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爽

坚定信仰是最高的纪律要求

　　2016年春天，我们出发，目标只有一个－－看铁纪如何铸就。

　　南昌、广州、武汉、上海、嘉兴、南京，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政党最初的成长痕迹。让这个政党最终形成铁的纪律的基因，由一大批早期革命者以坚定的信仰注入。

　　（小标题）信仰坚定方能百折不回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令参观者驻足最久、感慨最多的展板，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生平介绍。大浪淘沙，一大代表们各自留下的人生遗迹不尽相同，通过展现他们的生平经历，后人会得到有益的启示。13位代表，有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也有人脱党、叛党。

　　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大量涌现，马克思主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1921年初即有人撰文称：“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成显学去进行学术研究，或是当成通往名利的阶梯，还是当成救中国的科学道路视为终身的信仰，为之百折不回，是决定这13位代表，也是决定早期投入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重要因素。

　　把信仰视为最高的纪律要求，其实早在二大时就已经写进《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个个党员不应只是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我党早期的发展历程充满曲折和挫折，在一次次失败、一道道生死关口面前，甚至面对同志间的误解与错误对待，仍能不动摇、不变节，除信仰而外，又有何者可赖以支撑？

　　（小标题）信仰坚定方能走过荆棘

　　南昌中山路，八一起义纪念馆。一队来自广州的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馆内参观，秩序井然，令旁边的参观者肃然起敬。走出展馆，队伍解散，军官们争相站在广场上的雕像旁留影。

　　雕像是朱德、贺龙、刘伯承……8位新中国的开国元帅都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八一起义。除了军事作战，年轻的军官们或许更应该了解的是，这些元帅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坚定地投入到那场九死一生的拼杀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政权宣布为“非法”，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党的队伍里，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还有的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革命者却选择在这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担任高级将领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唯有这样信仰坚定的人，才配得上开国元帅的称号，才能成为铁流的缔造者。

　　（小标题）信仰坚定方能不畏牺牲

　　在武汉八七会议纪念馆，巧遇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记者想做一个采访，可这位70多岁的老人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父亲牺牲时，我才两个月大……

　　陈潭秋的热血留在了他热爱的土地上，而陈楚三对父亲的了解与怀念只能靠展馆里的旧照片和冰冷的文字。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与陈家父子相同和相似的故事写满了整个展馆：

　　李耘生烈士牺牲前难忘两岁的小儿子。冷少农烈士因为从事地下斗争长期不能回家，母亲写信斥责这个“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儿子。牺牲时年仅21岁的贺瑞麟烈士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写下了“为大家，弃小家”的心声。

　　恽代英烈士的墓碑也安放在雨花台。南昌起义时，身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的恽代英虽患肺病，仍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同志们把他比作“圣雄甘地”。在他31岁担任黄埔军校教官时写下了这样的话：“每个同志要服从党纪……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裁制他。”

　　为国不顾家，为国不顾身。坚定的信仰之下，才能践行最严格的纪律要求，视死如归。

　　（小标题）信仰坚定方能载入丰碑

　　我们寻找革命遗迹，找得艰难。在武汉狭窄的小巷里寻找恽代英旧居，失望而归。再去看瞿秋白故居，在资料提示的吉庆街反复寻找，才找到一处正在维修的建筑，从被红布遮盖的牌匾缝隙处终于隐约看到了“瞿秋白”三个字。

　　这还是在党史上留下了身影和名字的人，更多的人墓碑上甚至没有详细的生卒年月，更不用说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英烈们。

　　“永不叛党”，是所有党员在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宣誓时都曾说过的誓言，但当把它作为最高的纪律要求，要用生命和身后之名来奉献时，有多少人还能如此坚定？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我们看到了一座雕塑：一个背向我们的伟岸身躯，虽然已经倒下并沉入大地，一只手却仍高高擎起，奋力向上托举……这雕塑纪念的不正是那些不知名的烈士们吗？

　　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中心广场的雕像前，安放了一盏长明灯，四周环绕着由天南地北的祭奠者致献的终年不绝的鲜花。长明灯前有一方石碑，我们伫立着，轻声读出石碑上镌刻的文字：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会常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