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衣服补丁摞补丁的叶根土（后右一）一家的合影。后左一为叶根土的妻子高阿二，前左为女儿叶桂凤，前右为大儿子叶兴富，怀抱者为二儿子叶兴友。 徐永辉摄于1950年
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看到这组照片和报道后，立即拟定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写了一首长诗一起发表。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叶根土，叶根土，从前是，无土扎根枝叶枯；如今是，根深叶茂承雨露。中国农民五亿多，哪个不像叶根土!一张照片十年间，主人不识旧容颜；再过十年看今天，人人难辨旧河山！”图为1959年国庆节前夕拍摄的全家福。 徐永辉摄于1959年
人与人的相遇，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在浙江日报社当摄影记者，第一次被批准单独下乡采访，就在嘉兴七星乡遇见农民叶根土一家5口，从此，他们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1950年、1959年、1990年、2008年、2019年……70年的岁月里，我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家四代人的生活。如今，我再次翻阅这些照片，呈现在我眼前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早已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他们善良、勤劳、质朴、踏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一番新的天地。
他们都是普通人，平凡如你我。而记者这份职业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我们用手中的纸笔和相机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人一事一物，其实也正在记录着历史。
10年、30年、50年……70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我和相机里的他们一起日渐老去，而相机外的这片土地却越来越显得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我已经90岁了，再次踏上旅途，第一次去嘉兴的场景却像是发生在昨天。
（一）初见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5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被这一阵熟悉的歌声吸引着走进嘉兴七星乡。
对这里，我一点都不陌生。两年前，我坐着火车去杭州参加革命，在这里遇到了国民党空袭，趴在火车底下才幸免于难。现在，我是一名光荣的党报工作者，去农村采访解放后的新变化，还带上了全报社唯一一台蔡司牌的照相机——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由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亲手交到报社总编手里。
循着歌声望去，两个孩子正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蒙上一圈柔和的光影，这场景让我欣喜，让我振奋，我不禁也在心里与他们同声而唱。
记者的本能，让我举起了手中的相机。可当我越走越近，心却一下子沉重起来——两个孩子都面有菜色，身上穿的更是破布旧絮拼合成的衣服，腰间还扎着一根稻草绳——为了防止这些烂布头一块一块掉下来。
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他们的新生活还没有开始吗？
不是，绝不是这样的！旧社会留给百姓的苦难，肯定不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完全消除。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必定能够告别贫困，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到这里，我又一次调好光圈。可小一些的那个孩子，却在此时看到了我手中的这个“怪家伙”，哭着往家里跑去。听到哭声，他们的爸妈从屋里走出来，女的看见陌生人有些害怕，男的却满面笑容：“解放同志做啥？”
这是我和叶根土的第一句对话，没想到，从此我成了根土家叫了一辈子的“解放同志”。
“我想给孩子们拍个照片！”
“他们好福气啊！我活到现在，还没有拍过照片！”
“那就一起，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
“咔嚓”一声，历史定格在了这一刻。照片上，一家五口衣衫褴褛，可对未来的期盼，却都写在了憨厚的笑容里。
交谈中我得知，叶根土解放前是个雇农，多年前与孤女高阿二结为患难夫妻，如今已经养育了3个孩子：大一点的女孩叫桂凤，哭着回家找爸妈的是大儿子兴富，还抱在根土手里的，则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二儿子兴友。
上世纪50年代初，劳动与奋斗是社会的主旋律，激昂的劳动号子仿佛一整天都在耳边回绕，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4年后的一天，读着报纸上各地丰收的消息，我突然又开始思念根土一家：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了吗？
说走就走。第二天，我又辗转赶到了嘉兴，可来到那个熟悉的晒场，根土家却已经人去屋空。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已搬走了，不知去向。此后几年，我又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在第5次去时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从小逃荒讨饭来到这里的，解放后连续三年丰收，他积了一点车费，带领全家回原籍台州黄岩凉棚岭和老母亲团聚去了。
从此，黄岩成了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地方。每次去当地采访，我都要拿着当年的那张“全家福”打听根土的下落。
1959年，终于有人把我带到了凉棚岭，带到了根土家门前。
变了！一切都变了！
不过是9年时光，生活的变迁却让人恍若隔世。眼前的根土意气风发，妻子高阿二已经没有了之前病恹恹的模样，“解放同志，我现在是队里的积极分子，晴天下田，雨天做木匠，最近，还打了入党申请报告。”
听着根土细数这几年的生活，看着叶家清爽干净的小院，我一下子激动得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唯有再次举起手中的相机，“我再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吧！”
