较而言，西方现代化重视技术与工具要素，缺乏对人的关怀，而中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积累、总结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走出了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方案的同时，也超越了西方主导的单一评价标准，给“反思文明发展的标准”这一重要议题赋予了全新的历史意义。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文明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有效的跨文明叙事话语，就需要重新回到“先行”而不是“先进”这一问题上。对文明的发展而言，不应该只有一种唯一的标准，而是应该存在多元、多样化的尺度，文明的“先行”能提供有益促进文明互鉴的经验，但不能成为“先进”与“落后”的评判来源，这体现了跨文明对话平等、包容的基本立场。
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推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需要构建有效的跨文明叙事话语体系。叙事是建构对现实认知的重要途径，有效的跨文明叙事不仅需要回应所处时代的前沿问题，更需要凸显不同文明间内在的特殊性、延续性与主体性，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前，跨文明叙事的有效对话，仍然面临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快速变化的传播技术等多个层面的考验。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借助电报技术的优势以及通讯社组织的国际活动，建构了一套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建构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结合卫星、互联网等技术优势，以及规则制定权和全球电信市场的垄断地位，维护自身中心地位。东欧剧变、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以来，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更加民主、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上曾做出诸多尝试，但国际传播秩序不平衡的现状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突破。
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对当前跨文明叙事的展开构成新的挑战。一方面，传播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分配仍然不均衡。从电报的发明到当前的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西方国家依然主导着传播技术创新与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分享到一部分技术红利，但整体上仍处于不利地位，容易受到新技术的“宰制”。另一方面，在数字帝国主义与数字地缘竞争的影响下，传播技术被用于构造不同文明间隔阂的壁垒，一些国家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通过算法排序、社交机器人等技术手段进行舆论操纵与“计算宣传”，散布巨量虚假信息，用以抹黑、污蔑其他国家，固化刻板印象，使文明间的关系更加失衡与“断裂”。但同时，技术的特殊性改变了数字交往的状态，使得数字空间的认同构建具有不确定性特征，传统叙事的结构与基础不再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文明间叙事也在新的技术语境中迎来变革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反思与突破当前跨文明叙事的困境，需要延续对国际传播秩序失衡的反思，也需要理解、把握新的技术语境带来的传播生态新变化。当前，世界局势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中国“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创制，以及“一带一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历史性成果，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的壁垒，有潜力为跨文明叙事提供更加开放包容且尊重各文明主体性的环境，更有动力推动文明叙事超越“普遍主义”迷思，真正走向平等、多元的方向。
（作者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卢明江系该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