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福会,1985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入职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历任新闻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曾多次参与全国两会、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报道;出色完成大兴安岭火灾、深圳清水河仓库爆炸等重大灾害事故报道。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等全国性大奖,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2014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9年入选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
我的新闻生涯始终与一张报纸紧密相关。1985年入职人民公安报社时,《人民公安报》创刊还不足一年,如今它即将迎来创刊40周年。我与这张报纸相伴了39年。很幸运,作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和一张新生的报纸同起步、共成长。
记者的职业,让我走了不少路,到过不少地方,遇到不少人,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采访了不少大案要案。有些经历令人终生难忘,伴随并影响着我的一生。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文作者(左二)在编辑部组织部署人民公安报两会报道。
大兴安岭火灾:第一次体验生死时刻
警察是面对急难险重“逆行”的职业,记者也是如此。作为身着警服的“字警”,哪里有警察冲锋陷阵,哪里就有我们随警而行。这些年,我深入一线采访过火灾、水灾、冰冻灾害、大爆炸,还有地震、疫情……记忆最深的一次采访是在1987年,当时我23岁,到人民公安报社工作不足两年。
那一年5月7日,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我接到采访任务,当天即赶往黑龙江省漠河。出发时穿了一套橄榄绿的警服、警用棉大衣,背了一个摄影包、一部相机和几个黑白胶卷,匆匆飞往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到漠河还有上千公里路程,几乎等同于哈尔滨到北京的距离。我们几个北京来的记者联系搭乘货运列车,连夜赶往漠河。
我们登上一节空空的货运车厢。这是一个用木板拼成的大木箱,有几十米长。5月的北京已经穿衬衣了,这里还是冰冷刺骨。临行前,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同事帮我换了一件棉大衣,和我那件相比,里面多了一层毛皮。然而,随着夜深,列车一路向北,气温也在迅速降低。木板之间留有很大缝隙,车厢里到处透风。实在冻得不行,我和中新社记者彭伟翔只好“抱团取暖”:脱下各自的大衣,在车厢地板上铺一件、盖一件,两人紧贴地抱在一起。冻得睡不着,有人拿出随身带的白酒,一人一口地传递着喝,然后我们在车厢里绕圈跑步。
到了漠河,我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我的报道是这样开篇的:
“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眼前的一切了。树木,黑色的;土地,黑色的;河水,也是黑色的。昔日的排排房屋,如今已是一片颓垣断壁,只有高高的烟囱仍然矗立着,远远望去像一个个墓碑。
空气中充满了烟雾,笼罩了头顶上隆隆驶过的飞机,笼罩了刚刚升起的太阳,只从中透出一片惨红。
中国最北部的县城——漠河,在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大火中成了一片废墟,只有西林吉镇中心幸存的几栋楼房在向人们表示:这里曾是一个城镇。”
在仅存不多的建筑里,有公安局的一排平房。一身警服让我很快找到了同志和战友,找到了投身之所。我受到了公安局特别的优待: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床、几瓶罐头。那是窄小的折叠床,铁架中间绷着钢丝,睡上去就往下沉。同行的记者没有人接待,就和我“蹭吃蹭睡”,窄窄的床让我们前胸贴后背地休息。然而这已经让人很满足了。
我从当地公安局借了一辆自行车,再加上一身警服,可以“长驱直入”指挥部。当时,公安局有一条专线电话,相当于今天的专网,通过接线员人工接转,可以转接到报社。发完稿子,我们还要去前线采访灭火。几个记者去找部队求援,救灾的时候,这是最易行的办法。我们乘坐的直升机来自河南洛阳的部队,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唯一可以辨识的是铁道线。“扒”着铁道线飞行过程中,经过一片正在燃烧的森林。穿过浓烟,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铁道线。直升机调头往回飞,始终也没有找到航线。直升机最后终于回到了出发地,此时,飞机上的燃油也基本耗光了。
最刻骨铭心的采访是从5月17日开始的。晚上,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郑勇、刘朱婴,经济日报女记者隋明梅一起准备和扑火部队一起上山。夜里很冷,我们紧紧裹着大衣,和部队的战士一起,围着一堆堆篝火等待天亮。一夜未眠,没吃没喝。部队的给养有限,谁也不好意思和人家要点干粮、饮水。
