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反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有关思考，本报今起推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传承发展大家谈”专栏，邀请一线工作者畅谈对文化发展、文脉传承、文明进步的所思所想，展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学者刘跃进有“两多”：一是身份多，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二是著作多，他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文学史的张力》等学术专著。最近，刘跃进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新时代万有文库》主编。
刘跃进
2023年12月26日，刘跃进在辽宁出版集团举办的《新时代万有文库》统稿会上提出，《文库》的定位应突出“普及性的提高、提高下的普及”，所收典籍兼具学术性、时代性、民族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整理方式上，接近读者，惠及社会。
这不是刘跃进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主张，他在同时主持并担任主编的“《文选》研究丛书”“杜甫研究丛书”“《楚辞》研究丛书”三个重要出版项目中，同样秉持这样的学术理念。
这种坚守源于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认识和传承文明的一种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人振奋。刘跃进表示：“古典文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积极推进优秀项目实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
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理想变为现实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以高质量学术成果回馈社会。近些年来，刘跃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的核心课题成果屡获出版界荣誉。其中，《〈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总计1000万字，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出版）100册，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19年）二等奖。在此基础上他主编的《〈文选〉文献丛编》、“《文选》珍本丛书”（凤凰出版社）两套丛书，同样受到学界、古籍出版界赞誉和关注。
“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是面向社会、服务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可以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充分的人文底气。我认为，‘《文选》研究丛书’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永久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我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刘跃进说道。
谈及新近担任的《新时代万有文库》主编工作，刘跃进坦言工作量更大，第一辑就收录了50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不同的是，“《文选》研究丛书”“杜甫研究丛书”“《楚辞》研究丛书”这三个项目，都是围绕着一书一人展开，而《文库》则是集成性丛书，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更有现实意义。
针对怎么理解《文库》的“普及性的提高”与“提高下的普及”的关系，刘跃进说，《文库》是在吸收《万有文库》《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譬如，《万有文库》和《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古籍整理本大多是“白文本”，便于读者直接阅读古籍原文，使其“知其然”。《文库》的编纂，则是坚持“追本溯源”原则，注重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具有根脉性的核心文献，力争选择最早、最好的版本，最权威的注释，给读者提供最便捷的经典读本，使其“知其所以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需代代传承典籍的社会价值
在学界，刘跃进的学术关注点宽泛而深入，这得益于46年前叶嘉莹先生的诗词课为他播下的古典文学火种。当时，刘跃进是南开大学本科生，至今他还记得叶先生的那句诗：“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他要像叶先生那样，继续传播文学的梦想。
工作后，刘跃进积极组织杜诗读书会、学术研讨会，策划主编的“杜诗宋元注本丛书”（凤凰出版社出版）、《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杜集旧注辑存》（整理资料阶段）三套丛书，陆续成为杜诗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楚辞》中的金句，如1000多年前的《文选》一样，同样吸引着刘跃进的目光。刘跃进告诉记者，《楚辞大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要收录屈原的作品以及历代注释、考辨与研究等相关论著。《近现代楚辞研究集成》则包括20世纪楚辞研究论文汇编、20世纪民俗/民间文学研究论文汇编、现代楚辞论著集成等，构建“楚辞文献资源库”也是他的梦想。
在刘跃进看来，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把中华优秀经典文献的早期状态，系统地、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让典籍的社会价值代代传承，并在传承中惠及广大读者，这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
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个人的事业，也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为谁立言，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自然应有人文情怀。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刘跃进说：“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由此可见，顾炎武倡导的‘文章须有益于天下’，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工作者，要不断地强化学养，加深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理解，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回馈大众。”
“传世书”需多方共同努力
作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刘跃进对古籍出版研究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及时跟踪学术热点。譬如，如何全方位地推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现代化，让传统文化类图书选题守正出新，使其成为流传后世的文化财富，就是他近期思考的问题。
刘跃进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多方共同努力。一是国家相关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考核制度，尊重古籍整理工作的规律，承认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编纂出版“传世书”为重要目标。二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整理者要真正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不骄不躁，踏踏实实做出有含金量的成果。三是出版界也要转换思路，避免短平快的操作方式，将目光由短期效益转向长远效益，努力打造“长销书”。四是监管部门在严把市场关口的同时，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让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图书选题能够具备实施条件。五是作者和读者互动提升，进一步倒逼图书市场优胜劣汰、良性发展。
“文化发展繁荣是一个多维互动的复杂过程，图书在其中起到特别重要的枢纽作用。比如，辽海出版社不仅推出《新时代万有文库》这样宏观性的丛书，还立足于区域文化资源，策划出版了《八旗文献集成》《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古籍整理图书。这种立足地方、面向全国的发展思路值得借鉴。”刘跃进如是说。（章红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