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社二楼西头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李让总编辑的办公室。简单、整洁——每位到过这间办公室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这么赞叹。十几年了，从总编辑助理到副总编辑再到正局级总编辑，李让一直在这里办公。有人问，为什么不按惯例调换办公室，他总是淡淡回答，书多，麻烦，在这，挺好。
一
早就听说李让总编辑是有传奇故事的人。
李让，原名王晓。中学六年，他是在北京两所学校上的，初中上的是北京市朝阳中学(现名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高中上的是北京市第二中学。
在朝阳中学，李让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初中毕业时，他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章，在毕业典礼上还代表全体初中毕业生上台发言。
在北京二中，李让的才华和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这一年，他成了《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当选为的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第一批记者、第一任东城区分社社长、第一任总社副社长。作为群众队伍的仪仗队员，他还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
这年暑假，刚上完高一、年仅十六岁的李让，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志地体”(以地点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29万字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一战成名天下惊”。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李让成了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高中快毕业时，李让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
后来李让又编写出版了《中国历史小词典》(36万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新编志地体·中国历史小辞典》(25万字，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
二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涌向新华书店，争相购买自己喜欢的好书。李让的父亲也买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四大名著成了李让最初的藏书。李让尤其喜欢《水浒传》，翻看了无数遍，父亲当初亲手包的牛皮纸书皮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了，可李让还是舍不得换掉，他说，书皮上面的书名是父亲亲笔写的。
后来，父亲又送给李让一部清代小说家钱彩著的《说岳全传》。李让又迷上了这部书，书中情节，他讲得绘声绘色，人物兵器，他也如数家珍一般。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电台开始播出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 而李让已将一部《说岳全传》烂熟于胸。课间休息时，李让身边总是围聚着几位小伙伴，听李让依据《说岳全传》有板有眼地给评书《岳飞传》挑毛病。李让不光会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还能背诵韩世忠的“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初中时，李让对文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也开始自己买书，课余时间经常和同学好友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小庄新华书店、花市新华书店，买自己感兴趣的文史类书籍。语文课老师讲《梁生宝买稻种》，他深受感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作者，马上去书店花六毛七买了《柳青小说散文集》。历史课上，学到清末保路运动，他就去书店买来《李劼人选集》，看那里面的长篇小说《大波》。
后来，受中国近现代那些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寻书买书的逸闻趣事的感染和影响，琉璃厂中国书店成了李让向往的地方。他知道父母肯定不让他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瞒着父母来了一次秘密行动。当他手里拿着地图，从团结湖出发边找边走，终于来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那块金字牌匾下时，那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在中国书店里，李让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零用钱。他终于搞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辈们那么喜爱逛中国书店了：这里的书丰富厚重，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的书还特别便宜，鲁迅的书，每本也就一两毛钱。以后，李让成了中国书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他的秘密，经常利用节假日陪他一起去买书，有时李让因为学习紧张去不了，父母就按照他开好的单子帮他买。李让的藏书开始丰富起来，藏书室也有了名号——“志畤斋”。
时间长了，中国书店的师傅们也认识了他们一家——少见的个人买书大户，中学生模样的儿子挑选的尽是同龄人读不了的史书古籍，父母只管付钱、看堆儿。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也开始关注他们一家。得知李让父母之所以节衣缩食这么花钱买书，只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喜欢读书。周岩同志被李让父母的朴实感动了，他还专门到李让家走访一次，以后每次中国书店举办书市，他都亲自给李让父母写信寄来请柬。
书读得多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
李让发现，司马迁以人物为线索写成“纪传体”的《史记》， 司马光以时间为线索写成“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没有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史书。于是他有了一个梦想——“我要第一个以地名为线索编写一部中国历史，开创一种历史编纂新体例。”
