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德宏，文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级教授。曾任工人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系首期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孙德宏
朱建华的“好新闻”系列已经出到第四部了，这很令人高兴。
我与建华从未见过面。但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因为他对新闻职业的热爱，我们在微信上有较多的联系。我对他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阅读他的“好新闻”系列——数年来，他在孜孜以求地追问：什么是好新闻？如何采编出好新闻？
采编新闻的业者、研究新闻的学者，有谁没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呢？
他的追问对象从他所在的长江日报社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国。通过对大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分析，分别讨论消息、融媒“好新闻”的“样子”“味道”“气质”。这一部专门以通讯作品为对象来讨论“好新闻”的“魅力”。前三部我都读过，即将出版的这一部我也读了电子版——材料丰富、分析细致、启发颇多。相信这部《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对新闻传播业界、学界都有很大的参考和帮助。
这一部的话题是：什么是“好通讯”？如何采编“好通讯”？
这一部的结论，依然是他前三部那种形象表述的套路：从“好新闻”的“样子”到“味道”到“气质”，这一回到了“魅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好新闻”不同体裁之“好”的各自形态，似乎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好新闻”从初级到高级这个过程的努力方向。
我认为，新闻传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传递信息，传递对受众有某种价值或需求的信息，这是基本目的；二是影响社会和人生，即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根本目的。这样看来，那些给人以满足、愉快、解放，甚至升华的感受和效果的报道，就是好新闻。实现基本目的的好新闻，其文本形式至少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得先是个事儿；二是得有惊奇感；三是得写得干净。实现根本目的的好新闻，难度可能要大一些。尤其是通讯作品，相较于消息作品，其文本形式与倾向流露都可能更复杂一些。再进一步讲，包括通讯在内的所有新闻作品，能够实现内容与形式“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康德语）的表达，或者实现“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语），确实都很难，这需要新闻的采编者有些超乎寻常的“功夫”——可以认为，《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一书所选的篇目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功夫”，该书作者的分析和讨论也一定程度地揭示了这种“功夫”。也可以说，该书作者的选目及其分析和讨论，是通过那些“好通讯”所具有的共同或独特的品质，来探究“好新闻”的采编规律。
当下，新媒体蓬勃发展，一种新形式还没怎么掌握，一种更新的形式又呼啸而来。业界呈现争奇斗艳，学界探索高深各异……于是，“技术为王”“流量为王”“算法为王”之类的说法，既似是而非又言之凿凿，且声势浩大、各领风骚，而“内容为王”的“传统”的好新闻的标准，在前面的那些“王”面前，似乎正在被遮蔽、淹没……显然，我们今天又需要面对新闻传播从一开始就思考的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好新闻”？怎样才能采编出“好新闻”？
其实，这个答案原本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这个问题不妨换个角度提出：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当下，“好新闻”的标准是不是有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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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重温几十年来获中国新闻奖的那些优秀作品，再看该书作者花了大功夫收集、引用的那些有关这些作品的记者自述、学者评论，以及该书作者的诸多讨论，越发坚定了我的一些认识。
媒介形式的任何改变和进步，都不能改变新闻传播的目的和“好新闻”的标准。各种新媒介、新形式所呈现的新闻报道都必须传递信息，都必须为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在这些方面做得好的新闻报道就是“好新闻”。
所以，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新闻报道，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
“技术”“流量”“算法”这些新媒介所带来的“好新闻”的新指标，虽然很重要，必须高度重视，但称之为“王”则是十分偏颇的。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讨论才得以进入下一个层次——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好新闻”“好记者”赋予了不少新的指标。从采编手段看，要把握并娴熟运用“两微一端”等新技术；从传播效果看，“流量”很重要，“算法”很重要，都必须高度重视——但总的说，相比新闻传播的根本目的而言，这些都是实现目的的技术手段而已。
时代变了，好新闻的标准并未因为新闻呈现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媒介变了，新闻传播的目的和阐释立场没有变——就新媒体上的那些优秀作品而言，它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几乎都很大程度地展现了传统媒体所一贯强调的那些规律性的品质：真实、客观、短小、快捷、新鲜、生动、深刻，以及新闻美学所突出强调的人文关怀、内容为王等。而且，这些品质要求在信息容量无穷大的各种新媒体上，似乎比传统媒体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更加迫切。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中，传统媒体长期积淀下来的那些品质、规律，在新媒体上不是没用了，而是要求更高更强了。
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时代，评价新闻传播优劣的标准仍然在于传播效果，效果优劣仍然在于文本的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大小仍然在于事实本身，而从事实中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传播主体（记者、编辑）的新闻价值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主体是否拥有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即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这些都必然地体现在新闻文本之中，必然地成为新闻文本的报道倾向……这些认识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优秀的新闻人要在娴熟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同时，花大功夫提高自身新闻价值的判断及遵守新闻规律实现这种判断的能力。后者要比前者难得多，也重要得多，而这可能也正是一个“合格新闻人”与“卓越新闻人”的分水岭。
我们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一方面，为什么同样题材有的新闻作品能够成为经典长久流传？另一方面，为什么一些重大报道花了很大的力气传播效果却并不理想……我以为，上面讨论的那些“规律”可能对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机理的探究会有一些帮助。
最后，还应该注意到，对新闻传播而言，“互联网时代”尤其强化了“好新闻”所应该具有的与受众平等、共享、互动的品质。具体到“好通讯”，《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一书归纳、总结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同时也应该看到，那些“好通讯”可能还具备另外一些“隐蔽”的品质。所以，关于如何采编出“好通讯”，或许还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下那些优秀的通讯作品本身客观存在的更深层的“功夫”。比如，既要严格地遵守“真实”“客观”的新闻规律，又要使新闻文本因为某种张力而吸引受众阅读，甚至感动受众，实现“共情”传播，于是，那些优秀的通讯文本极其谨慎而广泛地使用了想象、隐喻、象征之类修辞手法。我以为，这也是“好通讯”的某种独特品质，亦应得到某种关注。事实上，新闻史上的很多经典名篇，几乎都具有这样那样的更独特的品质。深入研读《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所选篇目中那些优秀的通讯作品，是可以领略到这一点的——否则，如果它们都是常用的套路，它们凭什么获奖？凭什么成为名篇、经典？
以上这些是我在读《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时的一些感受和认识，在此也一并与建华和读者们分享。
是为序。
（本文系孙德宏为《好新闻的魅力——中国新闻奖通讯作品赏析》一书所写的序言）
本文转发自“长江朱建华”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