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在古代修建和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特色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长城内外不同群族的内在精神，通过文化的传承、创造和发展，表现出民族特色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今年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河北日报、纵览新闻组成联合采访团队，跟随现为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的董耀会再走长城，深入调查长城保护现状，推出系列鲜明的“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董耀会长城日记”栏目，拓展长城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
两个多月、跨越9个省区市，我们有很多董耀会和“老伙计”的故事想和你分享。
（一）
这是一次对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时代跨越最长文化遗产的探寻。
长城横贯东西，我们沿着40年前董耀会行走的路线，从辽东到甘肃，跨越平原、丘陵、山地、高原、沙漠等多种地貌类型。两个月，9个省区市，20个长城点位，记者小分队如同接力，一直在路上，在现场。
现场意味着必须深入第一线。
长城因其功用特征，多位于偏远山区，亲身走到每一站的长城垛口上，是本次采访团队对一线记者的最低要求，某些时候却也是最高要求。
6月27日，花楼沟村农民摄影师们在金山岭长城拍摄照片。越来越多的花楼沟村村民拿起相机，记录金山岭长城美景。河北日报记者李东宇摄
在已成为热闹景区的山海关、老龙头、八达岭等站，为避免与游客扎堆、取得最佳“出片”效果，有时候，我们要凌晨三点起床、四点之前入场。
影像记者背着十几公斤的设备，要先选择一下坡度的陡峭山地，找到最好的角度，倒退着边爬长城边拍摄。
从海平面直接拉高到海拔三百多米的角山长城，在一路与我们同行的普通游客开始喘息着讨论要不要改乘缆车的时候，文字记者却已俯下去身认真辨识、记录镌刻着40年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中捐款者姓名的长城砖上的字迹。
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董耀会（右）与河北日报记者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东宇摄
我们和长城巡护员一起巡查普通人很难到达的线路，和文史爱好者一起寻访摄影记者沙飞抗战期间在长城拍摄的点位，每一次攀登，每一段行走，都务求沉浸。
7月16日，董耀会（左）与河北日报记者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李二口长城交流。河北日报记者 田明 摄
现场也意味着必须快速反应。
在崇山峻岭间，在烈日酷暑下，在山雨欲来时，真正的现场，永远有预想不到的意外和挑战，也永远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
因为在现场，我们才如此真切地感到紧迫。
（二）
这是一次跨越40年的重新行走，也是50后嘉宾与70后80后记者以及Z世代全媒体记者三代人，与长城的对话。
“和40年前比，这一次走过来，大不一样了！”8月19日，站在辽宁省丹东市虎山长城上，眺望远处的群山和蜿蜒于上的雄伟长城，面对1998年出生的多媒体记者的镜头，1957年出生的董耀会再次发出感慨。
无论出镜与否，“大不一样”的感慨，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发出。
40年前，董耀会出发时的老龙头，还是海滩上的一片不为人关注的废墟；40年后，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中，全国捐建的老龙头成为长城游的必到之处。
7月27日，在陕西省定边县盐场堡段长城，董耀会（右）向河北日报记者介绍情况。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40年前，迁安白羊峪大理石长城脚下的山村少年在与他相逢之前几乎没有见过外地人；40年后，昔日的少年变成了长城保护员，他珍藏的一幅地图标注了来自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划以及1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的故乡。
40年前，陕西榆林镇北台长城，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台”，登台看到的是漫漫黄沙，大风吹得脸上脖子里全是沙子，一磕牙嘴里嘎吱嘎吱响；40年后同，镇北台外毛乌素沙地沙退人进，触目所及已被绿色覆盖。
40年前，辽宁虎山长城作为明长城东起点，还沉眠于地下，未被考古工作者正式确认；40年后，辽宁虎山作为明长城东端起点和多边滨海公路、边境国道的起点交汇处，成为中国人深度自驾游的热门打卡地。
7月22日，董耀会（左）与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老牛湾村交谈。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巨大的时空跨度，使“沧桑巨变”对这场大型纪行式采访的每一个参与者来说，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长城脚下看中国，万里长城为我们搭建了直观感受和呈现中国巨变的最好参照系。
（三）
新闻因人而生动。
8月10日，董耀会（右）与河北日报记者在阳关烽燧遗址交流。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摄
除了少数又开放的景点，大部分长城至今仍处于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在河北省涞源县，我们来到了长城乌字号保护站。李凤鸣、李勇父子在这里接力守护长城36年。村子搬走了，他们还在长城脚下坚守，使这座深山保护站成为很多人到访涞源长城时相聚的文化客厅。山有多深？他家门外的一棵大树下是整个保护站手机信号最强的地方，盛夏的树荫下，往长城方向走两米，可以用微信传图片，往家的方向走一米，就已经接不通语言通语。
几乎每一个爬长城的人都会在情不自禁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诗句何来？在我们的笔下和镜头里，讲述其中故事的是宁夏固原彭阳县长城村村委会主任乔建设。毛主席随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来到此地时，就住在乔建设的高祖父乔生魁家。《清平乐·六盘山》的雏形《长征谣》，正是在他家窑洞里写就。
几乎每一位我们接触到的“长城人”都会谈到亲历的长城巨变。技术手段变化多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研究者，亲历过拉着皮尺一米一米测量长城长度的时代，也带着学生开启了无人机拍摄，用数字化手段为长城“造像”的新模式。在天津博物馆，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参观者可以用“座舱视角”身临其境地飞越天津长城全段。
近年来，古老的长城在保护中一直保持历史印记。修旧如旧有多旧？在大境门，我们记下了门洞里董耀会忍不住驻足抚摸那两扇红漆斑驳龟裂的原装老门板的瞬间，一声“老伙计你还好吗”的问候，让我们触摸到长城脚下岁月沧沧的真实。
真正的长城有温度，有生活，甚至会讲述。它不仅仅是承载着两千多年历史记忆的古代防御体系，更由一个个热爱长城、受长城影响的普通人组成，他们的记忆和付出、坚持和创造，才是我们报道长城40年来变化的最好参照系。
你感受的现场有多鲜活，你镜头和笔下的现场有多生动，取决于你离现场有多近，更取决于你离现场中的人有多近。这是我们在践行“四力”路上最真切的一个体会。（作者：河北日报记者朱艳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