李让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书店的师傅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有的师傅见到李让就说果然没有看错人，有的师傅为李让篆刻了藏书章——“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晓最年少”，更多的则是一如既往地帮李让配书。李让手边经常翻阅的两部清代光绪年间刻印的线装巨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就是师傅们费了不少心血帮着找到的。买书那天，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会客室里，李让和母亲在周岩同志陪同下还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孙瑛的采访，孙瑛同志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她写的报道《访文化街书市》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戴眼镜的文静小伙子，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摞线装书，高兴极了。他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您看看。”转过身，他又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 ：“我很喜欢这套书。学校图书馆借书比较难，我早就想自己有一套，查找资料方便，现在找到了，我真感谢您们！”看着这一幕，我很疑惑 ：他这么年轻能读这种古书？经询问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当年北京16岁中学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王晓。他今年1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上二年级。他的母亲经常到中国书店给儿子买书。前几天她到书市来，没有找到《读史方舆纪要》这套书。书店的同志从库房里找到了这套书，请他们今天来取。
李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父亲王国成是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干部，母亲李航是北京真空仪表厂工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
住在他们家楼上的一位工程师来家讲学习经，提到《数理化自学丛书》，李让父母很上心，没多久就把书买到了，那位工程师非常惊讶——一个普通家庭竟一次拿出十几元钱买一套十七册丛书！要知道，上个世纪 80年代初，菠菜每斤才7分钱，北京晚报每份才2分钱，一张10元“大团结”可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从此那位工程师对李让家刮目相看了。李让父母还给他买回《辞海》，他父亲单位一位老同志经常来李让家里翻看，他说，整个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就你们一家有《辞海》。刚上大学不久，李让在中国人民大学书店看到有平装《宋史》和《金史》，父亲得到信儿，骑自行车赶过来全部买下，又将几十册书驮回家。上史学概论课，王戎笙先生介绍萧一山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1923 年上卷出版时，他还是一位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李让打听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有《清代通史》全五册，就和父亲赶过去买下。书店服务员说，个人买这套大书的你们是第一个。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畤斋藏书”中的每一本书，都浸透着李让父母的心血。
如今在团结湖李让父母家，李让当年的小书房“志畤斋”还原样保留着，凡是来到这间从未装修过甚至从未粉刷过的小书房参观过的客人，都非常欣赏它那种一直保持着的书卷气和清贫但绝不寒酸的特殊格调，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有权人，都对它肃然起敬。
三
2021年，北京陈经纶中学迎来建校100周年，学校网站“百年校庆”专栏转发了李让写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陶宗钰》。 陶宗钰老师是李让上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从教育学上讲，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是兴趣爱好萌芽、人生志向树立的最佳阶段。李让庆幸，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陶宗钰老师，在她的教育引领下，他走好了青春的第一步。
初一上半学期，李让的成绩还算稳定，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一次第10名、一次第6名(全班将近60名同学)。下半学期，世界乒坛发生了大事，中国乒乓球队在36届世乒赛上囊括7项冠军并包揽五个单项的冠亚军，创下世乒赛历史上空前奇迹，李让因此迷上了打乒乓球，期中考试成绩有了波动，期末考试他又追了回来。
暑假中的一天，李让他们班的班长来家找李让，让李让和他一起去学校。到了才知道是有活儿要干，他们教室窗外的杂草已经长得很高了，需要拔掉。李让二话没说，一头扎进草丛中干了起来。一位女老师在他身旁，正和他一起拔草。这位老师四十岁左右年纪，穿着考究，举止高雅，海派气质十足。
“你在班里担任什么职务 ?”老师问话了，浓浓的上海口音。这时李让他们班的那些班干部们都在阴凉处高谈阔论呢，拔草的就李让和这位老师两个人。不是班干部怎么了？！——李让傲然回道：“我没担任什么职务，但我是北京市级三好学生！”
这位老师就是陶宗钰老师，李让他们班的新班主任。这一幕后来总被陶宗钰老师提起，她说，李让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实在、耿直。
初二刚开学不久，李让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陶宗钰老师。第二天早自习时，陶宗钰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我们班的王晓同学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这可是全年级第一份入团申请书啊！一下子，全班开锅一样沸腾了！说什么的都有。这时，陶宗钰老师站出来讲话了，她鼓励同学们向王晓同学学习，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很快，不到14周岁的李让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
