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长江日报特稿中心负责人朱建华发言。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武汉解放75周年、《长江日报》创刊75周年。1949年5月23日，武汉解放后仅一周，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报头的《长江日报》创刊。《长江日报》原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南局）机关报，现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
2024年是我到长江日报社工作的第15个年头，长江日报社文化的一大特点是风清气正。正是在风清气正报业文化的影响下，一代代长江报人在记录时代精彩的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传奇。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范春歌，在西部沙漠、在雪域高原、在南极长城站、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足迹中，都留下了她的身影。作为一名女性，范春歌那种奋不顾身的追逐，令人敬佩。
两次获中国新闻奖的余熙，另一个身份是公共外交家，他累计出版国际交流主题著作达30部，在境外举办40多场画展和摄影展，采访过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六大洲60多个国家讲述中国故事200多场，长江日报为他专门开设《余熙高端访问》专栏。作为一名地方媒体的记者，余熙用自己的行动，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了独特探索。
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摄影的邱焰，先后9次获中国新闻奖。邱焰2021年花费大半年时间领衔策划推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个同框跨越半个世纪》融合传播产品，令人惊叹。
青年记者贾代腾飞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从摄影转向视频后，他佳作频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长江报人不断挑战自己、改变自己的勇气和精神。
在第33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与实习生赵心瑜采写的《痛心！协和专家：在兴趣班学的这个动作已致1000多名中国孩子瘫痪》获通讯一等奖。这是田巧萍第3次获中国新闻奖。
武汉某舞蹈教育培训机构内，家长正在教室外看着孩子练习舞蹈。长江日报记者胡九思 摄
2021年7月，长江日报特稿中心成立，田巧萍调到特稿中心做记者，直到2023年10月年满60岁退休。退休之际获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是田巧萍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高级记者、专业技术二级、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与田巧萍共事两年多，我从她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做一名好记者应该具备的一些优点。
田巧萍在新闻一线工作30余年直到退休，尤其是这几年，她平均两三周就能拿出一篇有一定分量的、三五千字的报道，实属不易。
一些报道，投入很大，花费时间很长，但报道效果一般，甚至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这个时候田巧萍也不气馁，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值得做的事，尽力了。这种正确对待得失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值得学习的呢？
曾任长江日报社社长的潘堂林，先后7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及全国好新闻。他在新闻界比较早地提出了“新闻发现论”并进行了系统阐述，出版的《怎样发现新闻》一书曾风靡一时。我曾数次阅读学习《怎样发现新闻》这本书。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潘堂林退休之后在《怎样发现新闻》基础上又出了一本新书——《新闻点子捕捉与把握——融媒时代新闻发现新论》。老社长倡导并提倡的新闻发现，早已成为报社新闻业务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年，我从长江日报社现任领导身上，感受的是报社一直在倡导和传承的风清气正的报业文化。
自中国新闻奖设立以来，长江日报社（集团）已累计66次获中国新闻奖，在第33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有3件作品获奖，这在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媒体中都是很少见的。长江日报社获第2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披露 7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至今还受到学界和业界的肯定和好评。
我们的一些获奖作品，是报社领导策划并推动的，但这些作品获奖时并没有报社领导的名字。报社领导认为，荣誉奖励应更多向一线编辑记者倾斜。记者编辑能获奖，就是报社的荣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报社领导这种淡泊名利的做法，无形当中也为长江报人树立了榜样。
对于重点选题，报社领导不只是布置任务，也会亲自参与其中，甚至带队去一线采访，但并不会参与署名。
《长江日报》去年12月26日刊发的万字长文《新征程上起宏图——追寻一代伟人毛主席武汉足迹》，报社领导先后4次审阅稿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与主创团队谈采写思路、采访点位、稿件构架、文章配图等，最后还拟定了稿件标题。主创团队在报社领导指导和带领下，经过这一篇稿件，对如何做好重大主题报道有了新的认识，并积累了操作经验。
新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有时候，对稿件大家难免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这个时候，报社领导的态度就十分关键。
去年，我们团队写了一篇《没有年份的奖牌》的稿件，对这篇稿件内部意见不一。因为疫情等原因，武汉马拉松有几年没有按期举行，为应对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武汉马拉松奖牌就没有标注年份。没有年份的奖牌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忆，也是对时代生动的礼赞。一年一度的“汉马”已完美结束，这篇稿件发还是不发？发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报社领导审阅稿件后认为，这是2023年整个“汉马”报道中最有发现力、最有价值的报道，不仅要发，还要突出刊发。这给了团队很大鼓舞。
抓学习，既是长江日报社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特稿中心日常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去年一年，报社举办各种培训交流学习分享上百场。6次获中国新闻奖的人民日报社原地方部副主任费伟伟应邀到报社做新闻业务基本功培训；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经济参考报社调查室主任王文志等与特稿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分享交流。
近三年，在日常业务学习中，我们对上百篇中国新闻奖作品进行了研讨交流。通过对优秀作品的学习，进一步树立了新闻业务上的目标和追求。对好新闻，不仅要能看得见，更要能抓得住，关键是要能操作好。
这些年，我个人参与采写或编辑的作品先后4次获中国新闻奖；出版《好新闻的样子》《好新闻的味道》《好新闻的气质》等5本著作；带领团队围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九旬教授赵德馨状告知网一事，先后推出100多篇报道，此事最终引起国家层面关注，知网被主管部门罚款1亿多元，并直面问题积极进行整改……这背后，个人努力虽然重要，但与团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精诚协作、报社内外的关心帮助、长江日报社风清气正的报业文化等息息相关。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为媒体进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媒体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去年，我们团队持续报道并推动微信等多家互联网平台改“帐号”为“账号”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今年年初，《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账号”误为“帐号”入选。从广义上说，媒体通过报道，推动规范使用汉字，也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
中国新闻奖在奖项设置上，从“新闻论文”到“新闻业务研究”的变化，更加贴近新闻界的实际，这是值得称道的。但从实际评奖看，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新闻业务研究获奖难；二是一线采编人员要在新闻业务研究上获奖更难。
一线采编人员的新闻业务研究文章多是对某个报道案例的总结思考，比较浅，创新性不强，难获奖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样的文章，对新闻采编一线人员往往又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相反，一些理论性强、创新性强、高屋建瓴的论文，并不一定受一线媒体人的欢迎。新闻业务研究评奖如何兼顾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还需要考虑。
（作者朱建华为长江日报特稿中心负责人，本文据作者在中国新闻奖研讨活动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