天一亮,我们便开始随部队上山。一路并没有见到山火,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在山顶附近发现了山火。扑火过程当中,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原来随着风向的改变,火势在蔓延,我们大部队被围困在火中。如果中午之后风力增大,我们所处的位置将全部被火吞没。
等待命令的时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人说话,我们静静地靠着白桦树坐在地上,望着不远处飘起的浓烟。每个人尽量表现出镇定。隋明梅坐在我旁边,沉默很久,悄悄告诉我:“一年前今天的这个时刻,我儿子正好出生。”当时,我没有为人父母的经验,但能感觉到作为一个母亲缺席儿子第一个生日,且又面对生死考验的心情。
逃出火海,四位记者在一片幸存的林地里合影留念。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恐慌情绪可以传染,镇定同样可以传播。虽然此前没有经历过生死时刻,但这一刻我仿佛已经没有了恐惧。我静静地做着撤退的准备,将拍过的胶卷、采访本逐一装进贴身警服的上下口袋,将袋扣扣紧。不得已时,会扔掉相机、大衣,轻装突围。
1点左右,突围的命令来了。部队的战士手持风力灭火机在前面压住火势,其他人挥舞手中的各种灭火工具,一路往山下冲。我们几个记者没有灭火工具,就挥舞着随身携带的毛巾,边跑边抽打着身边随时可能再度燃起的火苗。
也记不清具体多长时间了,两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跑到山下安全地带。一路磕磕绊绊,我脚上穿的皮鞋前半截已经还原成皮子原有的颜色。
冲出了险境,这才感到疲惫不堪,饥渴难耐。我们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有名记者从灭火部队借来了砍刀,砍下了一块白桦树皮。砍过的地方渗出汁液,我想都没想就过去吸了起来。就像事后一名记者说的那样:“如果当时给我一瓶液体,我绝不会问是什么。”这一刻被《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刘朱婴抓拍下来,刊发在中国报刊报一版报眼处。
打黑第一案:头绪复杂的一次采访
1990年,报社领导接到指示,哈尔滨“乔四”黑社会团伙案可以公开报道。人民公安报是涉黑案件报道的独家媒体,我和另一名记者当即赶往哈尔滨。
虽然报道过不少大案,但接触到“乔四”案时还是被震惊了。堆积如山的案卷中记载了这个黑社会团伙令人发指的恶行:他们垄断了哈尔滨的拆迁市场,“刀枪炮”(打手)无恶不作。他们以钱开路,在当地更是横行霸道,手下被抓,甚至敢直接到领导办公室要求放人。
采访时,案件已审判,几名主要的团伙成员已被执行死刑。然而,团伙成员与公安机关甚至专案组成员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还是令我们感到意外。专案组原本是秘密成立的,专案组组长是一名退休民警,副组长则是直接从政府和政法系统调入的领导,但办案期间专案组组长们家里的威胁电话却没断过,即使换了号码。
采访过程扑朔迷离。在一对一的采访中,经常会听到采访对象悄悄告诉我们,专案组某人涉黑,某人是“保护伞”。半夜,我们住的招待所房间会有轻轻的敲门声,会有人从门缝下塞进小纸条。
为了让稿件尽快出炉,不纠缠复杂的关系,我们选择了披露团伙主要成员的典型做法,以及专案组排除万难、终将团伙成员抓捕归案这一主线。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稿件让读者感受到党和政府打黑的决心,对社会有信心,对警察有信任。
回来以后,大约2万字的长篇报道《冰城大决战》很快完成,报社决定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两个整版刊发。上篇刊发后,一下“爆”了。当时,我们在部机关大院办公,多人问及这一稿件情况。一位部领导遇上报社领导说,稿件写得好。
稿件刊发后,转载媒体众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据此做了系列节目。
红原:长达十几年的特殊牵挂
每年春节前,我都会收到同一个人寄来的明信片,已经有十几张。“新年快乐!”“扎西德勒!”“好人一生平安!”每次都是朴素而诚挚的祝福。寄信的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的藏族女孩尼青措。她是因公牺牲民警、“一级英模”泽东的女儿。
和尼青措一家相识是在2006年夏天。那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报社组织了“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在前期踏勘时,我和报社两名记者翻过夹金山后,来到了红原。
2006年9-10月,本文作者(前右)作为“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前线总指挥,对沿途健在的老红军进行采访。
红原得名于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经过这里的大片沼泽,没有干粮,靠吃野菜、煮皮带充饥,不少红军长眠于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泽东的故事。
