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这些年一直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每年都有产生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报道。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室主任王文志发言。
监督报道的经参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参考报》每年都会有“爆款”的舆论监督报道，在舆论场慢慢形成监督报道的“经参现象”。比如：北京北海公园、地坛公园暗藏高端会所，中国福彩黑幕，亚洲赌王“洗米华”控制的网络赌博平台渗透国内，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案，甘肃敦煌毁林案，济南数千栋违建别墅侵占保护区等。
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我在工作中努力做到“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力求真正在增强“四力”上下足功夫，我深切感到，精品的舆论监督报道是跑出来的，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研的结晶。
以“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报道为例，这个报道掀起巨大的舆论冲击波。在中央的督办下，青海省启动了祁连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同时，追责问责开始引发青海官场震动，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向中纪委投案，另有青海省纪检机关共立案查处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15人，其中省管干部4人；青海“隐形富豪”马少伟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图为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后伤痕累累的山体。王文志 摄
2021年1月，中纪委四集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用较大篇幅提到祁连山木里煤矿问题，发挥了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
调查研究是新华社的“传家宝”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新华社记者的看家本领，是做好舆论监督报道的基本功。
采访要“身入”“心到”。从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我三次深入到海拔4200米的祁连山木里矿区，克服严重高原反应，假扮成煤贩子等角色，打入煤矿司机微信群，隐藏在多辆木里煤矿施工运输车内，冒着危险多次进入矿区暗访查证，拍摄到详实的非法采煤现场图片和视频作为证据。
采访既要“实查”也要“深究”。针对木里矿区长时间、大规模非法开采问题，此前也有媒体报道，但非法采煤问题依旧严重。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查青海省，当年兴青公司非法采煤近百万吨。2019年7月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青海省，督察组下沉天峻县督查，兴青公司的开采停了数天，督察组离开的次日即恢复非法开采，当年兴青公司非法采煤一百万吨。我拿到该公司当年11月26日至12月29日的《挖机挖煤结算表》，显示10台挖掘机合计产煤11.28万吨。
在稿子里，我就提到了“在历经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和青海省叫停木里煤田内一切开采行为、开展生态环境整治的背景下，兴青公司在木里聚乎更煤矿的非法开采也未受到撼动，时至今日其打着修复治理的名义仍在进行掠夺式采挖，生态旧债未还又添新账。”
除了深挖，报道也要“留有余地”。记者做监督报道要时刻准备着“战斗”，尤其是文章发完后，“战斗”往往更激烈。这就要求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尽量多的掌握证据和资料，在发表的稿子中不一定把所有了解的事实都披露出来，为应对发稿后被监督对象“反弹”留有战斗的“本钱”。
少埋怨多努力
现在业界有一种论调：“舆论监督环境不好”。很多媒体和记者由此对监督报道敬而远之。作为一个活跃在一线的调查记者，我有感触，但并不完全认同。很多时候，不能总抱怨“舆论监督环境不好”，而是先问下自己有没有去奋力争取？从“党中央严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个出发点去做舆论监督，就会感觉空间很大，就能做出有影响力的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参考报获得了9次中国新闻奖，其中舆论监督报道有7篇，我获得了6次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都是舆论监督报道，并且有幸获得长江韬奋奖。
舆论监督报道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不断在坚守底线和边界的情况下去探索和努力。现在优秀的舆论监督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很稀缺。
我个人认为，当前主流媒体舆论监督面临着“供给侧”调适，主流媒体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有利于党和国家公信力。当前，在某些事件上，缺乏约束的“自媒体”声量有时候反而更大，“自媒体”要的是流量，它不管舆论是否混乱、是否具有建设性。
此外，做好舆论监督报道，记者队伍建设很关键。目前记者队伍也还存在“专业能力不够适应舆论监督报道”的问题。做记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多数想做记者的人，当初都是有职业理想的。长时间下来后，有些记者一味地“只种花不栽刺”，经年累月沉浸于“岁月静好”，不触及矛盾和问题，久而久之一些记者呈现出对问题“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的“傻白甜”状态，使得自己从主流滑向边缘。（作者王文志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室主任、本文据作者在中国新闻奖研讨活动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