以后，只要在学习上、工作上遇到困难，李让就会去找陶宗钰老师，在陶老师的教育引领下，李让德智体全面发展，班级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个人学习成绩也越来越突出。初三的重要考试答题时间都是120分钟，而李让几乎每次都是在30分钟内“又快又好”答完，然后就找监考老师要来空白纸张，一遍遍地通篇验算。老师们见到陶宗钰老师就夸李让变化太大了，由不是一般的聪明机灵到不是一般的谨慎沉稳，和同龄人大不一样。李让还曾经取得过九门功课平均成绩接近98分的成绩。
毕业典礼上，陶宗钰老师请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为同学们颁发毕业证书，她还一直珍存着李让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那张黑白照片——那上面的李让，一脸的正经，一脸的稚嫩。
毕业后，李让一直和陶宗钰老师保持着联系。陶老师写给李让的信，李让都完好保存着，每当夜深人静时，翻看恩师的信，欣赏着她规整漂亮的字迹，李让都思绪万千。陶宗钰老师为李让题写的“璋珊堂”，遒劲有力，李让一直挂在家里墙上。
2016 年是李让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30周年，在热心师友的帮助下，李让见到了最想念的人——张觉民校长。
和同期同学相比，李让在校读书期间和张觉民校长接触最多。张觉民校长倡导的“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对李让影响最大。
李让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练笔，而是为了出版。刚刚升入高二，他就鼓起勇气找张觉 民校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还将1984年7月20日《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他的心得小文《我想写“书”》拿给张觉民校长看。张觉民校长严肃地、安静地听李让讲完，郑重收下了他抱去的厚厚一大摞书稿。没过多久，一天放学后，张觉民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找李让，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介绍李让认识了水利电力出版社电编室编辑吴强——日后他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责任编辑。原来是张觉民校长亲自帮李让联系的出版社。
李让告诉记者：“学生时代的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有教过我的，我都感恩他们，我感恩每一位老师！因为从他们温暖的话语和慈爱的目光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这个“特殊”学生的欣赏和关爱。”
四
李让写的报道，有很强烈的历史感。这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积累有很大关系。
有人开玩笑称，李让是北京青年报社“儿童团”出身。1983年，电台热播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正上高一的李让就其中“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说法，写了篇小文投给了《北京青年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他的处女作。接着他又针对《1984 年文物台历》将“司母戊鼎”和“杜岭方鼎”搞混写了一篇小文《台历上的失误》，《北京青年报》又刊发了。从此李让一发不可收，稿件不断见诸报端，有的篇幅超过了半个版面，有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他成了《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
1998年在日本期间，李让写出了万余字长篇报道《日本东京专访棋圣吴清源》，被《光明日报》《环球》等国内九家权威报刊采用，《人民日报》将其作为重头文章——《黑白世界 道骨仙风——东京访吴清源研究会》。
2004年全国“两会”报道期间，李让在近20天的时间里，克服各种困难，写出十余篇报道。李让还单独承担了受到社会关注的苏州世界遗产大会的报道任务，一共完成十余篇报道，连续5期上了《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同时组来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圆满完成任务。
“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历史上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9个朝代在 洛阳建都，史称“九朝古都”。
2000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洛阳东周王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对九朝古都洛阳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洛阳市计划在市中心建设一个大型“河洛文化广场”。2002年5月，洛阳市开始对东周王城文化广场(原“河洛文化 广场”) 进行改造建设，可是，考古工作者在“河洛文化广场”工地发现大批东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迹，首次发现六马一车的“天子之乘”，举世瞩目！这一惊人发现立即引起了洛阳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河洛文化广场”要不要再继续建设下去？如何建设？巨大的争议由此展开。但是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未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和国家文物局同意的情况下，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 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
李让“临危受命”，只身前往洛阳现场采访，写出《洛阳在毁什么？！》及后续报道《洛阳，1月16日以后……》。
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后来在多方努力下，东周王城最后一处可能保存下来的重要遗址，最终得以逃脱万劫不复的厄运，“天子驾六”车马坑保住了，并在原址建成博物馆，成为古都洛阳一处非常吸引人的文物景点。
五
今天，有关中国的世界遗产的出版物数不胜数，二十多年前这方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5周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10周年之际出版了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文物局联合编写的99万字的《中国的世界遗产》，李让就是这本书的策划人和责任编辑。