泽东是一名普通的藏族民警。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带着妹妹到红原投靠叔叔。他们白天放牧,晚上做家务,叔叔送他上了学。20岁那年,泽东入了党,后来参军、参战,又进入公安机关。泽东工作的龙日派出所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所,海拔3800多米。连续4年的春节,他都让其他同志回家过年,自己留在所里。就在2006年春节的正月初三,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泽东倒在了所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枪和警车钥匙交给妻子达木初,让她给值班领导打电话,他说辖区不能缺人……
我们去看望泽东的妻子和孩子。没想到他的家那么穷困,房子是借住的,连件像样的家具、电器都没有。3个女孩,大女儿、二女儿毕业没工作,三女儿初中毕业面临辍学。面对她们的眼泪,我们不知该如何安慰。记不清我们当时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离开她家的,只记得我们当时把车上储备的食品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反复劝她,一定要让小女儿坚持把书读完。
回京后,我们将有关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两个月后的9月30日,我作为“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的前线总指挥,带领采访队伍到达红原。大家来到泽东工作过的派出所,向达木初一家转交了公安部的慰问金,不少队友也把随身带的钱悄悄塞给达木初。达木初汉语说得不好,一直流着泪说“谢谢”。
2007年1月,看到报社报送的内参后,多位领导作出批示,还有一位部领导给报社打电话,要为达木初一家捐款。公安部派出慰问组专程慰问达木初一家,与省、州、县公安机关以及红原县领导一起研究解决她们的困难。确定在当年帮她们盖上房子,帮两个孩子找到工作,帮最小的孩子完成学业的方案。四川省公安厅领导多次派人前往红原过问进展。报社启动“助学行动”,将泽东的小女儿作为资助对象,直至她完成全部学业。阿坝州公安局承担了她每年5000元的学杂费。
为尽快让泽东遗属安居,红原县公安局请示县政府无偿在县城为泽东遗属划拨了地皮,并利用部、省、州、县公安机关慰问金15万元,破土动工新建住房。大家共同的想法:这不仅是为了泽东,也是为了还在岗位上奋斗着的警察战友们。
和达木初一家第一次见面整整一年后,我第三次赶往红原。
2007年7月21日,阴雨绵绵。我一路辗转,早班飞机加4个小时的车程,赶到红原县城已近中午。达木初母女的新居坐落于县城的一条道路旁,上下两层。一层是小卖部和洗车房,楼上则是几间卧室。为了解决英烈遗属的长远生计,阿坝州公安局和红原县公安局还各赠送现金2万元,为一楼小卖部添置了小百货。
阿坝州的领导,红原县的四大班子领导,州县公安局的领导,还有州公安局全体中层干部都来参加新房的落成仪式。当达木初从州委领导手中接过钥匙的时候,在场的民警和群众将藏族人民用来祝福吉祥的龙达抛向空中。在满天飞舞的龙达中,达木初又一次饱含热泪,不住地说:“谢谢!谢谢!”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发现天开始放晴,或许这也预示着达木初一家正走出阴霾,走向幸福。
2007年11月28日,泽东同志被人事部、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他的小女儿后来上了警校,毕业后也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2016年,也就是和达木初一家相识10年以后,达木初带着她的3个女儿来到了北京。他们到了天安门,到了公安部,他们想看看这个给了他们温暖的大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公安部大院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自助餐。以往,每一次见到达木初时,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泪水。这一次,她没有流泪,她是带着心愿达成后满足的微笑离开北京的。
这些年,类似的故事很多:经过我们10年的“助学行动”,警察的子女能够继续学业;经过我们多方奔走,瘫痪民警及时得到救治,重新站立起来返回岗位;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锒铛入狱的打黑民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病床上听到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2014年7月,本文作者(左一)在308国道西藏段“通麦天险”采访。
39年的记者生涯让我切身感受到:要当好一名记者,你的战场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在路上,心中才有时代;在基层,心中才有百姓;在现场,心中才有感动。
感谢记者这个职业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这个职业,让我们有了逆火、逆水、逆各种灾害而行的机会,找到了有别于常人的视角,经历和见证了各种重大而关键的历史时刻。能够经历这样的采访,我感到很幸运。历经考验,我的人生得到磨炼;经历生死,我对人生有了别样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