当时，李让正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是国际合作室的编辑。1996年，在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本第一大出版社讲谈社为纪念UNESCO成立50周年推出的12卷巨制《世界遗产》非常引人瞩目。那时，买断翻译出版权、引进国外出版巨制的做法正风行国内出版界，名社大社都竭尽所能追猎既能摆出来壮门面又能带来可观效益的所谓拳头产品。于是，面对讲谈社的这套《世界遗产》，几家有实力的大出版社展开了较量，最后有四家出版社与讲谈社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就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最终和讲谈社正式签订合作出版合同的，不是那些年在对外合作出版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而是广西一家出版社，他们孤注一掷，以令人瞠目之价拿下了12卷《世界遗产》中文版翻译出版权。
就在会后，李让向出版社递交了一份选题申报书——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大型学术画册)——既然《世界遗产》做不成了，我们就做《中国的世界遗产》。
李让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选题充满信心。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各地会越来越重视申报世界遗产对推动当地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随着国家申遗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肯定能得到各遗产 地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本书可以不断修订再版，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定相当可观。
几经周折，几经努力。选题申报书第二次上会，终于被批准，而且还被列为重点选题。
在中国文物报社，2000 年《中国文物报》改版扩版，创办介绍文博图书的书林漫步版，李让任责任编辑。他依托书林漫步版积极策划，抓住新千年伊始、新旧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机，组织开展了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评选活动，向全社会展示中国文物的百年成就和中国文博图书的独有风采，活动取得成功，在文博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之后又顺势在2002年举办了第一个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评选活动。以后，这项活动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得以持续开展，现在确定为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参评图书日益增多，已经成为文化遗产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李让调入中国文物报社后的22年里，他在工作中，善于结合文物事业发展形势和媒体融合发展态势，聚焦使命任务，思考生存发展，保持定力，守正创新，引导报社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和舆论导向。
2017年4月，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调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李让既要做好自己副总编辑份内的工作，还要担起调离总编辑留下的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让要管《中国文物报》，要管两个网站(国家文物局政府网、中国文物信息网) 、两个主要微信(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中国文物报社微信)，要负责《文物天地》月刊和《中国文化遗产》双月刊的终审，还要主持每月一次的全社采编工作会议。加班至深夜是常态，他从无怨言，组织报社各业务部门、各媒体平台，统筹力量，密切协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在中国文物报社辛勤耕耘22载，李让审过的文章数万篇，数千万字，他也认识许许多多的基层文博人。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从不寂寞，从不烦恼。这些基层文博人将根深深扎进大地，紧紧拥抱着每一寸文化土壤。正是有了他们的顽强坚守，我们才能将祖先留在这片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下去。谁是文博系统最可爱的人，是这些坚守在文博基层岗位、默默做着文博基础工作的人！——李让觉得《中国文物报》应该推出“小草系列”！说干就干！2020 年新年刚过的一个休息日，李让得到一 个有关基层文博人的线索，马上出门，坐高铁换乘出租车，风尘仆仆赶到天津静海，采访了当地文化馆(承担文物博物馆相关工作)的孙德民馆长，和后方同志一道完成“基层文博人”专栏的第一篇《孙德民：只要我的心脏能跳就要为文博付出》。接着，李让又写了“基层文博人”专栏的第二篇《梁奕建：长兴文博工作的“明白人”》。现在，“小草系列”已经形成规模，越来越多的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人生的基层文博人为公众所了解，文博系统的同志们称报社办了件“暖心”的好事。
李让对《中国文物报》感情很深。他说，印在这张报纸上的文字，简朴干净，清晰稳定。这是一张新闻纸，也是一张历史纸。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事业的发展，人们每每可以从《中国文物报》中找到真实可信的记载。他还说，我们是先有报后有社的，报社现在和未来一切发展都是从《中国文物报》开启的，《中国文物报》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是我们的立社之本，是我们的镇社之宝。
编报工作非常辛苦，早出晚归、加班加点，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责任，白纸黑字，一旦出错，无法改正，追悔莫及。报纸付印日几乎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甚至通宵工作。李让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撸起袖子战斗在一线，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期报纸、每一个版面、每一篇文稿，他保存的付印小样，每张上面必定都有三个以上的小勾，这是他已看过多遍的标记。（文字：杨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